宋、元市民音乐形式主要有器乐、歌曲、说唱几大类。
        器乐主要有以下诸种:
        细乐。 这是一种小型器乐合奏,用箫管、笙、��(音zheng)、嵇琴、方响等乐器。从其乐器组合来看,这种音乐细腻迤丽,或许因此而得名。
        清乐。亦为器乐合奏,用笙、笛、觱篥、方响、小提鼓、拍板、札子等,其音清雅。
        小乐器。器乐重奏或独奏。最常见的有双韵合阮咸、嵇琴合箫管、鍫琴合葫芦琴、十四弦独奏等。照理,还可有其他的组合方式。
        荒鼓板。器乐合奏。由三五人组成乐队,乐器以鼓、拍板、笛为主,有时亦加一二女童作舞旋或唱小词,专门在观潮、看灯、赏花、酒座等场合“赶趁”。
        鼓、板、笛这三种乐器的组合,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唐代段安节在《乐府杂录·鼓架部》中曾提到过这种组合方式,所用鼓为腰鼓,即两杖鼓。宋代的唱赚、诸宫调也都是以这三种乐器伴奏的,但鼓已不同。至元、明、清,在曲牌体戏曲音乐中,这三种乐器一直作为伴奏乐队的支柱。
        歌曲主要有以下诸种:
        小唱。从歌舞大曲中选取其慢曲、曲破、引、近等歌唱部分进行清唱,谓之小唱。其节拍特点为重起轻煞,演唱风格为“浅斟低唱。”
        嘌唱。将已有的令曲小词作宫调、节奏及衬腔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歌曲形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即兴发挥的意味。演唱时以鼓伴奏。嘌唱原来只在街市演唱,后来亦出现于宅院。
        叫声。以宫调将市井中诸种歌吟卖物之声加以规范而形成的一种歌曲形式。当时汴梁街市,“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由此可知,叫声的曲调应是十分丰富的。叫声有以嘌唱作引子的,叫做“下影带”,无引子者称为“散叫”。
        唱赚。唱赚是一种较大型的歌曲形式,北宋时期已经流行。《事林广记》一书中有一幅唱赚图,清楚地记写了当时唱赚的表演情形。唱赚的伴奏乐器以鼓、板、笛为主。其曲式,早期只有缠令和缠达两种。缠令是由若干曲牌相连,前有引子,后有尾声,即“引子——A-B-C-D……尾声”。缠达,又叫转踏、传踏,形式是在引子后面只以两个曲调轮流出现,即“引子”。到了南宋初期,艺人张五牛参照了民间一种叫做“鼓板”的歌唱艺术,创造出一种新的歌曲形式“赚”。赚的特点主要在节拍方面,它由散板和定板交替构成,最后一次次上板时,听者往往会认为这是歌曲主体部分的开始,正听得聚精会神,全曲却到此结束,使听者有被“误赚”之感,故名“赚”。赚出现以后,被吸收入唱赚之中,使得唱赚更富于变化,富于表现力。

        

宋代“唱赚”图(载《事林广记》)

        唱赚本来已经是一种大型歌曲形式,可后来又有人把几套唱赚联接使用,构成更大的规模,称为“复赚”,用以歌唱长篇故事,实际上已成为长篇叙事歌曲。也有人将它归入说唱音乐类,但它是只唱不说的。
        在音乐构成方面,唱赚可谓“广征博采”,它既包括慢曲、曲破、大曲等传统艺术歌曲,又包括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外国歌曲,如嘌唱、耍令、番曲、叫声等。在歌唱表演方面,亦有严格要求,如“执拍当胸,不可高过鼻”,“腔必真,字必正”等等。所以,宋人视唱赚为“最难”,不无道理。

        

唱赚谱《愿成双令》(载《事林广记》)

        鼓子词。鼓子词因用鼓伴奏歌唱而得名,只用单个曲牌作反复。后来衍化为说唱艺术。
        琵琶词。这是元代出现的一种歌唱形式,歌者自弹琵琶伴奏。在城市中演唱时,能“聚集人众,充塞街市”,可见琵琶词是深受市民群众欢迎的。
        说唱主要有以下诸种:
        鼓子词。歌唱形式的鼓子词后来加入说白,用以敷衍故事。现存宋代的鼓子词作品有北宋赵德璘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叙述张生和莺莺的故事。通篇由散文的说讲和歌唱相间构成,只用一个“蝶恋花”曲调反复十二次。唱者自击鼓,并有小乐队伴奏兼伴唱。
        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出现于北宋熙宁、元丰、元祐年间,是一个叫孔三传的民间艺人首创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孔三传曾创作过一部《耍秀才》诸宫调。和其他说唱艺术一样,诸宫调也是由说白和歌唱相间构成;但在音乐方面,诸宫调却显示出异常的复杂。它不像鼓子词那样只反复使用一个曲牌,而是由多个不同的曲式单元构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曲式单元可分三类,其一为单个曲牌;其二是单曲的若干次叠唱再加一个尾声;其三是大型的缠令曲式,少数包括“赚”。每个曲式单元的内部为同一宫调,但不同曲式单元之间的宫调就不同了。这样,一部诸宫调的音乐就是一首多调性的套曲,“诸宫调”即因此而得名。
        诸宫调音乐的复杂是由其所表现内容的复杂所决定的。现今可知的诸宫调曲目约二十种,主要包括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两大类,如《张协状元》、《刘智远》、《西厢记》、《三国志》、《五代史》等。这些故事情节复杂,篇幅长大,像鼓子词那样只用单个曲牌是难以表现得体的。现存最完整的诸宫调唱本为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解元”是金、元间对文人的尊称)。为避免与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相混淆,人们多称《西厢记诸宫调》为“董西厢”,而称《西厢记》杂剧为“王西厢”。西厢记所叙述的就是读者所熟悉的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揭露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的虚伪和残酷,描写了张生、莺莺,特别是红娘的反抗精神和聪明机智。与这样一部内容深刻、结构宏大的作品相适应,其音乐的复杂是可以想见的。全本用了一百五十一个基本曲调,连同各曲调的变体共四百四十四个;用到了前述三种曲式,用赚,涉及十四个宫调。这样一部巨著,且莫说创作之繁难,仅把它演唱下来,也算得一项艰巨任务了。
        诸宫调在金、元时期仍有流行。其伴奏乐器早期大抵与唱赚相仿,后来也有加入弦乐器的。元杂剧兴起后,诸宫调逐渐衰落。但它的音乐结构原则直接影响了元杂剧,许多曲牌也被元杂剧吸收运用,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陶真。陶真是一种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很流行的说唱艺术,一般认为它是明、清弹词的前身。《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有“唱涯(崖)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之说,可知陶真深受农民的喜爱。陶真的表演者多是路歧人,在街市宽阔处或农村做场。
        崖词。据前引《西湖老人繁胜录》之言,可知崖词是当时流行在城市中为子弟们所欢迎的一种说唱艺术。其唱词比较文雅,内容以妇女故事、神怪故事、英雄故事和历史故事为主。
        货郎儿。货郎儿是在元代形成的一种说唱艺术。它的形成类似叫声,是由货郎儿的叫卖之声发展而来。这一曲种在元代广泛流行,深受群众欢迎,经常吸引大批听众。统治者恐聚众闹事,故明令禁止。货郎儿后来被作为曲牌应用于诸宫调和杂剧之中,并常以“转调货郎儿”的形式出现。所谓转调货郎儿,就是把货郎儿曲牌分成前后两部分,在中间插入其他的曲牌,形成曲调的转换。此处“转调”之“调”是指曲调而非调式调高。在元杂剧《风雨象生货郎旦》中,张三姑有一段“九转货郎儿”(转调九次)唱腔,结构庞大,曲调丰富,十分感人。唱货郎儿不用丝竹,只用板击节并摇动货郎鼓作伴奏。
        杂剧和南戏是宋、元市民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上述多种音乐形式一起构成宋、元市民音乐文化的宏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