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民间俗乐的全面兴盛推进了民间歌谣的新发展,相和歌的产生即是这种发展最鲜明的体现。相和歌源于北方民歌,《乐府古题要解》说:“乐府相和歌,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词。”相和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为“徒歌”,《尔雅·释乐》说:“徒歌谓之谣”,仅是一种无伴奏的清唱形式;后加上帮腔,发展成为以人声“相和”的形式,称作“但歌”。《晋书·乐志》说:“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进一步再加工,便“既而被之管弦”,于是有了乐器与人声“相和”的奏唱形式。演唱者拊“节”歌唱时,另有丝竹管弦乐器为之伴奏。《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相和歌的伴奏乐器,据张永《元嘉正声伎录》和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佚文,除歌者所执节外,还有笙、笛、筑、筝、琴、瑟和琵琶(即柄直盘圆的汉琵琶,同今日阮相似)等。相和歌中最主要的调式音阶有三种,即清调、平调和瑟调。
        与“但歌”相对应的另一类别叫作“但曲”,一种无歌唱的纯器乐曲。又有相和大曲,通常指包括歌、舞和器乐在内的歌舞套曲,也可能是但曲形式。相和大曲的曲体因歌舞曲的综合性而呈现多样性的段落层次,其典型完备的结构原则为三部性,即艳、曲、趋或乱。据《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小序说:“又诸调曲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曲即主体部分。艳是器乐部分,起引子作用。趋或乱的部分均常用在一曲的末尾,但乱比较少见。大曲曲体应用上比较灵活,《宋书·乐志》载录的十五曲“大曲”辞章,即从一侧面反映了大曲曲体具体应用时的不同结构形态。
        汉代相和歌的曲调具有多种来源,既有来自楚声的旧曲,如《激楚》、《今有人》等,也有采自齐地的民歌《东武》、《太山》,以及陇西(今甘肃省陇西)的民歌《陇西行》等等。相和歌包容汉世各地“街陌讴谣”的事实,显示出相和歌的音乐风格已经超越了单一地理区域的局限而获得了多溶性的品格。相和歌的命名,注重音乐自身形态中最明显可辨的特征——相和,同样反映了对区域性文化心态超越这一特征。
        自三国以降,一种名为清商乐的音乐品种逐渐取代了相和歌在社会音乐生活中的地位,随后在东晋、南北朝发展成为全国民间音乐最主要的形式。《乐府诗集》卷四十四说:“清商乐,一曰清乐。清商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已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清商乐的音乐传统和文化渊源与“九代遗声”、“汉魏旧曲”有很深的联系,是华夏传统音乐在汉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继承和发展。清商乐的发展和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总起来看,它是在继承北方音乐文化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音乐文化后形成的。《魏书·乐志》说:“初,高祖(魏孝文帝)讨淮、汉,世宗(宣武帝)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这种兼采南北,融会一体的特定因素因此构成了清商乐最基本的音乐风貌。
        清商乐中的《吴歌》,原是建康(今江苏省南京)一带的民间歌谣。据《宋书·乐志》载:“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今存本时期清商曲辞中的吴歌歌辞约三百三十首。其中既有民歌,如《子夜歌》、《大子夜歌》、《上声歌》与《阿子歌》,以及民间祀神曲《神弦歌》等,也包括文士、武将的作品,如东晋王献之的《桃叶歌》。吴歌的曲调风格比较婉转优美,如《大子夜歌》中所唱:“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清商乐中的西曲,出自荆(今湖北省江陵)、郢(湖北省武昌)、樊(湖北省襄樊)及邓(襄樊略北)地区,实际上还包括更宽广的地区,如巴东(四川省奉节)、豫章(江西省南昌)、巴陵(湖南省岳阳)等。最初也是徒歌,后加入乐器伴奏,称之为“倚歌”。倚歌有时还与舞曲并用。今存西曲歌辞约一百四十首,包括不少典型的民间歌诗风格的作品,如《莫愁乐》、《那呵滩》等。
        吴歌、西曲的乐曲结构中有“和”与“送”部分。《乐府诗集》卷二十六说:“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和即和声,大体多是人声应和。送即送声,指歌曲结尾时加以衬托的部分。吴歌和西曲的伴奏乐器在使用上有一些区别:吴歌的乐器早期有篪、琵琶、箜篌等,后来也添用笙和筝。西曲的乐器,最典型的是无弦乐器,只用管乐器和铃、鼓。
        清商乐在本时期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显示了两个比较突出的文化特征。其一,尽管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政权林立,国家分治,南北汉族与少数民族统治的对峙,但清商乐仍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南北民间音乐的总称;其二,清商乐在发展中,辗转、流播于南北广大地区,其前后期的音乐已有变化,从魏武帝“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的北方音乐到《吴歌》、《西曲》等南方音乐,但清商之名始终未变。这里已反映出清商乐的文化取向与相和歌相一致,仍然植根在整个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上而不是狭窄的区域文化意识。此后,随着这种文化心理的稳定,融会南北音乐的清商乐便被视为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代表。隋文帝曾称它是“华夏正声”,唐杜佑在《通典》中也说:“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因此,清商乐在我国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相和歌一样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