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民间俗乐得到高度的发展,尤其是歌舞百戏,不仅形式上有多样化的发展,而且还对民间和宫廷的音乐生活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两汉的百戏,上承周代散乐,是当时各种民间技艺表演的总称,除角抵、杂技及魔术外,尚有歌舞或化装表演等。《盐铁论·散不足》说:“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无用之器,玩好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戏,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又说,“今俗因人之丧”,即有“歌舞俳优,连笑伎戏”。而当时的豪富官吏们,同样是“击鼓、戏倡、舞像”。在汉廷,更是常有大型的百戏献演,并相沿成习。据《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曾为抵京都的四夷来宾举行盛大的宴会及百戏集演,演出了“巴俞、都卢、海中、碭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百戏中的节目非常丰富,仅据张衡《西京赋》、李尤《平乐观赋》的记述,就有杂技: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履索;魔术:吞刀吐火,画地成川,立兴云雾;歌舞表演:鱼龙曼延,总会仙倡,东海黄公。百戏的表演,常常伴有歌唱和器乐演奏,像“总会仙倡”这样的歌舞节目,其场面更是如《西京赋》所描绘的声歌叠唱,弦管和鸣:“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
        就汉代歌舞表演而言,除百戏中带人物化装、情节表现的歌舞外,尚有以服饰、舞具、舞容为其特征的形式各异的歌舞杂乐。它们中既有巾舞、鞞舞、拂舞、盘舞等不同的歌舞类别,又可见独舞、对舞或群舞等不同的表演方式。这些歌舞统称为“杂舞”,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宫廷也都有极广泛的影响。《乐府诗集》卷五三说:“杂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紵》之类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寖陈于殿庭。”
        汉代舞蹈击鼓展声,歌乐相和,通常都用丝竹弦管伴奏及声歌伴唱。《后汉书·刘盆子传》谓:“共击鼓歌舞。”张衡《舞赋》称:“展清声而长歌。”又《南都赋》说:“齐童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不少歌舞音乐的辞章尚保留在文献之中。例如《宋书·乐志》存《拂舞》歌诗五篇:《白鸠篇》、《济济篇》、《独禄篇》、《碣石篇》、《淮南王篇》;存《鼙舞歌》五篇:《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殿前生桂树》,等等。为歌舞伴奏的乐队,其编制大小不一,据《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等汉画像石(砖)图像资料记载,乐队一般在十人以内,以六人内较为常见,但最大的乐队几乎八音齐备,多达二十余人。所使用的乐器以丝竹类和鼓类为主,所见的有:排箫、竽、笛、笙、埙、瑟、琴、筑、筝、建鼓、节鼓、鞀、鞞、扁鼓、圆鼓、钲、铙、钟和磬等。例如,山东省沂南古墓画像石《盘鼓舞》伴奏乐队共十七人,乐器十种;计建鼓一,钟二,磬四,瑟一,排箫四,埙二,钲一,节鼓四,舂牍(?)一,竽一,并有歌者数人。又,山东省滕县画像石《长袖舞》伴奏乐队共二十三人,乐器十种;计建鼓一,鞀四兼排箫四,长笛(?)二,竖吹单管乐器五,笙十,瑟一。(参阅《山东汉画像选集》)
        两汉民间歌舞杂乐的繁荣,同时还促进了乐舞自身风格特征的多样化发展。一方面曾风靡一时的不少著名乐舞仍保留着原有的地域性特色,如《东歌》、《东舞》、《赵讴》、《赵舞》、《荆艳》、《楚舞》、《吴歈》、《越吟》、《郑声》、《郑舞》等。另一方面,一些以舞蹈特征得名的乐舞也相继问世,如《长袖舞》、《缀袖舞》、《鞞舞》、《铎舞》及《盘鼓舞》等。考古资料表明,后一类乐舞在汉代流行的地域已十分广泛。例如细腰长裙,挥双袖舞的乐舞各地均有所见:广东省广州东郊东汉墓出土的盛装舞俑;浙江省绍兴汉墓出土的田氏车马人物铜镜舞女;江苏省沛县留城汉画像石中舞人;四川省成都天回山汉墓出土女舞俑;河南省南阳汉画像石《长袖舞》;陕西省西安汉墓出土的拂袖舞俑;山东省滕县汉画像石长袖舞者;北京市丰台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玉雕长袖舞人;等等。可见这类乐舞已经遍及汉王朝所属的整个南北地区。此外,同类舞蹈乐队乐器的使用也大都类似。如《长袖舞》主要使用建鼓、鞀、瑟、排箫、笙之类。《盘鼓舞》也多是建鼓、鞀、琴、瑟、排箫等。

        

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山东沂南)

        

汉代鼓舞画像石(山东两城山)

        以舞具、舞容为特征的乐舞是在地域性文化基础上滋生出来的新品种,它的出现及广泛流播,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汉代各地音乐文化因长时期交流的影响和受大一统文化氛围的影响,其风貌中共通性的因素逐渐增多,非地域性的艺术特征也为各地人们所接纳,人们文化心理中超越狭小地域性的倾向无疑已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