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既是一个天下纷争、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精神解放、自由和极富艺术气质的时期。受政治文化这种多元格局的影响,文人音乐发展了自娱性及抒怀肆志的品格,并以名士风范逐渐取得了独立的文化地位,其标志是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等一批文人音乐家的音乐。
        魏晋文人音乐,是指相对于民间俗乐与宫廷音乐而言的一种社会文化类型。文人音乐的主体是文人音乐家的音乐。文人音乐的文化风貌同文人音乐家的思想情感、文化素养及音乐行为等直接相关。魏晋时期的士大夫文人音乐家多才多艺,能文辞,善音乐,且具有一定的音乐修养和实践,其中有人兼备理论,对音乐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据史籍记载,琴家蔡琰“博学有才辨,又妙于音律”(《后汉书·董祀妻传》)。汉末“建安七子”中阮瑀即“善解音,能鼓琴”,也是有名的琴人。嵇康、阮籍、阮咸为曹魏时期的“竹林名士”,他们也都是擅长琴、阮等乐器的文人音乐家。至南北朝时期,文人音乐的这种特点得到继承。据《晋书·隐逸列传》载,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其子戴颙同样好弹琴读书,“凡诸音律,皆能挥手”。其他士大夫文人如谢尚、袁山松、范晔、张永及张瓌父子等,不是“善为文章”,“晓音律”,便是“善弹筝”,“善弹琵琶”,“博综众艺”。士大夫文人音乐家中不乏音乐技艺高超者。据《晋书·袁瓌列传》载,东晋时的袁山松创编及演唱歌曲均为世人称道。他与羊昙及桓伊三人的歌唱因各怀绝技而名噪一时,“时人谓之三绝”。桓伊除善歌唱外,尚能弹筝和吹笛,他的笛技在当时有“尽一时之妙,江左第一”的美誉。此外,文人音乐家在理论上也有一定建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嵇康的乐论《声无哀乐论》。
        以音乐修养性情、自足自乐是魏晋文人音乐的另一特点。魏晋的文人音乐家,多以自操乐器见称,尤其是琴。文人与琴联系紧密,“士无故不彻琴瑟”(《礼记·曲礼下》)自先秦即已如此。对于文人讲,琴瑟类乐器是可以节制欲念的。《左传·昭公》元年载:“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至东汉,这种观念已上升为以琴养心和以琴自娱,琴乐备受文人推崇。桓谭《新论·琴道篇》说:“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魏晋名士嵇康则付诸以实践,他视琴乐为“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琴赋·序》)的有效途径。他在《养生论》说得更具体:“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文人音乐这一特点在晋代琴人及隐士琴家的音乐活动中十分普遍。据《晋书·隐逸列传》载,戴逵隐逸幽居,“性不乐与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其子戴勃、戴颙,《宋书·隐逸列传》说他们乐于琴书,僻居远乡,放情于林壑之中。刘宋琴人宗炳,“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他的外弟师觉授,亦“以琴书自娱”(《宋书·隐逸列传》)。南齐曾为“士流第一”的琴家柳世隆,世至晚年,生活中仍少不了琴。他自言武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南齐书·柳世隆列传》)
        魏晋文人音乐的再一特点是“吟咏以肆志”,“寄言以广意”(嵇康《琴赋·序》)。魏晋以来,因社会长期动乱,政治黑暗,以及受老庄思想影响,一些愤世嫉俗或不干世事,或避世隐居的文人音乐家,常常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态度和生活处事态度。他们不仅仅“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嵇康列传》),有养心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包含有“肆志”、“广意”的一面。魏晋名士嵇康创作的琴曲《长清》、《短清》,即是借喻雪之洁白无尘,以示自己的孤傲高节。又,为《神奇秘谱》所收录的晋代文人琴家左思的琴曲《招隐》,同样通过咏歌隐士的清高来表达琴家自己的抱负。
        此外,魏晋文人音乐还兼采古今,俗雅并容,既注重传统和民间音乐文化,也注重创新。总之,自魏晋以来,文人音乐无论是在思想意识,还是在情感体验及其行为方式上都体现出了它的独特性。在思想意识上,它既强调塑造和表现个体人格,表达政治和社会态度,同时也表现士人精神追求中崇尚自然,怡情山水的另一面。在情感体验上,既有自足自乐“处穷独而不闷”,“吟咏以肆志”的一面,又有超度于极端的功利考虑之外的深层情感欲求的一面。在行为方式上,更是将音乐视为生活之一部分,或自弹自咏,养心理性,或以琴会友,交往、传承于情志相投的文人名士之间。正是魏晋文人音乐这种独特的文化品格和艺术风貌,奠定了它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