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错采交辉
在商代,较快发展的音乐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商代乐器总体水平的提高。总的来说,商代乐器的发展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体现了对前代乃至更古老的华夏传统乐器的直接继承,一些源于原始社会的乐器商代仍继续沿用;二是乐器的制作工艺及音乐性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青铜乐器的出现和应用,锃锃闪亮的乐器不但展示出商代音乐迈入“青铜时代”的步伐,而且还是商代社会独特音乐观念的形象的体现。
商代乐器的种类,仍主要是膜鸣乐器、体鸣乐器和气鸣乐器。
膜鸣乐器以鼓最为典型。 鼓,甲骨文作,像鼓形,又另作,右部像人手持槌击鼓状。 殷商皮革鼓已有考古实物证实。今河南省安阳一带曾是殷商王畿,1935年安阳西北岗1217号商墓中就曾发现商代木腔蟒皮鼓的遗痕。其次,1977年湖北省崇阳县也出土一件鼓,约为晚商至西周早期制品。该鼓虽是铜鼓,但明显是仿木腔皮鼓形制制作;其造型奇伟,制工精细。此外,日本滨田耕作《泉屋清赏》中著录一件双鸟饕餮纹四足铜鼓,一般认为是殷器,该鼓同样依木腔鼍皮鼓仿制。
属体鸣类乐器的商磬,与夏磬延续一脉。除单件磬外,还出现了多件一组的编磬。 磬,甲骨文作,左部像磬石垂悬,右部像手持槌状。商磬实物如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石磬。该磬磨制精细,虎纹造型精美,发音淳厚,音高固定,约为#c1。悬孔磨损痕迹明显,为长久使用所致。安阳小屯妇好(妣辛)墓中发现的一件鸱鸮纹石磬,雕文细腻,制作同样精美。商代的编磬多见三件一组。安阳殷墟曾发现一组编磬,即为三件;各磬均有铭文,分别是:永��、夭余、永余。 测音结果依次为bb2(永��),c3(夭余),be3(永余)。该组编磬可奏出三种音程:大二度(bb2——c3),小三度(c3——be3),纯四度(bb2——be3)。
商代是钟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前世陶钟相比,商钟的变化是显著的;一是制作材料的改变,一是有了多件成
组的编钟等。商代的钟,形制、大小、奏法和用途趋于多样性,名称上也有所不同。例如,大钟称镛,体小而短阔的称铙,体大而狭长的称钲,等等。演奏方式也分悬鸣、执鸣和植鸣。商代编钟多见三件一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代编钟和安阳大司空村312号墓出土编钟均是三件一组。经测音,故宫博物院藏编钟音高略为bd2,f2和bb2。安阳大司空村编钟音高略为:#f2和#a2(另一件破裂未测)。
另有河南温县小南张村出土三件殷铙,测音音高大致是:c2、e2和g2。
这些编钟、编铙均能奏出三种音程,其主要音程有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
五件的编铙,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如安阳小屯妇好(妣辛)墓编铙。该组编铙发音音高略为:、g2、a2、c3、f3(?)、g3。
商代,一些气鸣类乐器的新品种在甲骨文中得到确认。如言、龠、龢和竽等。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多管乐器。
言,甲骨文作,或。《尔雅·释乐》云:“大箫谓之言。”郭沫若认为是一种单管乐器。(参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龠,甲骨文作,或。《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一种以苇为管的编管乐器。可能是后世排箫的前身。
龢,甲骨文作,后又写成和,编管乐器,后世专指小笙。《尔雅·释乐》云:“小笙谓之和。”有学者认为龢当以竹为管。(参阅丁山《商周史料考证》)
竽,甲骨文作,多管乐器。 依字形极可能是竽的象形初文;像竽之形,于声。
在商代,埙的发展尤其充分。具体体现在形制更趋稳定,音孔增多,发音能力增强,表现性能提高。
河南郑州铭功路和郑州����村各有早商埙发现,均仅有一音孔。 郑州铭功路埙发音略为:d3和g3。 郑州����村埙发音略为:g2和bb3。
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古墓出土新石器晚期至早商陶埙二十余枚,三音孔已属普遍。经对完好的几枚埙测音,均能发四音。以其中两枚(田野号——72,269)为例,发音相同,音高均为:g1、bb1、c2和d2。其中包含有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纯四度和纯五度五种音程。
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出土两枚五音孔陶埙,一小一大,其发音相同,但大埙较小埙低一个八度。以小埙为例,其音列为a1、#c2、e2、#f2、g2、#g2、a2、#a2、b2、#b2和#c3(其中最后四个音难于吹奏)。
河南安阳小屯殷墓出土武丁时代五音孔陶埙一枚,其发音略为:a1、c2、d2、#d2、e2、f2、#f2、g2、#g2、a2、#a2和b2。
商代乐器的历史演进清楚地反映出商代乐器发展总的趋势及其特征:五音孔埙及其编管型乐器的出现,一器多音的发展方向得到强化;强调固定音高的钟、磬乐器朝多件组合的旋律性乐器方向发展;陶埙、钟磬等乐器的发音序列构成明显的有序化体系及其鲜明的音阶结构形态;音色优美、音量较大的青铜乐器在音乐文化中的地位上升,及其各类大小鼓的普遍应用等等。
商代乐器的种类,仍主要是膜鸣乐器、体鸣乐器和气鸣乐器。
膜鸣乐器以鼓最为典型。 鼓,甲骨文作,像鼓形,又另作,右部像人手持槌击鼓状。 殷商皮革鼓已有考古实物证实。今河南省安阳一带曾是殷商王畿,1935年安阳西北岗1217号商墓中就曾发现商代木腔蟒皮鼓的遗痕。其次,1977年湖北省崇阳县也出土一件鼓,约为晚商至西周早期制品。该鼓虽是铜鼓,但明显是仿木腔皮鼓形制制作;其造型奇伟,制工精细。此外,日本滨田耕作《泉屋清赏》中著录一件双鸟饕餮纹四足铜鼓,一般认为是殷器,该鼓同样依木腔鼍皮鼓仿制。
铜鼓(鼓面仿牛羊皮,湖北崇阳出土)
双鸟饕餮纹铜鼓(鼓面仿鳄皮,相传出土于河南安阳)
属体鸣类乐器的商磬,与夏磬延续一脉。除单件磬外,还出现了多件一组的编磬。 磬,甲骨文作,左部像磬石垂悬,右部像手持槌状。商磬实物如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石磬。该磬磨制精细,虎纹造型精美,发音淳厚,音高固定,约为#c1。悬孔磨损痕迹明显,为长久使用所致。安阳小屯妇好(妣辛)墓中发现的一件鸱鸮纹石磬,雕文细腻,制作同样精美。商代的编磬多见三件一组。安阳殷墟曾发现一组编磬,即为三件;各磬均有铭文,分别是:永��、夭余、永余。 测音结果依次为bb2(永��),c3(夭余),be3(永余)。该组编磬可奏出三种音程:大二度(bb2——c3),小三度(c3——be3),纯四度(bb2——be3)。
“永��”、“永余”、“夭余”编磬(河南安阳殷墓出土)
商代是钟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前世陶钟相比,商钟的变化是显著的;一是制作材料的改变,一是有了多件成
虎纹石磬(河南安阳武官村商墓出土)
组的编钟等。商代的钟,形制、大小、奏法和用途趋于多样性,名称上也有所不同。例如,大钟称镛,体小而短阔的称铙,体大而狭长的称钲,等等。演奏方式也分悬鸣、执鸣和植鸣。商代编钟多见三件一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代编钟和安阳大司空村312号墓出土编钟均是三件一组。经测音,故宫博物院藏编钟音高略为bd2,f2和bb2。安阳大司空村编钟音高略为:#f2和#a2(另一件破裂未测)。
另有河南温县小南张村出土三件殷铙,测音音高大致是:c2、e2和g2。
这些编钟、编铙均能奏出三种音程,其主要音程有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
五件的编铙,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如安阳小屯妇好(妣辛)墓编铙。该组编铙发音音高略为:、g2、a2、c3、f3(?)、g3。
编铙(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
编铙(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妣辛]墓出土)
商代,一些气鸣类乐器的新品种在甲骨文中得到确认。如言、龠、龢和竽等。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多管乐器。
言,甲骨文作,或。《尔雅·释乐》云:“大箫谓之言。”郭沫若认为是一种单管乐器。(参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龠,甲骨文作,或。《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一种以苇为管的编管乐器。可能是后世排箫的前身。
龢,甲骨文作,后又写成和,编管乐器,后世专指小笙。《尔雅·释乐》云:“小笙谓之和。”有学者认为龢当以竹为管。(参阅丁山《商周史料考证》)
竽,甲骨文作,多管乐器。 依字形极可能是竽的象形初文;像竽之形,于声。
在商代,埙的发展尤其充分。具体体现在形制更趋稳定,音孔增多,发音能力增强,表现性能提高。
河南郑州铭功路和郑州����村各有早商埙发现,均仅有一音孔。 郑州铭功路埙发音略为:d3和g3。 郑州����村埙发音略为:g2和bb3。
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古墓出土新石器晚期至早商陶埙二十余枚,三音孔已属普遍。经对完好的几枚埙测音,均能发四音。以其中两枚(田野号——72,269)为例,发音相同,音高均为:g1、bb1、c2和d2。其中包含有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纯四度和纯五度五种音程。
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出土两枚五音孔陶埙,一小一大,其发音相同,但大埙较小埙低一个八度。以小埙为例,其音列为a1、#c2、e2、#f2、g2、#g2、a2、#a2、b2、#b2和#c3(其中最后四个音难于吹奏)。
河南安阳小屯殷墓出土武丁时代五音孔陶埙一枚,其发音略为:a1、c2、d2、#d2、e2、f2、#f2、g2、#g2、a2、#a2和b2。
商代乐器的历史演进清楚地反映出商代乐器发展总的趋势及其特征:五音孔埙及其编管型乐器的出现,一器多音的发展方向得到强化;强调固定音高的钟、磬乐器朝多件组合的旋律性乐器方向发展;陶埙、钟磬等乐器的发音序列构成明显的有序化体系及其鲜明的音阶结构形态;音色优美、音量较大的青铜乐器在音乐文化中的地位上升,及其各类大小鼓的普遍应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