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是商族为主体的王朝,尽管它用武力建立了王权,但在对待历代文化传统上,采取的则一是继承,一是发展。因此,商代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不仅归于商代社会的历史创造,同时也归于商文化深厚的历史根基。
        族源上,商族属东夷集团的一支。但夏商两族很早便有过和睦的交往,相传夏禹治理洪水就曾得到商始祖契的协助。地缘上,商族在夏代是夏的附庸,其活动区域在黄河下游地区,与夏族东西并峙。代夏立国后,其势力向西扩展,达黄河中游地区,主要统治地域多与夏土重合。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所呈现的“文化叠压”关系即是夏商文化一脉相承的有力证据。(参阅梁钊韬主编《文化人类学》)夏商文化的联系也见于古籍记载。《论语·为政》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尚书·多士》也说:“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在音乐文化上,商朝与前代的联系同样明显。
        商族使用的乐舞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延续本氏族的传统乐舞如《桑林》、《大》等,另一类便是对更古老的音乐文化的承继。商人所用的前代乐舞,据《墨子·三辨》及《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有《九招》、《六列》、《六英》等。《九招》相传是夏启的乐舞。《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夏后)开焉得始歌《九招》。”

        

甘肃玉门火烧沟埙

        据甲骨卜辞的载录,商人确实使用过《韶》乐:
        益,不遘风。(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下,41.10)
        乙亥贞,今奏。(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8.3)
        即韶,这即是《韶》乐沿用于商的证据。 至于《六列》、《六英》这类歌乐,《吕氏春秋· 古乐》说早在帝喾时即已出现。商汤即位后,“修《九招》、《六列》、《六英》以见其善”。
        商代常用的乐器如鼓、埙、钟、磬等。多数早见于原始社会及夏代,文化上的传承性和一致性鲜明清楚。以商埙为例,其文化特质基本上是在陕西半坡埙、山西荆村埙基础上的延伸,即使是河南辉县及安阳小屯晚商五音孔埙,也大致保持了这一乐器文化上的主体特征。

        

陶埙(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出土)

        此外,钟磬的发展同样体现了文化上的这种延续性。为适应商代音乐实践中的旋律化倾向,商钟和商磬编悬形式增多,但仍是在夏代单件钟磬基础上的演进,乐器的基本特征前后的联系十分明显。
        在音律观念上,商与前代保持着许多重要的联系。原始社会陶埙中存在的小三度音程,始终贯穿在商代乐器的发展中。商代某些乐器有发音音高极其相近的情形,商人中可能存在的绝对音高观念似乎同夏代也有某种历史渊源。见下表所示。

发掘地区	历史年代	乐器种类	发音音高
山西陶寺	夏 代	石 磬	#C4
山西夏县	夏 代	石 磬	#C
湖北五峰	早 商	石 磬	#C1(两件相同)
河南安阳	晚 商	虎纹石磬	#C1

        此外,享乐音乐的滥觞仍可追溯至夏末。
        另一方面,商代乐器的发展及文化意义的变化非常明显,商埙和青铜钟即是显例。原始社会时期,埙仅能发一个或少数几个音,至晚商,已有能发十一个或十二个音的陶埙。在发音能力、吹奏音域上的突破,充分显示了商埙朝旋律性乐器的演进进程中的高度成就。钟类乐器由陶制转向青铜制,不仅使青铜的光泽、青铜的音响与商代乐器辉映交响,更重要的是商代统治者的神权意识、享乐意识随之也融进了青铜钟铙那铿锵宏远的声响之中。商代青铜乐器的缘起,既标志着一种新的音乐文化意识的成熟,同时也给受这种文化意识影响而发展的享乐音乐提供了最适宜的乐器。
        商代“淫乐”的分流,也是商代音乐文化演变的一个方面。它的存在不仅使商代音乐文化的多层结构成为一种事实,而且还从文化意识(神权意识、享乐意识)和音乐实践(音乐环境、专业乐工、独特的青铜乐器等)两个方面为王室(宫廷)音乐在后世的发展作了准备并奠定了基础。
        在商代,乐律观念的变化也是深刻的。商人的乐律取向已更明显地集中到乐音自身的要素、结构及表现作用等方面。具体的表现是对乐音固定音高,对乐器发音能力,对音乐的旋律性的追求,以及对乐音音高规范化的需求和构建乐音逻辑组织体系的强烈趋向。河南辉县琉璃阁五音孔陶埙发音一致的事实及安阳小屯埙能发出十一个半音的现象,即应是商人在十二律探索上重要实践的证明。商代的乐律在前代的基础上着实地迈进了一大步,这一发展对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演进,其意义与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