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坛“八音”
宫廷雅乐在西周的高度发展,还反映在礼乐活动中雅乐乐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西周,随着整个社会音乐实践的丰富,乐器在社会音乐生活中的应用日渐普遍,乐器自身的发展也受到强有力的推动。反映在宫廷中,是人们对雅乐乐器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礼乐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涵,使得雅乐乐器,特别是钟磬类乐器被涂抹上一层浓重的政治及伦理色彩,这更增添了雅乐乐器在使用中的象征性、严肃性和重要性。
周代乐器,同前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古籍记载的情况看,乐器无论在品种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从种类上看,见于记载的乐器有八十余种;仅《诗经》中提到的乐器已有:鼓、鼛、贲鼓、应(鼓)、田(鼓)、县鼓、鼍鼓、靴、钟、镛、南、钲、磬、缶、雅、柷、圄、和、鸾、铃、簧、箫、管、籥、埙、篪、笙、琴、瑟,共二十九种(参阅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其中确知应用于雅乐的已达二十二种之多。从乐器名称看(可能存在同器异名),见于记载的则多达一百三十余种,其中已于雅乐中使用的即近九十种。虽然古籍记载的乐器,包括了春秋时期在内,但因宫廷雅乐本源自西周,而春秋去西周不远,这些雅乐乐器大致是能反映西周的实际情况的。这里除了雅乐乐器与社会音乐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一面外,西周雅乐乐器自身面貌的多姿多彩无疑是十分清楚的。
随着各种乐器在宫廷中大量使用,西周宫廷雅乐采用了“八音”乐器分类法。“八音”分类,是着眼于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而区分乐器为八种不同的类别。即《周礼· 春官》中所言:“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按此分类法,雅乐乐器可作如下归类(仅以《周礼》、《仪礼》所载乐器为例,概见其大貌):
金类:钟、鑮、笙钟、颂钟、金錞、金镯、金铙、金铎。
石类:磬、笙磬、颂磬。
土类:埙。
革类:鼓、建鼓、鼛鼓、鼖鼓、贲鼓、雷鼓、灵鼓、路鼓、晋鼓、鼙、应鼓、应鼙、朔、鼙、朄、提、鼗、雷鼗、灵鼗、路鼗、拊、土鼓。
丝类:琴、瑟。
木类:柷、敔。
匏类:、笙、和、钟笙、竽。
竹类:管、龠、豳龠、箫、篪、舂牍、笛。
雅乐乐器,在礼乐活动中使用数量最多、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革类、金类和竹类。这三类乐器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是由于礼乐本身的社会属性与乐器自身的传统和特性在雅乐中得到了较完满的结合。革类乐器早在石器时代即已产生,它应用普遍,发展充分,与宗教意识的祭祀活动有着极其深远的联系。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很自然地为作为祭祀音乐的雅乐直接继承了下来。金类乐器,近至商代才开始发展应用于宫廷,但发展十分迅速。至西周宗法等级制社会,金类乐器进一步获得了名分、地位及权力的象征,并充分张扬了礼乐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金类乐器在雅乐中备受重用是必然的。竹类乐器历史悠久,是极为常见的传统乐器。它本身与宗教祭祀的联系及它优越的音乐性能,使它在音乐实践中地位十分稳固。
同时,西周雅乐乐器本身还具有来源上的多样性和使用上的广泛性。雅乐乐器在当时是集大成者。从地域范围看,它聚四方之乐器于一堂,包括四夷之乐在内。因此有豳地的“豳龠”,有阴山的竹管,还有“云和”、“空桑”和“龙门”的琴瑟(见《周礼·春官》)。从历史渊源看,它纳四代乐器于一朝。“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县鼓。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同上),等等。
西周雅乐本身是仪式性音乐,因此雅乐乐器的使用及乐器的配备和组合也形成了极鲜明的仪式特点。例如,吉礼是天人交通之礼,宾礼、军礼、嘉礼是人际交流之礼。乐器使用各不相同。即使是吉礼中的各礼,因其祭祀对象不同,乐器使用也有差异。据《周礼·春官》载:
祀天神,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
祭地祗,用“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享人鬼,用“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
雅乐乐器的配备还与礼典联系紧密:飨食礼中“八音”配备,主要包括编钟、编磬、鼓、朄、拊、管、笙、瑟等数种(参见《周礼·春官》)。而诚挚肃穆的宗庙祭祖仪式,更是金石匏竹,“八音”皆备。例如《诗经·周颂·有瞽》中的祭祖场面: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鞉磬祝圉。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雅乐乐器不仅使用是严肃的、严格的,而且某些类乐器的备制,如钟(金)、磬(石)以及鼓(革),宫廷中还专设部门掌管,由专人负责制作。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其中就有“凫氏为钟”,“人为皋陶”、“磬氏为磬”等,乐器的制作都有严格的形制规范和工艺要求,同时还注意到了乐器的音乐性能及其音律。
毫无疑问,西周乐器的全面发展,为宫廷雅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支撑,但雅乐乐器自身构成的丰富性和使用的多样性也为整个西周的音乐文化提供了新鲜的音响和新颖的演出方式。西周雅乐乐器的总体设置,既是当时宫廷雅乐乐器自身面貌实际的写照,同时又为后世宫廷雅乐乐器的设定规定了框架,奠定了基础。
周代乐器,同前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古籍记载的情况看,乐器无论在品种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从种类上看,见于记载的乐器有八十余种;仅《诗经》中提到的乐器已有:鼓、鼛、贲鼓、应(鼓)、田(鼓)、县鼓、鼍鼓、靴、钟、镛、南、钲、磬、缶、雅、柷、圄、和、鸾、铃、簧、箫、管、籥、埙、篪、笙、琴、瑟,共二十九种(参阅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其中确知应用于雅乐的已达二十二种之多。从乐器名称看(可能存在同器异名),见于记载的则多达一百三十余种,其中已于雅乐中使用的即近九十种。虽然古籍记载的乐器,包括了春秋时期在内,但因宫廷雅乐本源自西周,而春秋去西周不远,这些雅乐乐器大致是能反映西周的实际情况的。这里除了雅乐乐器与社会音乐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一面外,西周雅乐乐器自身面貌的多姿多彩无疑是十分清楚的。
随着各种乐器在宫廷中大量使用,西周宫廷雅乐采用了“八音”乐器分类法。“八音”分类,是着眼于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而区分乐器为八种不同的类别。即《周礼· 春官》中所言:“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按此分类法,雅乐乐器可作如下归类(仅以《周礼》、《仪礼》所载乐器为例,概见其大貌):
金类:钟、鑮、笙钟、颂钟、金錞、金镯、金铙、金铎。
石类:磬、笙磬、颂磬。
土类:埙。
革类:鼓、建鼓、鼛鼓、鼖鼓、贲鼓、雷鼓、灵鼓、路鼓、晋鼓、鼙、应鼓、应鼙、朔、鼙、朄、提、鼗、雷鼗、灵鼗、路鼗、拊、土鼓。
丝类:琴、瑟。
木类:柷、敔。
匏类:、笙、和、钟笙、竽。
竹类:管、龠、豳龠、箫、篪、舂牍、笛。
雅乐乐器,在礼乐活动中使用数量最多、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革类、金类和竹类。这三类乐器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是由于礼乐本身的社会属性与乐器自身的传统和特性在雅乐中得到了较完满的结合。革类乐器早在石器时代即已产生,它应用普遍,发展充分,与宗教意识的祭祀活动有着极其深远的联系。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很自然地为作为祭祀音乐的雅乐直接继承了下来。金类乐器,近至商代才开始发展应用于宫廷,但发展十分迅速。至西周宗法等级制社会,金类乐器进一步获得了名分、地位及权力的象征,并充分张扬了礼乐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金类乐器在雅乐中备受重用是必然的。竹类乐器历史悠久,是极为常见的传统乐器。它本身与宗教祭祀的联系及它优越的音乐性能,使它在音乐实践中地位十分稳固。
同时,西周雅乐乐器本身还具有来源上的多样性和使用上的广泛性。雅乐乐器在当时是集大成者。从地域范围看,它聚四方之乐器于一堂,包括四夷之乐在内。因此有豳地的“豳龠”,有阴山的竹管,还有“云和”、“空桑”和“龙门”的琴瑟(见《周礼·春官》)。从历史渊源看,它纳四代乐器于一朝。“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县鼓。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同上),等等。
西周雅乐本身是仪式性音乐,因此雅乐乐器的使用及乐器的配备和组合也形成了极鲜明的仪式特点。例如,吉礼是天人交通之礼,宾礼、军礼、嘉礼是人际交流之礼。乐器使用各不相同。即使是吉礼中的各礼,因其祭祀对象不同,乐器使用也有差异。据《周礼·春官》载:
祀天神,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
祭地祗,用“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享人鬼,用“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
雅乐乐器的配备还与礼典联系紧密:飨食礼中“八音”配备,主要包括编钟、编磬、鼓、朄、拊、管、笙、瑟等数种(参见《周礼·春官》)。而诚挚肃穆的宗庙祭祖仪式,更是金石匏竹,“八音”皆备。例如《诗经·周颂·有瞽》中的祭祖场面: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鞉磬祝圉。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雅乐乐器不仅使用是严肃的、严格的,而且某些类乐器的备制,如钟(金)、磬(石)以及鼓(革),宫廷中还专设部门掌管,由专人负责制作。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其中就有“凫氏为钟”,“人为皋陶”、“磬氏为磬”等,乐器的制作都有严格的形制规范和工艺要求,同时还注意到了乐器的音乐性能及其音律。
毫无疑问,西周乐器的全面发展,为宫廷雅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支撑,但雅乐乐器自身构成的丰富性和使用的多样性也为整个西周的音乐文化提供了新鲜的音响和新颖的演出方式。西周雅乐乐器的总体设置,既是当时宫廷雅乐乐器自身面貌实际的写照,同时又为后世宫廷雅乐乐器的设定规定了框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