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风格的地域性特征和地域性音乐在我国很早便已萌生。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早在夏商甚至更早的时候便已经有“南音”、“东音”、“北音”和“西音”这类分属于不同地区的音乐的存在。至西周始,随着各地方音乐的发展,音乐中的地域性观念已渐趋普遍,各诸侯领地内的民间歌谣均被采以地域之名而名之。例如,“周南”,是周初周公治理地区,即今河南省洛阳以南至湖北省江汉流域民歌。“召南”,是周初召公奭治理地区,即今河南省西南部至湖北省西北部一带民歌。“邶风”、“鄘风”、“卫风”即邶、鄘、卫地(今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民歌。“王风”即王地(今河南省西北部)民歌。“郑风”即郑地(今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地区)民歌。“齐风”即齐地(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民歌。“魏风”、“唐风”即魏、唐地(今山西省西南部)民歌。“秦风”、“豳风”即秦、豳地(今甘肃省东部及陕西省西部)民歌。“陈风”即陈地(今河南省东部及安徽省西北部)民歌。“曹风”即曹地(今山东省西南部)民歌。
        不同地区的民歌,风格、风貌上都具有其各自的地域性文化特色。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赏周乐,观乐后他对各类音乐的评论中即包括有对不同地域民歌地域性文化特征的评论。例如:
        《邶风》、《鄘风》、《卫风》:“美哉!思而不惧!”
        《郑风》:“美哉!其细已甚。”
        《齐风》:“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
        《豳风》:“美哉!荡乎!乐而不淫。”
        《秦风》:“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
        《魏风》:“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
        《唐风》:“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民间音乐突出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在社会音乐生活中也有清楚的体现。据《史记·货殖列传》载:“中山(中山国,今河北省中部定县、唐县一带)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该地“民俗懁急”,“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女子则鼓鸣瑟,跕屣”。另据《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秦国民间音乐风貌独具:“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此外,像郑声、卫声这样的民间音乐,因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广为流传于民间,而且还进入宫廷,深受王室贵族的欢迎。
        在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中,民间音乐尤其显示了它深厚的历史根基。除包含宗教情感的古老乐舞外,表达个人现实情感的世俗性乐歌,尽管到了周代才随同世俗性文化的高扬而广泛、蓬勃地发展起来,但其中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却是历史地形成、绵延不断地发展而来的。
        周公、召公领地的《周南》、《召南》,《吕氏春秋·音初》称与夏禹时产生的“南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唐地民歌《唐风》,季札指出有唐尧之遗风。
        邶,商人后裔居地。《邶风》仍保存了产生于商先人“有娀氏”的“北音”的特色。“燕燕于飞”对乡土眷念之情的独特表达仍深印在邶地民歌中。例如《诗经 ·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
        秦地民间音乐因地缘因素与始于商代的“西音”贯通一脉。据《吕氏春秋· 音初》载:“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 到周昭王时,卫士辛余靡因功受封于“西翟”。辛余靡于是“继是音以处西山”,继承了“西音”的传统。至春秋时期,“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季札观《秦风》后也认为,此即华夏之声。
        华夏大地诸多音乐源流历史地聚汇与伸延,以及人地依附更趋固定的社会环境,都促成了地方音乐在周代的大发展,多姿多彩的地域性文化风貌由此也成为了周代音乐鲜明的文化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