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声四起 率直情真
各地民间音乐的崛起,给整个周代的音乐文化带来了新气象。据文献载,春秋以后,勃勃而盎然生机的各地民间音乐极大地充实了人们的音乐生活。不仅在都城商镇中,即使在乡间村舍里也都有各种丰富的音乐活动。殷实而富足的齐国都城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战国策·齐策一》)。作业于田间地头的农夫,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后,也皆“息于瓴缶之乐”(《墨子·三辨》)。
民间歌唱活动是民间音乐中最丰富多彩的一部分。民间歌唱的繁荣,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通过歌唱进行社会交往,并以此来传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反映他们的社会生活现实。劳作之歌,产生于劳动,服务于劳动。举大木者之歌,前呼后应,错落有致。《吕氏春秋·淫辞》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筑城者之歌,既协于劳动律动,且令人精神振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唱),行者止观,筑者不倦。”其他劳动中的歌唱也比比皆是。引车合力有歌相助:“兹郑子引辇上高梁”,“踞辕而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捣谷舂米伴相而唱:“邻有丧,舂不相”(《礼记·曲礼》),只是邻人丧事才停止不唱。上山伐薪有砍柴之歌,《诗经·周南·汉广》便是樵歌: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
田间野外的劳动中也有歌唱,《诗经·周南·芣苣》就记载了妇女田野中采集车前草时所编唱的一首劳动歌曲:
采采芣苣,薄言采之。采采芣苣,薄言有之。
采采芣苣,薄言掇之。采采芣苣,薄言捋之。
采采芣苣,薄言袺之。采采芣苣,薄言襭之。
不少歌谣对现实中的丑恶和不公给予了讽刺与抨击。《左传·宣公》二年所录的一首歌谣,即是宋国筑城百姓为讽刺其主管华元而编。华元曾是败将,居然耀武扬威也来工地巡视。对于这个用兵车百乘、马匹四百赎回的败将,百姓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又,《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宋国为其君王修筑高台而妨碍农收,并且不听请求,不顾民意,执意孤行。百姓为此编唱歌谣以表达他们的愤懑:“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
在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间交往,无论聚集言欢,还是爱恋、婚娶,常常借助歌唱,互致情意。这种风俗至今仍保留在我国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收入《诗经》的当时歌谣,据粗略统计,反映爱情婚姻的大抵有百首之多(参阅张松如主编《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例如,《周南·关雎》便是一首古老的恋歌,表达了一位男子对姑娘深沉的爱慕和执着的追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召南·標有梅》这首风土之歌,则是仲春歌会中少女抛梅求婚所唱:
標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在民间音乐生活中,歌唱活动形形色色,十分普遍。其歌唱水准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不断提高。据《宋玉·对楚王问》载,南方楚国都城歌唱风气尤盛。即有过千人应和而歌的歌唱盛况,也出现有“曲高和寡”的场面: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随着民间音乐活动的兴盛,各地民间优秀的歌手、声乐教学能手和乐器演奏高手相继涌现。据《孟子·告子下》载,王豹和绵驹是卫国和齐国出色的歌手。王豹居住在淇水边(今河南省淇县一带),因他的影响和带动,黄河西岸一带的人都善于讴歌。绵驹住在高唐(今山东省高唐县东),受他歌唱的影响,齐国西部的人也都善唱歌。此外,韩国的韩娥,秦国的秦青和薛谭也都是水平高超的歌手。他(她)们的演唱,充满激情,气息饱满,合于音律,能深深打动人心。据《列子·汤问》载,韩娥从韩国去齐国,来到齐国雍门因缺食而卖唱。她的歌声给当地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她离去后,人们仍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她那“曼声哀哭”,能让“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而她“曼声长歌”,又能使“一里老幼,善跃抃喜,弗能自禁”。受韩娥歌唱的影响,雍门这个地方的人因此特擅长唱快乐和悲哀的歌曲。
秦国的秦青同时又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教师。《列子·汤问》还记载了薛谭跟随他学习歌唱的一段经历。“薛谭学讴于秦青”,还未穷尽老师的全部技艺,就“自谓尽之”,并打算告辞而归。秦青未作挽留,便在郊外为薛谭饯行。此时,秦青放开歌喉“击节悲歌”,其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这才明白了自己与老师的差距,于是请求继续留下学习,“终身不敢言归”。
除歌手外,由于琴瑟等乐器的流行,民间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演奏家。伯牙即是战国时期一位有名的琴家,不少文献都称赞他的琴艺。《荀子·劝学》说,伯牙弹琴,连吃草的骏马也会仰起脖子来欣赏。《列子·汤问》记载,伯牙演奏音乐,能准确地表达其音乐内容。由于琴声的沟通,钟子期成了他的知音。伯牙善弹琴,钟子期善听之事被传为佳话,并记述在《吕氏春秋·本味》中: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 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钟子期去世后,伯牙痛失知音,从此终身不再弹琴。
战国时期的雍门子周也是一位优秀的琴家,尤擅长悲哀的音乐。刘向《说苑·善说》载,有一次,雍门子周带琴去见齐国公子孟尝君。孟尝君问他:“先生弹琴,也能使我伤悲吗?”雍门子周见他“倡优侏儒处前”,“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哪可能心悲。于是指出国家当前的隐患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使得孟尝君情绪低落,“泫然泣,涕承睫”。此刻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便令孟尝君“涕浪汗增”,“若破国亡邑之人”。
战国末燕国的高渐离是一位擅长击筑的音乐家。《战国策·燕策三》载,荆轲受燕太子丹之命,前去刺杀秦始皇,高渐离也前往送行。至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其歌慷慨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此行事败被杀。此后,高渐离利用为秦始皇击筑演奏的机会又一次行刺,为燕国报仇,终未果,也遭杀害。
在周代,民间音乐新声四起,直率情真,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旺盛生命力。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歌唱,以它丰富多姿的音乐实践,五彩斑斓的音乐内容,使整个周代音乐文化呈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
民间歌唱活动是民间音乐中最丰富多彩的一部分。民间歌唱的繁荣,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通过歌唱进行社会交往,并以此来传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反映他们的社会生活现实。劳作之歌,产生于劳动,服务于劳动。举大木者之歌,前呼后应,错落有致。《吕氏春秋·淫辞》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筑城者之歌,既协于劳动律动,且令人精神振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唱),行者止观,筑者不倦。”其他劳动中的歌唱也比比皆是。引车合力有歌相助:“兹郑子引辇上高梁”,“踞辕而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捣谷舂米伴相而唱:“邻有丧,舂不相”(《礼记·曲礼》),只是邻人丧事才停止不唱。上山伐薪有砍柴之歌,《诗经·周南·汉广》便是樵歌: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
田间野外的劳动中也有歌唱,《诗经·周南·芣苣》就记载了妇女田野中采集车前草时所编唱的一首劳动歌曲:
采采芣苣,薄言采之。采采芣苣,薄言有之。
采采芣苣,薄言掇之。采采芣苣,薄言捋之。
采采芣苣,薄言袺之。采采芣苣,薄言襭之。
不少歌谣对现实中的丑恶和不公给予了讽刺与抨击。《左传·宣公》二年所录的一首歌谣,即是宋国筑城百姓为讽刺其主管华元而编。华元曾是败将,居然耀武扬威也来工地巡视。对于这个用兵车百乘、马匹四百赎回的败将,百姓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又,《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宋国为其君王修筑高台而妨碍农收,并且不听请求,不顾民意,执意孤行。百姓为此编唱歌谣以表达他们的愤懑:“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
在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间交往,无论聚集言欢,还是爱恋、婚娶,常常借助歌唱,互致情意。这种风俗至今仍保留在我国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收入《诗经》的当时歌谣,据粗略统计,反映爱情婚姻的大抵有百首之多(参阅张松如主编《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例如,《周南·关雎》便是一首古老的恋歌,表达了一位男子对姑娘深沉的爱慕和执着的追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召南·標有梅》这首风土之歌,则是仲春歌会中少女抛梅求婚所唱:
標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在民间音乐生活中,歌唱活动形形色色,十分普遍。其歌唱水准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不断提高。据《宋玉·对楚王问》载,南方楚国都城歌唱风气尤盛。即有过千人应和而歌的歌唱盛况,也出现有“曲高和寡”的场面: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随着民间音乐活动的兴盛,各地民间优秀的歌手、声乐教学能手和乐器演奏高手相继涌现。据《孟子·告子下》载,王豹和绵驹是卫国和齐国出色的歌手。王豹居住在淇水边(今河南省淇县一带),因他的影响和带动,黄河西岸一带的人都善于讴歌。绵驹住在高唐(今山东省高唐县东),受他歌唱的影响,齐国西部的人也都善唱歌。此外,韩国的韩娥,秦国的秦青和薛谭也都是水平高超的歌手。他(她)们的演唱,充满激情,气息饱满,合于音律,能深深打动人心。据《列子·汤问》载,韩娥从韩国去齐国,来到齐国雍门因缺食而卖唱。她的歌声给当地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她离去后,人们仍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她那“曼声哀哭”,能让“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而她“曼声长歌”,又能使“一里老幼,善跃抃喜,弗能自禁”。受韩娥歌唱的影响,雍门这个地方的人因此特擅长唱快乐和悲哀的歌曲。
秦国的秦青同时又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教师。《列子·汤问》还记载了薛谭跟随他学习歌唱的一段经历。“薛谭学讴于秦青”,还未穷尽老师的全部技艺,就“自谓尽之”,并打算告辞而归。秦青未作挽留,便在郊外为薛谭饯行。此时,秦青放开歌喉“击节悲歌”,其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这才明白了自己与老师的差距,于是请求继续留下学习,“终身不敢言归”。
除歌手外,由于琴瑟等乐器的流行,民间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演奏家。伯牙即是战国时期一位有名的琴家,不少文献都称赞他的琴艺。《荀子·劝学》说,伯牙弹琴,连吃草的骏马也会仰起脖子来欣赏。《列子·汤问》记载,伯牙演奏音乐,能准确地表达其音乐内容。由于琴声的沟通,钟子期成了他的知音。伯牙善弹琴,钟子期善听之事被传为佳话,并记述在《吕氏春秋·本味》中: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 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钟子期去世后,伯牙痛失知音,从此终身不再弹琴。
战国时期的雍门子周也是一位优秀的琴家,尤擅长悲哀的音乐。刘向《说苑·善说》载,有一次,雍门子周带琴去见齐国公子孟尝君。孟尝君问他:“先生弹琴,也能使我伤悲吗?”雍门子周见他“倡优侏儒处前”,“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哪可能心悲。于是指出国家当前的隐患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使得孟尝君情绪低落,“泫然泣,涕承睫”。此刻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便令孟尝君“涕浪汗增”,“若破国亡邑之人”。
战国末燕国的高渐离是一位擅长击筑的音乐家。《战国策·燕策三》载,荆轲受燕太子丹之命,前去刺杀秦始皇,高渐离也前往送行。至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其歌慷慨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此行事败被杀。此后,高渐离利用为秦始皇击筑演奏的机会又一次行刺,为燕国报仇,终未果,也遭杀害。
在周代,民间音乐新声四起,直率情真,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旺盛生命力。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歌唱,以它丰富多姿的音乐实践,五彩斑斓的音乐内容,使整个周代音乐文化呈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