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比较学看来,从我国明代末期的第十六世纪起,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远远走在欧洲各国的前面,至十六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发展大致处于一个水平线上。但十六世纪以后,欧洲在不断壮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崛起,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进入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时期,快步向近代社会迈进,并开始了向海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时期。而明末的中国,封建经济在经历了唐代以来的充分发展之后,至明代后期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明末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却受到“重农抑商”这一传统的封建政策的重重压迫,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明代已经具备了远航的航海能力,但却受到明初以来长期的“禁海”令的限制,自己拒绝了与海外的联系,中国社会处于封闭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欧洲正是在这个时期,悄然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西方史学界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即认为公元1500年是欧洲与世界关系史的转折点,此前是世界影响欧洲,此后是欧洲影响世界。只是这里所说的影响,主要是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那么“此前”中国是怎样影响欧洲的?这里仅举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四大发明”之于欧洲,曾经大大促进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为例。(这“四大发明”是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它们是在元代经由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的。)对此,马克思在所著《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在欧洲,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而“此后”欧洲又是怎样影响中国的呢? 同样,欧洲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进步的社会科学思想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明末清初西方文化输入所产生的影响,常被看作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而英国人强加给中国的“鸦片战争”,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本世纪初“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和俄国“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又都是与西方文化有着直接联系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十六世纪欧洲音乐文化处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时期。就中西音乐交流而言,高度发展的西洋音乐艺术,对于既富于继承本民族音乐传统又善于不断吸收外来音乐长处的中国音乐体系来说,无疑有着一种新奇感。这种新奇感便是西洋音乐从明末开始对中国音乐文化发生影响的最初契机。
        十六世纪以前中国音乐曾有着辉煌的发展时期,只是由于当时传播条件的限制,中国音乐的影响还只限于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地区,而没有涉及到欧洲。至蒙元时期,欧洲才有了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零星的信息。从明末开始,随着中西交通的新发展,中国音乐文化也开始传入欧洲,并且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
        从十六世纪起,欧洲殖民主义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辟,开始向亚洲等其他各洲的扩张,建立其殖民统治。为了适应海外扩张并与“新教”(或称基督教、抗议宗)相抗衡,1540年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三世批准组织了一个新的传教团体——耶稣会,并批准耶稣会士来华布道。西方传教士以新颖的欧洲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几何学和钟表、望远镜、地球仪等欧洲近代科学知识和器物,吸引了中国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从而再次打开了基督教(指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大门。明末至清初,传教士们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西方音乐也再一次伴随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来华,在广东等地传教,是为天主教再来之开始。1601年(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携带礼物到北京晋见皇帝,万历帝准许天主教在北京传教。在其所献礼物中,有自鸣钟、世界地图、天主图等物和“西琴”一架。关于这架“西琴”,中外有很多文献记载。经考证,这架“西琴”应是击弦式古钢琴,即克拉维科德。传教士曾在宫廷教太监弹过此琴。在传教活动中,利玛窦还翻译了赞美诗歌词集《西琴曲意》共八章。
        1605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宣武门购地,建起天主教堂。教堂礼拜时的音乐活动和西洋乐器精巧构造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前来观看。利玛窦逝世后,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又将教堂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并在教堂内装置了管风琴。明末清初,尤侗《西堂集·外国竹枝词》中有诗句提及宣武门天主教堂中的音乐活动:
        三学相传有四科,历家今号小羲和。
        音声万变都成字,试作耶稣十字歌。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
        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
        此诗有原注:天主堂有自鸣钟、铁琴、地球等器。
        诗中所说的琴虽然没有记乐器名称,当是指管风琴;诗中的“羲和”是我国传说中掌天文历法的安吏,诗的后两句是指利玛窦逝世后葬于阜成门外,诗中的“泰西”是当时对欧洲所在方位的称呼,利泰西即指利玛窦。诗中“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所描写的应是清初顺治末年或康熙初年宣武门天主教堂的情景。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后人在称颂他的政绩的同时,总要提及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的品格;而康熙皇帝重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拜洋人为师,广泛涉猎西方文化,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对于西洋音乐,康熙帝也曾有着浓厚的兴趣,请传教士讲授西洋音乐,听传教士演奏西洋音乐,刊行西洋乐理著作,命皇子们学习西方乐理,他本人还曾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乐曲《普安咒》。可以说,康熙时期中西音乐交流之所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托了皇上的“龙福”。
        1673年,康熙帝派官员专程从澳门迎来了一位葡萄牙籍传教士徐日升(1645—1708),担任康熙帝的宫廷音乐教师,讲授西洋音乐,并有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抄本传世。他有很高的音乐造诣,不仅精通西洋音乐,对中国音乐也非常了解。每听到中国乐曲,他能够随即记下曲谱或用古钢琴进行模仿而毫无差错,康熙帝十分钦佩他的音乐才能。徐日升还重新安装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管风琴。此琴全新的样式及和谐的音响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看,目击者无不叹为观止。京城许多文人墨客如赵翼《瓯北诗钞》、《檐曝杂记》,吴长元《辰垣识略》,赵怀玉《亦有生全集》中便有与此乐器有关的诗文。徐日升还按古钢琴原理,制成一口大钟和一系列小钟,悬于楼中,又置一大鼓,鼓上写有中国曲调。这些装置可以奏响一首很美的中国当地的乐曲。京城人士多来观看,以至于诺大之教堂,竟不能容纳。
        徐日升去世后,又有意大利籍传教士德理格(1670—1746)来到北京,并受康熙帝之命担任宫廷音乐教师。德理格会演奏多种乐器,并撰写了西洋乐理著作《律吕正义·续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刊行的西洋音乐著作,书中主要介绍了五线谱知识。另外,德理格还作有小提琴奏鸣曲十二首遗留在中国。
        应该指出,徐日升《律吕纂要》和德理格《律吕正义·续编》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尚不可能对中国音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这两部著作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这两部著作是在我国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第一次广泛交流、密切接触的环境中产生的,是自明末以来利玛窦等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献琴于宫廷,作乐于教堂,欧洲音乐的影响在朝野逐渐扩大,并开始作用于中国音乐界而产生的最初结果,是国人对西洋音乐由“猎奇”阶段转为“求知”阶段的一个标志,是国人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西洋音乐的一个新的开端。
        传教士是这时期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音乐通过这个桥梁也传播到了欧洲。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1615年,欧洲出版了利玛窦以日记的形式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是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部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见闻录。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音乐。如戏剧的演出、道教音乐、祭孔音乐和中国的乐器。
        1581年明代音乐家朱载堉在世界上首创“十二平均律”理论,解决了中外音乐律学中等音互换的千古难题。这一重要的学术信息,有可能是通过在北京的欧洲传教士传递到欧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平心而论,在过去的三百年间,欧洲和近代音乐可能受到一篇中国的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虽然有关证据尚付缺如。”此外,朱载堉“管口校正法”也被介绍到了欧洲。后来,1890年比利时声学家马容还对其进行了科学验证,并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