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历史。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拓宽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渠道,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马克思在1853年所作《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旧的中国已经无法保存,觉醒的中国人从此开始了抵抗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最早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亲历西方社会的学者,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开始注意到了西方在坚船利炮后面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注意到了西方发达的物质生产所依托的精神文明。以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们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宣传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开展近代新文化运动,这不仅为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政治理论,也为中国人接受西洋音乐创造了必要的文化环境,为中国人深入认识西洋音乐提供了崭新的观点。在本世纪初,中国人对待西洋音乐的态度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主要体现在国人对西洋音乐的态度由一般的音乐音响上“猎奇”和音乐理论的“求知”开始转变到对西洋音乐所具有的近代文化内涵以及对西洋音乐形态体系的“认同”,这是近代中国人西洋音乐观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人认识到了西洋音乐对发展中国音乐甚至改造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因此,近代中西音乐交流较之以往又具有了新的意义,即开始了真正的社会性的近代新音乐的启蒙时期。
        正如前文所介绍,西洋音乐由来已久,而且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西洋音乐越来越为中国人所了解。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再到九十年代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借鉴,由“言技”、“言政”逐步向“言教”这一全面借鉴西方文化的方向发展。如同严复宣传达尔文“进化论”以求改造中国思想,使中国立足于世界之林一样,西洋音乐也被当作改造中国旧有音乐,创立发展中国新音乐的借鉴。西洋音乐被当作西方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向西洋音乐学习逐渐形成为社会性的文化思潮的重要内容,并成为我国音乐界长期以来的共识。
        中国人对待西洋音乐态度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从近代新式学校教育中的“学堂乐歌”开始的。“学堂乐歌”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音乐形式上借鉴了西洋音乐的形态,在内容上突出了反帝爱国的情绪和反封建的思想。这些特征也都反映了在中国近代新音乐之中。“学堂乐歌”中的几位倡导人如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同时也是我国新音乐的启蒙者,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则成为中国新音乐历史的开端。
        近代中西音乐交流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音乐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它可以看作是继我国隋唐之后的又一个中外音乐文化大融合的时期。我国音乐历史上的这两次中外音乐文化的大融合,都极大地促进了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