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哲学家们从没有直接认真地倾听过自然天道的声音音乐,因此没能建立起类似中国古代哲学天人感应的音乐自然观和宇宙观。毕达哥拉斯等将天地、人、宇宙与音乐音程数的和谐相联系,作为万物秩序的理想标准,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数”的机械的自然主义观念,并与后来近代科学牛顿力学的机械唯物论、理性哲学以及音乐复调、和声逻辑的理性时间和空间组合相连接。
        音乐的自然主义特征
        中国儒道哲学始终强调的是一种有机自然主义的精神。最直接认真地倾听自然天道声音的是古代哲人庄子。这种自然主义音乐特征在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与其弟子子游的一段对话中感受到: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 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乎?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上文大意是:隐者南郭子綦依机而坐,仰天长叹,样子似丧失了与真君相对的功、名、利、己。弟子子游侍立于旁,问道:“为何缘故,人真能使自己的形体似那枯木一样凝固,心灵似死灰一样消除一切吗? 老师,我见您为何与往日不相同?”子綦说:“偃,你问得好。今日我得道,忘却了功、名、利、己,你注意到了吗? 你听过人奏的音乐,却没有听过大地奏的音乐,就算你听过大地奏的音乐,可没听过天奏的音乐吧?”子游问:“何为天奏的音乐?”子綦说:“天地吐气为风,这个风除非不发作,发作就会使千万个洞孔发出怒号的声音。 你也听过大风的声音吧?山上的林木被风摇撼喧嚣,百围大树,许多洞穴似鼻子,似嘴,似耳朵,似木制的酒瓶、杯盂、大臼、沼池、泥坑,各种各样都有。它们发出的声音如急流声、飞箭声、怒气声、吸气声、叫喊声、号哭声,有的幽深、有的哀切、也是形形色色。前面刮起的风,后面接着洞穴相应和的声音。清风吹起来微微地和,烈风驰过则大声地和,烈风停止,所有的洞穴都恢复平静,而后不就只见树枝在无声地摇晃吗”。子游再问:“依您所讲,地籁是无数洞穴发出的声音,人籁是竹管箫类乐器的声音,天籁是什么?”子綦又说:“风吹千万个窍穴而声音不同,它们从各自的内部产生各自所特有的声音,那就是天籁,万物发出众多声响皆是万物自己的选择,而鼓动万物怒号的是谁呢?”(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天籁是自然界众窍自鸣声音之美,是不依赖外力而自发产生的。《齐物论》是一篇重要的哲学思想论述。万物齐一即万物皆一,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达到乐天合一、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特征,其“合一”、“为一”都是在忘却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区别,只存留经验中混沌的“一”。
        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特征笼罩着中国各地音乐风格与自然人文景观的统一性,其“合一”、“为一”的自然状态不需要用西方音乐那种“知性”的方法去肢解它们,它们本身就包含了宇宙内部有机生命的许多知识。如泰戈尔的东方印度印象所言:“早晨的清新感并不需要科学来介绍,我们际遇自身的无限实在,并不经由神学家来解释,也不经由伦理学说的渊博的讨论,而由我们亲身去体验爱与善的纯粹真理。”如果用西方传统音乐书面作品的机械主义方式去认识中国音乐,反而会割裂音乐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以“万物皆一”的音乐有机观念,反而能保存宇宙整体的真知或“不知之知”。
        从《齐物论》对“风的音乐”的描述印象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庄子对二十世纪西方具体音乐、先锋派音乐音响特征的某些先述或先释。而具体音乐则是以一种机械自然主义的方式去反对传统音乐中的机械主义,其最后仍难脱离“机械”之困境。这与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当然,中国音乐是否永远保持文化与音乐的自然生态生机、真存真知的万物皆一的境地,这要看与西方音乐哲学中认识论、机械论在人类总体知识和时代精神中的对话如何了。从辩证性的方式来看,中国音乐自然主义特征的意义与西方音乐的机械主义特征意义相比,似乎有着各自的价值意义。诚如泰戈尔所讲:“机械的天牢虽然百物俱全,但却不能满足我们的最终要求。而在大自然(大结合)的天厅里,却常住着爱者的心灵。”
        音乐的人文主义特征
        人文主义一般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宗教神学体系相对立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与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是有差别的。成中英认为:西方的人文主义叫作外在的人文主义,主张人应该与客观宇宙有所不同,人应该肯定自己,不应该完全受制于上帝。中国的人文主义叫作内在的人文主义,它不把万物排斥于人之外,肯定人就是肯定万物,它不但讲究人际关系,而且也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维持一种和善的关系。
        从音乐上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影响到音乐创作,从中世纪宗教情感转向崇高理性和追求人性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创作与世俗音乐体裁的结合,但其主流仍是从提高人对探求、利用或控制音乐技术的意义上去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拓宽了作曲家个性的发展,促成了早期器乐曲体裁如键盘乐器的前奏曲、托卡塔、变奏曲、幻想曲等等的发展。
        在中国哲学所有大的传统和小的流派中,都将人和自然的相融与和谐视作基础。儒家思想显示出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人文主义倾向,注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思想则较多显示出自然人文主义的倾向,注重人的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
        中国古代雅乐、宫廷音乐、音乐教育(乐教、诗教和礼教的结合)等均含有儒家人文主义的价值操作。如据《周礼》、《仪礼》等古籍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这自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主体的音乐精神,也异于文艺复兴层面的音乐的人文主义精神。再如,流传至今、历史悠久的陕北秧歌(宋代的民间社火舞队在立春之日举行的民间祭社活动可谓陕北秧歌的雏形),其舞蹈动作“扭”、“摆”、“走”出自于对自然的生活化的走步动作的提炼,每个表演者可在基本鼓乐节奏及歌唱中,即兴地扭、摆、走,通过个人及群体动作充分表达感觉、情绪、情感思想的经验幅度,通过身体音乐行为语言取得相互之间的交流,极富于人情味。各种秧歌队,如:谒庙秧歌(有谒庙祭神等仪式),排门秧歌(也叫沿门秧歌,过年期间,各村的秧歌队挨家挨户拜年,有舞有唱),彩门秧歌(村村搭上彩门,邻村之间的秧歌队互访、互拜、对唱),大场秧歌(在广场上燃起火塔,集体舞蹈,男女老少皆可)。所有秧歌形式都具有人际、村际、亲情关系的联系,极富于人文精神。秧歌没有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屏障,易学、易会、易普及、易流传,只要跟着基本的行走节奏感,走好步伐顺序,就学会了秧歌舞蹈。从文化整体作用来看,秧歌有着群体情感思想聚集的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如果与西方音乐的重科学倾向相对比来看,中国音乐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它不允许音乐同伦理、美学、社会分离,其理性也不与善和美相分离。
        如果说儒家重视立足于社会环境的人文主义,那么,道家则倾向于自然环境的人文主义,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而不是像西方音乐本体中的人文主义那样,把自然上升到一种抽象本体的结构中去寻找人的理念和架构。
        道家的“道”也包含着如淡、朴、柔、弱、虚、静等特性。如老子讲:“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闻,用之不足既(尽)”。庄子则更进一步,他讲:“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故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得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中国古琴音乐中便典型地渗透着道家这种自然的“淡泊”精神。如明代徐上赢的《溪山琴况》中“澹”(即淡)和“恬”的论述正是此种精神的写照。现将这两段白话摘录如下:
        “澹”(淡):弦索之所以流行世上,在其声音艳丽悦耳。而琴这种乐器,须焚香静坐而弹,不入歌舞场中,琴的音乐,孤芳自赏,安于寂静,不杂丝竹伴内。它如清泉白石,明月疏风一样悠然自得,能使听者游思缥缈,尽去娱乐,这可叫做淡。弃华丽而求淡泊是世上的高雅之士。淡故难言传,但只要去邪存正,弃俗还雅,弃媚还淳,即使不刻意求淡,淡的妙处也自然会出现。琴的音色本自淡,制成琴曲,它的情趣就更淡泊。之所以用淡泊的风格来弹奏,是合于古人,而不是迎合众人。当山居幽静,林木扶苏,清风入弦,去掉炎嚣,虚缓弹奏,发出妙音,得到纯真无邪的情趣,不禁怡然吟赏,云:“我爱这情趣,与世无求,与世无争;我爱此韵味,恬淡纯净如雪如冰;我爱此种乐声,松风竹雨,润之滴水和波动,我愿日夜陶醉于此淡泊中。”
        “恬”:大多数乐器的声音淡了就无味,而琴声淡了却有味,味是什么? 味是恬。味从气出,为恬。恬不易产生,淡不易得到,只有练到神妙时才能得到,淡至妙处才能有恬,而恬达到更妙时则越淡而不厌。因此,要有兴致而不放纵,有气氛而不激烈,有情绪而不烦扰,有意趣而不浓重。下指要显出君子的气质和修养,冲和淡泊,无雄竞和柔媚态。不要求味而自然有味,犹如水中之乳泉;不求香而自然香,犹如花卉中的兰茝。从此方面去想,恬味得矣。
        以上《溪山琴况》中“淡”,“恬”的论述其实质显示了道家“恬淡、寂寞、虚无”等“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的人文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始终起着某种潜在的主导作用。如中国音乐最重要基础民歌的存在,便是依据自然之道而存在的。一方面民歌最接近自然和朴实的民众生活,发乎人的自然之情性;另一方面,民歌与自然生态人文景观的统一性,在各地民歌中均得以充分显露。甚至,中国古代乐府的采风、宫廷音乐、雅乐、宗教音乐都无不吸取各地自然生态的民间音乐资源。而且,一旦这种音乐的自然来源被切断,宫廷音乐便会丧失其音乐生命的活力,成为僵化的礼仪的附属品,历代雅乐的衰败即可说明这一道理。
        中国音乐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及其价值,现逐渐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同时,西方音乐近三百年来在机械本体及机械时钟指引下发展的交响乐乐队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出现了与人性(如人的自然情性)的脱离。西方学者意识到在科学文明中人与自然分离的这一危机,并开始回过头来注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东方音乐文化。萨顿认为:“科学必须人性化,这意味着至少不能允许它横冲直撞。它必须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为其余部分服务的一部分。”(《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李约瑟曾专门写过一篇《中国人在科学人文主义方面的贡献》,他认为:“或许唯科学主义——这种认为只有科学真理才能认识世界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欧美人的毛病,而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李约瑟还认为有充分理由说“中国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肇源地之一”,中国的科学人文学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它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而且从未想到社会以外的人”。这些看法十分精辟地包含了中国道家自然人文主义和儒家社会人文主义的基本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音乐人文主义精神现代意义的重要基础,这些精神在未来人类世界文化发展中将会发挥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