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琴乐美学思想,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音乐思想的影响,因而在琴乐与社会政治兴衰、情感意志、自然数理和天地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经常是建立在某种“象征”的心理基础上的。在琴乐实践中,当时的琴家也对琴乐审美心理现象的特殊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琴与政通
        司马迁(约前145—?)《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事,其中“琴音调而天下治”的言论,反映了在琴乐活动存在着习惯于将“治国家”与“琴音调”联系起来看待的一种琴乐思想。文中驺忌子所谓“琴音调而天下治”,并非是讲善鼓琴便能治理好国家了,而是以鼓琴为例,说明治理国家犹若琴上谐调五音,使之和谐相鸣而有序。驺忌子是从谈琴音之美,并进行一种“象征”性的比喻(“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进而谈及“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的道理。
        又如刘向(约前77—前6)《说苑·修文》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事,孔子从“北者杀伐之域”,“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的角度严厉批评了子路的音乐审美趣味。文中孔子所言“南者生育之乡,……故其音温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以及他对“北鄙之声”的批评,一方面是从不同地域音乐风格的角度进行审美评论,另一方面也是从“象征”的角度引申开去,以“南者”为“治存之风”,以“北鄙之声”为“乱亡之风”,进而作出其审美价值评价。以上驺忌子谈鼓琴、孔子谈鼓瑟之事,皆为托前代之事而述汉代琴乐思想,也是显见的。
        琴以通德养心
        桓谭(?—56)所著《新论》中收有《琴道》一文。据《后汉书·桓谭传》,《琴道》一文为“肃宗使班固续成之”。《琴道》开首讲制琴的目的,即在于“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文中又称“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该文从琴的型制尺寸与天地自然数理的联系讲起,进而论述琴与君子修身养性的关系,所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在《琴道》篇中,撰者进而将琴乐实践与“君子”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准则联系在一起,所谓“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操似鸿雁之音;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这些表明,在汉代,琴乐审美实践已与“君子”(士阶层)的人生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首先在于“君子”的思想情感体验在琴乐实践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和寄托,甚至成为一种特有的具“雅文化”意义的阶层音乐活动方式。其音乐审美思想对后世琴乐美学思想有着长远的影响。
        哀乐在于心的琴乐审美观
        汉代文献中,刘向《说苑·善说》与桓谭《新论·琴道》皆载有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事。孟尝君先乐而后悲,并非因为受雍门周琴声的左右而产生情绪的变化,相反,孟尝君审美心情的转变在于自身心境的变化,而这正是由雍门周的“开导”所促成的。雍门周鼓琴事所反映的音乐审美观念,在汉代音乐审美思想中并非少见,如《淮南子·齐俗训》“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的审美意识便与之相近。认为音乐审美情感体验中,审美主体在听音乐的时候感受到的情感,受到自身心境及情绪状态的制约,并影响到音乐审美效应这样一种审美观念,可以说是更为突出了审美主体在音乐审美的心声双向交流中的主导作用。这一审美观念无疑对后来“声无哀乐”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