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音乐文化。德国古典音乐的成就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是并驾齐驱的;印度音乐文化中的玄妙感觉较他们其它艺术部类更贴切地体现了印度哲学思想的玄机。表面看来,哲学与音乐走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两条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感性的,毫不搭界。其实它们有共同点——对现实的抽象。因此它们总能在一个终点汇合。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应属儒、道以及宗教哲学——禅。它们代表中国文化中最深刻、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它们与音乐文化的内在联系,也正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
        心理中和
        儒学,是适应华夏群体艰辛的童年生存而产生的哲学,产生之初,就显出了一副少年老成的持重态度。它植根于宗法社会,其全部理论服务于宗法伦理秩序。由于儒学理论的道德至上观最适于限制私欲、个性而凝聚群体力量,最适合集权制的统治,它逐渐被统治者推上国学(汉朝)的宝座。其位置与作用相当于甚至高于西方及其它宗教社会的国教。理所当然,儒学的道德至上观,也反映在它的音乐思想里。儒学有关音乐的经典论著《乐记》上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旌,谓之乐。”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心”是主思维的器官,孟子有言:“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成语里亦有“心劳日拙”之说。“心”又是主感觉、情绪的,所谓“心领神会”、“心神恍惚”、“心平气和”等皆指其而言。总之,“心”是主精神活动的,故当有人专注于思虑时会被说成“心凝形释”——指心思极为专注,简直忘却了自己的躯体。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学,自然是推崇作为精神活动的音乐的,并且认为音乐是“变成方”了的纯净而和谐的音响,能够创造人的美好精神状态,有助于塑造理想人格。因此,儒家对音乐的欣赏往往不是停留在音乐形式上,总忘不了“乐通伦理”。孔老夫子有一则爱音乐的例子。他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因此而竟然三月不知肉味。他对韶乐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善”(《论语·八佾》),这里所说的“善”,便是昭示理想德行的心灵美。显然,儒学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功能——一种教化作用。《乐论》云:“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钟、鼓均为打击乐器,声音在缓缓的震荡中播散恢宏的气氛。先秦时期往往以钟鼓演奏雅乐,因此,其“志意得广”。正如儒家以三纲五常对人的行为、品德绳之以规范,对音乐也有选择。除对“韶”一类的雅乐赞美备至外,古文献上也有“郑声淫”一类的贬抑之词。“淫”在古汉语里是多、繁复的意思,音乐这种表情艺术的“淫”,应是情绪较丰富或较激烈之谓。其对立面,即儒家赞誉的雅颂之乐的情绪与“淫”截然相反,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基调。也就是说,“中和”的音乐是儒家认为与宗法社会理性化心理相一致、相适应的。
        儒学五大经典之一的《周易》是古中国精神文明的象征之一。当人们评价一个孩子“少年老成”时,一般是指这孩子有着超乎儿童期的较成熟的思维和表现力——成熟的心智。《周易》正是华夏群体童年早熟的突出标志。《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易传》是对《易经》最古的注解。易学源于天文,是华夏祖先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伏羲时代,靠仰望日月星辰,俯观四时变化而积累的智慧结晶。表面看来,它是本“卜筮之书”,其实它不仅是一本包括天文、数理、历法的小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钱学森称为“形象直感思维”(钱学森主编《创建人体科学》),黄自元称为“形象直觉思维”(黄自元《中国医易学与〈周易〉原理——医易概论》),董平称为“直观思维”(董平《论先秦哲学的直观思维》),吕嘉戈称为“形象整体思维”(吕嘉戈《易经新探》)。这种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六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乃至走出国门的炎黄子孙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就,都离不开《易经》的方法论,因为这种方法论已经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位中国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运用着《易》的方法论。《易经》方法论中比较核心的一点是着重“中数”,认为把握中数可以上下左右贯通。它表现在中国传统艺术里,特别是在传统音乐的审美思想上,便走向了“中和”。而中和的音乐恰是儒学认为最能够移风易俗、最具有教化作用的。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连对通常说来具备超越本质的音乐艺术,儒家都寄托了重重的治世企望。
        大音希声
        道学是隐士哲学,这点与儒学相反,儒学是张扬人世观的。由于道学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自汉朝起,便走向了宗教化。尽管,从宗教的角度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经多次“佛道之争”而终未能越临佛教;从哲学影响而论,“道”也始终紧步儒学之后,也就是说,“道”,在宗教影响上敌不过“佛”,在哲学影响方面敌不过“儒”,但是,老庄道学在艺术领域的影响,却应该算是首屈一指的。
        “道学”的核心是一个“无”字。《太上老君开天经》里说得干脆:“无天无地,无阴无阳,无日无月,无晶无光,无东无西,无青无黄,无南无北,无柔无刚,无覆无载,无坏无藏,无贤无圣,无忠无良,无去无来,无生无亡,无前无后,无圆无方。百亿变化,浩浩荡荡。无形无象,自然空玄。穷之难极,无量无边。无高无下,无等无偏,无左无右,高下自然。惟吾老君,犹处空玄寂寥之外,玄虚之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若言有,不见其形;若言无,万物从之而生。”
        道学的“无”,其实是对世俗的消解——不仅是对世俗生活,更是对世俗观念的消解。人世间的一切挂碍、得失、荣辱、恩怨,都可在对这一“无”字的虔信下淡没殆尽。这的确是一种较高明的精神逃遁。在此,它与艺术接轨。因为艺术具有一种超越功能,它能使人在享受艺术的时刻,忘却各种功利性欲求。道学与艺术的结合,促成中国的表现艺术远远发达于再现艺术。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书法、古琴艺术的高深与成熟,也因为即使在中国绘画、诗歌、戏曲等一些再现成分为主的艺术部类里,抽象的成分也相当大。“声无哀乐论”是道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观点。正是这一观点或多或少地促成较不激越、音色较苍老的古琴及较不显“哀”、不显“乐”的古琴音乐,成为中国传统文人音乐的正宗。
        道学的“无”又是对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无限。“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穷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史记·自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因消解了时间的界限而往来古今;因消解了空间的界限而纵横环宇;因消解了尊卑等级而顶天立地;因消解了一切德行规范的束缚而得到内心真正的平衡。着手于“无”,得到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有”。道学就是这种既辩证又达观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空灵而终达玄阔的特点。绘画中讲究留空白,篆刻中讲究留气口,音乐中讲究用散逸的板式,重视休止,且排斥“繁手淫声”而追求“大音希声”。只有“希声”才达“大音”,道学的这一音乐思想,与它那“无”中求“有”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儒学与道学看似相距千里,实则相反相成、相依相存。刘勰有言:“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夫道以无为化世,儒以六艺济俗;无为以清虚为心,六艺以礼教为训。若以教行于大同,则邪伪萌生;使无为化于成康,则氛乱竞起。何者? 浇淳时异,则风化应殊;古今乖舛,则政教宜隔。以此观之,儒教虽非得真之说,然兹教可以导物;道家虽为达情之论,而违礼复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儒学是最讲规矩的,道学是最讲自由的。它们的存在都是一种必然。当华夏群体在生存条件的逼迫下,需要协同、汇聚时,便产生儒学;当宗法社会的森严等级、清规戒律铺天盖地时,人与生俱来的反束缚天性便导引出了道学。由于道学对儒学的背离并非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而仅仅以“无为”超越之,因此它不但没有被当作异端而受到排斥,反而成了维持儒学长久存在的补充。治人者持儒学,治于人者用道学,于是,天下太平。儒道在音乐思想上的差异正是各自哲学本质差异的反映。妙的是,由于儒的“天人感应”导致音乐思想中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居然与道的接通自然、宇宙的艺术观还有合流。
        钟磬禅音
        佛教哲学,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儒道不同,是汉以后才传入的。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孕育神秘主义的土地。印度人那种“超越时间的心灵渴望”导致他们“把‘梵’作为宇宙的本源。‘梵’不属于物质实体,亦不同于虽然无形无相,却有着自身确切内涵的‘理念’或‘天理’,它是一种虚空净静、常驻不灭、普泛而无差别相的精神境界,超乎各个人的‘自我’之上,而又存在于各个人的‘自我’之中……印度人将宇宙万物消融在一片清旷寂静的精神境界里”(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他们的这种“即幻即真、万有一空的神秘的精神世界”虽与中国道家“上下贯通、一体流注”的浑融的“气化世界”不尽相同,但两者在超脱现世这一个点上无疑是相通的。印度文化的玄思品格使印度人喜欢走极端,只有倡导“中道”的佛教例外。大概这就是佛教未能在产生地印度扎根,却偏偏在中国以及东南亚一带多多少少受中国儒学影响的那些国度中繁盛起来的原因之一。
        一种文化在进入另一种文化系统时,后者必须具有容纳的前结构。当佛教跨上中国土地的时候,儒道两家正是以一个与佛教的“中道”相通的“中庸”,一个以与佛教相通的出世精神,已然具备了接纳的前结构。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迅速与中国文化汇融,产生了许多中国色彩的新教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禅宗。禅宗主张“不读经、不礼佛、不坐禅”,“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即身成佛”的“顿悟”,从而简化了修炼的繁复;更使成佛的理想不再可望而不可即。再者,禅宗把人心看得重于一切。慧能大师宣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能含万物色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这一点恰与中国其它传统哲学中把人作为中心的主体精神实质相接。把彼岸的“西方极乐世界”转变成此岸凡间世人的心,这确确实实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而进行的一次适应性改革,因此,禅宗在中国迅速普及,使佛教一跃为中国最大的宗教。
        佛教所提倡的“空”,尤其是禅宗提倡的“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与道学的“无”、“无为而治”显然是相通的。在艺术领域里,则形成了一种道禅合一的格局。主张隐逸、弃儒就道的文人学士,在他们的诗、画、音乐里,都追求如“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此曲弹未半,高堂入空山”一类的所谓“禅境”。也就是说,“禅境”成了道家所倡之“无”在艺术领域里所达之理想境地的代名词。
        儒、道、释(佛)三大哲学无论怎样保持着各自的理论体系,在音乐思想上却有一处最显而易见的合流——儒学的“中和”、道学的“无”、佛学的“空”,都不主张激越、躁动、“繁手淫声”,这便是华夏艺术思想,也包括华夏音乐艺术思想的一个本质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