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中华民族的先祖,站立在他们特定的时空维度,仰观穹窿星斗,俯察四时运行,用整个心灵,而不是用逻辑推理,去体察宇宙的奥秘。他们开掘一切适于表情的音响,而不是仅使用经标准化提纯的音响,创造与天地万物相谐相融、同震共荡的音乐世界。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律呈一种未经标准化的多元自然状态。一般说来,主要使用三分损益律(五度相生律)、纯律、十二平均律这三种律制。其实民间实际应用中还有一些无常律制(如潮剧律制)和双性律制(如陕、甘、粤某些民族民间乐种的律制)。
        中国传统音乐最常使用的音阶是五声(宫、商、角、徵、羽)音阶及五声性的三种七声音阶:

        其实,五声音阶的曲调很少只用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二变之声”(变宫、变徵)在实际应用中,经常是谱外必不可少的音高角色。事实上北方民间歌曲中还常使用两种六声音阶:

        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地方的律制、音阶中存在的无常特性音,即3/4音(是指音阶中某一律,它和相邻高低二律的距离均为3/4音)。它所造成的音高变化效果比半音还要小一半,或者应该说微妙一筹。律学界曾为它的成因议论纷纷。其实无论是多元律制、多种音阶,还是无常特性音的存在,都是民间音乐在自然状态下,随方言的多声趋向而生成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土地广袤的大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华夏统一大业之际,作为长远措施,他在要求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的同时,也颁布了“书同文”的法令。但是,面对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缺少地域间交流、缺少通讯渠道、幅员又非常辽阔的疆土,就是这雄心勃勃、不可一世、什么都想纳入大一统的秦始皇,也未敢妄谈“语同音”。然而,正是这方言的差异,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方言文化。
        作为口头产生、口头流传、口头定型的民间音乐,与方言的内在联系是必然的。
        人们在普通教育中所学到的汉语声调是四声。因为标准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实各地方言绝不仅限于四声,西北地区就已经增加了入声,南方更复杂,温州话和潮州话里用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调;广州的入声分阴入、中入、阳入,就共有了九个声调。再加上元音有长短之分,声母有清浊对立,这一切都能够影响地域民间音乐的形态生成。因此,在典型的湖南民歌里必然会出现微升sol;东北的一些音乐里,la的后面往往跟着升fa,而mi的后面又往往跟着升do……在特定的位置上,如果不出现那些3/4音或临时升降半音,地域风格色彩就会欠火候。尤其是当我们用各地的方言演唱各地的歌曲、说唱以及戏曲时,更会从高度协调的美感中体验到民间音乐与方言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
        中国传统器乐多数从声乐里脱胎,但时间不长(除少数器乐如古琴曲与部分琵琶曲等),所以汉族音乐的多律制与五声性多音阶,及3/4音现象等形态特征无疑与方言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由于语言与音乐的亲缘关系,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凡属汉藏语系的,律制与音阶特征大都与汉族大同小异,非汉藏语系的民族,如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和东北的蒙、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族的律制与音阶虽主要受其本民族语言左右,但同时又受到汉民族文化影响,情况就更繁复了。
        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不确定观念导致人们满足于直觉的模糊性,没有追求精确性(基于数理的)的热忱。因此中国大地上除汉族以外的各民族律制与音阶更是花样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