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与节拍节奏的诸多特征,说到底,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点上——不确定性。有论者曾提出了一个“柔”字,与西方音乐特征的“刚”字相对应(参阅管建华《论中西音乐艺术的时空模式》,《中国音乐》1989年第4期),认为“刚性”是借用的物理术语,指由刚性量杆精确测量空间而产生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标准不变的尺长度,西方音乐在刚性时间(时钟)的基础上建构了刚性节奏节拍(音符时值量度单位)和刚性速度(如♩=60,即每分钟60拍四分音符)。具有标准时间和标准频率空间的乐音高称之为音乐的“刚性材料”(a′:每秒钟振动440)。多个刚性材料的纵向结合——和弦进行,便构成了音乐和声刚体。中国音乐的种种不确定性特征,恰与西方的“刚性”相反,中国书法艺术空间(特别是草书)笔划提供了这种特征的心理量钟产生的长度,即柔性的长度:笔划与笔划之间正如音与音之间,字与字之间正如小节与小节之间的时值长度比例不能用刚性尺度按几分之几去等量换算,以此相参照,便有了柔性节奏节拍、柔性速度之说。在音高空间方面,中国音乐体系中大量存在单个音高频率、音色、力度、时间浮动变化的现象(即称为“音腔”或“偏离音”者),它的音响过程不在律学音高确定的范围,这种音响材料称之为柔性材料。同书法空间相参照,笔划的粗细、浓淡、曲直、长短正如音的强弱、厚薄、高低、快慢一样,构成柔体。“柔体”与“刚体”概念形成对比。尽管中国音乐体系中也使用音乐刚性材料和类似刚性时间的节奏节拍、速度,但柔性时间、柔性节拍节奏、柔性材料、柔性空间的大量存在,使音乐时空结构具有柔性,并含有“相对”的意义,这就构成了音乐艺术柔性时空结构模式的基础。论者认为,中西音乐这种结构模式的不同,源自不同的哲学背景。中国传统哲学自然观认为“气”是世界的物质构成,宇宙观则认为五行八卦是宇宙的结构,以此建立了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生成论(以董仲舒为代表)。西方传统哲学自然观认为“原子”是世界的物质构成,几何和数是宇宙构成,几何图形构成了宇宙生成论(以柏拉图的《蒂欧篇》为代表)。中西宇宙构成学说的差异在于:“气”是一个非定量的柔性的和无定形的观念,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是指事物内部的辩证关系;西方观念中的“原子”是一个定量的、刚性的和有定形的观念,而几何、数则指事物之间的形成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宇宙构成的观念和方法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化艺术以及哲学思维方法的差异。“气”和“五行”所代表的观察方法是一种直觉内省的经验把握方法,而“原子”与“几何”所代表的观察方法则是一种数理、逻辑式的实证方法。到音乐领域里,就表现为“有机音乐本体观的哲学方法模式”(它具有与有机直觉相联系的柔性时空结构行为模式)与“无机音乐本体观的哲学方法模式”(它具有与无机数学几何相联系的刚性时空结构行为模式)。(参阅管建华《论中西音乐艺术的时空模式》)
        至于为什么古希腊的哲学重实证、古中国的哲学重直观内省,笔者认为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直觉内省的思维方法把“气”认作为世界的物质构成,说到底是与人的模糊思维相一致的。自本世纪六十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复杂性与精确性很难调和,系统越复杂,越不能用精确性高的数学去处理,而精确性无法应付的复杂、动态的大系统,却可以在模糊论方法中得到解决。其实中医用望、闻、问、切四诊收集患者的整体信息,又用辨证方法施治调理的过程,就是用的模糊语言、模糊逻辑——以往被人说成不科学的方法。人体生命活动本身就是相当复杂的、动态的大系统,中医诊治方法的模糊性使其解决了许多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病症。也就是说,西方本世纪才发掘的模糊论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却是一股主流。现在人们都承认,人的大脑处理信息时本身就带有模糊性特点,模糊思维是人的一种本能。那么为什么西方传统文化中模糊思维的成分远远少于东方?作为生理结构相同的人类本不应有如此巨大的思维差异,根源究竟何在? 似乎应该从孕育两种文化的地理环境,以及与其关联的经济基础上寻找答案。
        西方文化的摇篮古希腊是爱琴海的岛国,它从文明的发端就依赖海洋,可以想见,最初的联系,只能是船只往来,互通有无。随着这种海上往来的增多,就会出现一批专门从事海上船运的人,于是船越造越大,越走越远,古希腊的海上贸易迅猛发展起来,而古希腊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海上贸易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欧洲的重商主义传统也主要起源于此。
        而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却远离海洋,这里的经济发展,只能仰仗土地,于是,华夏群体早期的经验导致以农业为本的观念,使商业在中国久久找不到滋生的土壤。历代的统治者更是视商业贱买贵卖为不义之举,认为商人的到处走动,对于超稳定经济结构的亚细亚农业社会是一种不安定因素,于是,历代统治者尽其所能地打击商业,提倡“崇本抑末”——“本”即农业,“末”即商业。尽管十五世纪的明朝造船业发达起来,曾有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郑和的首要目的是军事侦察、政治外交,即便有通商内容,充其量,也只是官商贸易。中国历代君王从来是排斥自由贸易的。
        于是,从古华夏与古希腊的童年期起,两种文明的差异就首先体现在对商业截然对立的观念上。西方重商主义传统不仅促进科技的发展,导致工业革命,而且使他们的哲学思维偏重实证。人是一种难以解释的怪“机器”,有着挖掘不尽的潜能,却又会在辍用的情况下丢失原有的能力,俗话说“用进废退”,就是这个意思。当西方在商业的刺激下,思维中工具理性的成份越来越大时,作为本能的模糊思维自然趋于萎缩。反而言之,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模糊思维没有遭受西方意义上的侵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种自成系统的、一种有机的形象整体思维。反映在音乐文化里,便呈现为有机的“柔性”——不确定性的时空结构模式。相对无机的“刚性”特征,“柔性”与天地万物,与人的本性更贴近,它出乎自然,又融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