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伏念昔者，方巩之得祸罚于河滨，去其家四千里之远。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险，为其阻厄。而以孤独之身，抱不测之疾，茕茕路隅，无攀缘之亲，一见之旧，以为之托;又无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势下之可以动俗。惟先人之医药，与凡丧之所急，不知所以为赖，而旅榇之重，大惧无以归者。明公独于此时，闵闵勤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医药之有与谋。至其既孤，无外事之夺其哀，而毫发之私，无有不如其欲，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

窃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讼推说者穷万世，非如曲士汲汲一节之善。而位之极，年之高，天子不敢烦以政，岂乡闾新学，危苦之情，丛细之事，宜以彻于视听，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尽于巩之德如此! 盖明公虽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爱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进退。而巩独幸遭明公于此时也!

在丧之日，不敢以世俗浅意，越礼进谢; 丧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陈。俳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惟明公终赐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则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而已。誓心则然，未敢谓能也。

曾巩的《谢杜相公书》是一封应酬致谢的书信。所“谢”者杜相公即杜衍，原是宋仁宗时的社稷之臣。庆历四年 (1044) 官授同平章事 (宰相)，与范仲淹、晏殊推行新政，不遗余力。庆历七年 (1047)，“衍甫七十”，因遭谗言罢相，遂“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本传)，后寓居于河南商丘。此时，恰逢曾巩之父曾易占由江西转道汴京，途中染重病困于河南安阳，以至一病不起，卒于异乡。曾子固突然遇此大难，立时悲痛欲绝，“天倾地坏，殊州独哭”，叹“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 (均引自曾巩《学舍记》)。正当曾巩面临孤身艰难之际，杜衍“独于此时”，“亲屈车骑”，赶来“营救护视”、问病问药，直至妥善后事。对此，曾子固始终感恩戴德，没齿不忘。事隔多年之后，又专复此书，以表达内心真诚的感激与谢意。

然而，作者并不将笔触局限于诚挚深切的酬谢报恩。却以不落俗套、飞出题旨的构思与文笔、使书信突破纯粹私人间的施恩知报，展拓出杜衍的“爱育天下之人才”，曾巩的铭“大恩”、排“空言”，或施或报皆出自于“无有所私”之心，只求“惟”“存”“天下之义”而已，其题旨深邃，发人心迪。全篇文字委婉流畅，质朴如话却情遥意深。作者运笔不夸饰、不溢美、言之有物、语出见心。行文中或叙或议，盈溢着晚辈后学对杜相的敬重之情。后人以其谋篇布局的曲折深沉、由小见大，叙议回环折复，刚柔相济为特色。堪称曾巩书信体散文的别具一格者。

全文结撰明晰，可读作三节。首节回忆当时孤立无援的窘迫困境，满含悲伦与心酸。感激杜衍的及时救助，又是至诚至情。文字以叙为主，叙中有情，如泣如诉，催人泪下。作者写“得祸罚于河滨”，写大难临头的悲痛，笔端感情强烈。“河滨”二字点明地点，“祸罚”一词颇多色彩。突然蒙难可谓“祸”，自责随父远行、照顾不周堪称“罚”。起笔已显示出逢此大难时至今日曾巩仍记忆犹新，深惭深愧，不能自制。以下连迭数层表明“祸罚”严重的程度，既是事实的追叙，又极尽情采与气势上的喧染。为下文的议论铺好基础。从父亲的突染重病，求医问药，到卒于异乡，善理后事，护柩而归。曾巩每回顾起这一切，首先想起的便是“去家四千里之远”的第一难处。古人遵从叶落归根的古训，家乡的一丘黄土总是死者的最后安慰。所以曾巩忘不了当时的困于远，实在是难如登天。文中作者连用一组齐整的排比句式，先叹“远”： 黄河、淮水迅猛宽阔;“埭堰湖江”连绵不断; 山川险阻，都成为归途的障碍。“远”而望不可及，自然感觉到“孤独之身”难在无援无救。这是第二层。异乡异地自成孤，而“无攀缘之亲”，无可托之旧，无“至行感人”，无“利势动俗”，真是叫天地而无应。至于面临“不测之疾”，一是父病的不可逆料，一是困难的无法预见。这个“疾”字便是第三层。以下求医问药、丧事善后、护柩归故里诸项，作者以“惟”、“凡”、“赖”，“重”、“惧”数词一一点明这些难处，或维系病人生死，或左右了回归的快慢。作者明是回忆、记叙事实，行文更多的却是曾巩当时的体验感觉，所思所想。所以笔墨既实写了事又实写了情，使文章生动感人，真实可信。作者形似无意中原是颇多匠心。

与作者的记事记情互为映衬的是叙写杜衍的行动。曾巩着力于杜相公在援助与关怀时的具体作为。以一句“明公独于此时”，总领起又一组齐整的排比句式。所谓“闵闵勤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无疑将一位救助别人于危难之中，不遗余力的七旬老人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儿的短句中几乎动词相连，而“闵勤”的迭用，使读者从杜衍的行动中也能觉察其内心真切的忧忡之感。继而作者注意层次的变化，直接深写杜衍的行动所产生的效果。首先使曾巩有“以为托”、有“以为赖”，所以能“得一意于(父病)左右”。其次，“孤独之身”的感觉云消雾散，问病亦有与议，医药也“有与谋”。以至无杂事干扰作者尽孝;内心愿望，“无有不如其欲”;“四千里之远”也能“卒致而南”，变得并不觉远和难了;“莫大之丧”也能得到妥善处理。作者有感于杜衍的品行高尚，救人于难，遂有“存全之恩”、“过越之义”的赞扬之辞。作者以记叙事实来形成强烈的比较，使曾巩面临的远、孤、疾、难对衬于杜衍的近、亲、护视和妥善。作者的态度诚恳、情感真挚、文字显得自然贴切，令人信服。而曾巩的笔触亦各有侧重。写作者的处境，多用心理的感觉;写杜衍的相助，多突出其行动的效果。使对比鲜明，又互成映托，给予人的印象极深。而末句归结为“过越之义”，既收束首节文字，又启转下文。遂引发出揭示题旨的议论，过渡显得精巧自然。

阐发题旨要义，必然要评价杜衍其人。据《宋史》本传称，杜氏为宦治邑“清整”、“谨密”，颇负政声，直至以贤相“风烈”之士著世。杜衍尤善“折冤狱”。罢知乾州、知凤翔府任时，“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夺我贤太守’”; 尚有人作《辩狱记》一文专赞其清正刚烈，一时传为佳话。《宋史》记载他“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小人多不悦”。所以曾巩在书信中有“爱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的褒誉之辞，落笔确有所据。惟杜衍与曾易占之间的交往今不可考，因此辩析文句中“明公存先人之故”的“存”“故”二字，至少应含有两重意思。一指念及旧情，表示曾、杜乃故交;二是闻曾易占为贤士，久存结识荐引之心。据考，曾易占始“以文章有名，及试于事，又愈以有名”。虽多有政绩，却蒙诬失官，“归不仕者十二年”。虽如此，其志“则欲发之于文”，洋洋“为文章十余万言”。所谓“惩己事，忧来者，不以一身之穷而遗天下之忧”。(均引自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可见曾易占的文章、人品或己有传闻。杜氏援助曾氏父子于危难之中，无论是素不相识，还是念及旧情，都出于“爱育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的“好贤”之心。曾巩正有感于此，便着意将杜衍公置于退职宰相的地位来评论，使“存全之恩”、“过越之义”不流于一般的酬谢施恩。作者赞杜衍公的“位之极、年之高”，既使“天子不敢烦以政”，却仍然志存社稷。“爱惜人才”，“荐引贤士”，救曾氏父子于危难，无不出以公心，出自其天性。作者在论述之中用“天子不敢烦以政”来反衬曾氏父子以“丛细之事”来承蒙杜衍的关怀“省察”。可见杜衍品德高尚，以天下大事为己任，其爱才好贤始终如一，并不因是否任职而改变，确是难能可贵。所以曾巩“独幸遭明公于此时”，笔含至诚的谢意，更流露出贤士渴得明公遇识时的无比喜悦。

曾子固因祸得福，遂与杜衍结成恩人恩师与晚辈后学之间的真挚情谊。在传世的曾巩诗文中，有专呈献杜衍的诗文数篇。其中《上杜相公书》一篇作于庆历七年九月，作者极力称赞杜衍虽引退，仍“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实乃“真知宰相体者”。书中言“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见”。从文意或可判定曾巩在父亲病故之先曾有自荐书信拜谒于杜衍，其恳切率真之情溢于言表。后又有《谢杜相公启》《与杜相公书》二封，文中亦有“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然去门下以来，九岁于此，初不敢为书以进，比至近岁，岁不过得以一书之问荐于左右”可作参证。此外，曾子固另有《上杜相公》七律一首，以及《上杜相三首》。诗中所谓“世路一人知进退，士林当日计穷通”，(《上杜相·其二》)“始终好古儒林士，进退忧时国老心”。(《上杜相公》) 无一不是称道退职宰相心忧天下，好贤爱才，出于公心的美德。

于是作者由二节的欣慰喜悦转人末节的再致惭愧与感激之意，进而阐发了自己愿以杜衍的“无有所私”，求存“天下之义”为己任，将自己的知恩报答也归结于“惟天下之义而已”。从而使纯粹个人之间的酬谢致意，知恩必报，扩充为以天下公心而“无有所私”的境界，书信的题旨遂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文中，作者为了突出自己的“誓心则然”，由上节的“独幸”，辗转对不循世俗，“越礼进谢”，不陈“空言”，“一书未进”的“徘徊迄今”深表惭愧。曾巩请杜衍理解自己、报答二字“无须臾废也”。只是在探求报答的方式。其语辞诚恳，委婉，既推心置腹，又波澜迭起。使全文在典雅庄重，情韵不匮之中更多几分逸雄相“糅”的风格。

曾巩行文向以深醇雅淡见长。而《谢杜相公书》能跳出世俗常套，将一篇原属感恩戴德的文字，写得侃侃论叙，情寓事理而诚挚深切。行文跌宕缜密，通篇洋溢着一股勃发直前的力量。难怪后世称此文“温雅中有雄浑之气” (姚鼐 《古文辞类纂》)，果然颇得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