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巩顿首，曹君茂才足下：

嗟乎!世之好恶不同也。始，足下试于有司，巩为封弥官，得足下与方造、孟起之辞而读之，以谓谊在高选;及来取号，而三人者皆无姓名，于是怃然自悔许与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恶不同耳;巩之许与，岂果为妄哉?

今得足下书，不以解名失得置于心，而汲汲以相从讲学为事，其博观于书而见于文字者，又过于巩向时之所与甚盛。足下家居无事，可以优游以进其业，自力而不已，则其进孰能御哉?

世之好恶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于心，顾巩适自被召，不得与足下久相从学，此情之所眷眷也。用此为谢，不宣。

曾巩的文章立言有体，用语朴实，言之有物，结篇简捷委婉，既长于说理又长于叙事。“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源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宋史·曾巩传》)，当时即受到人们的喜爱，“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曾巩行状》)。这里选的《谢曹秀才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曾巩文章的风格。

书札之作，起源甚古。能够斟酌谋篇立意，比于文章而自成一体，则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始肇其隆。然而文人之间往来应酬、堆砌词藻、矫情敷衍之作渐多，虽名曰书札，往往下笔千言万言不能自休。能言事明理、义尽辞止、尽书札一体之用者流传至今已属不多;能委婉曲折、既能得文章之体，又能兼书札辞浅字约、事明义尽之用如曾巩之《谢曹秀才书》者，更属稀珍。

曾巩存世书札颇多，其中不乏鸿篇大论，如《上欧阳学士》第一、第二书，《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等，皆千言乃至几千言，但此类书虽名曰札，实在是政论一类的文章，“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时之务”是其者归，更能体现曾巩书札体制风格的，当是如《谢曹秀才书》这样的作品。

《谢曹秀才书》写作时间不详，曹秀才名字、生平事迹等亦不可知，背景材料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本文的深入理解。虽然全文仅二百零八字，但层次清晰，波折迭起。作者在文章之始，便生感叹，“嗟乎，世之好恶不同也”，立题宏大突兀，震动人心，既提起话头，又伏下承接照应的线索，引人猝读。接下去叙述的是与自己、与曹秀才均有联系的一件事，既交待了自己对曹秀才素怀的敬慕之情，肯定了曹秀才的学问文章，又以自己对曹秀才落第的感受，说明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据《曾巩行状》载，曾巩“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读书数百千言，一览辄诵。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百成、辞甚伟也，未冠，名闻四方”，这样一个才情茂盛的青年，却多次受挫于科场，几番落第。文中，曾巩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劝慰初试落第的曹秀才。在这里，“世之好恶不同”的感叹，不单单是为安慰曹秀才而发，同时也蕴含着曾巩对科举功名、对世态人生的看法，“世之好恶不同”，立旨宏大，但若再繁琐引证，则不合书札之用; 若论述过简，又不免受“虎头蛇尾”之讥，这就要求论述既要简便省易，又要打动人心，令人信服，于是，选择角度、确定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曾巩深谙书札体制，因此三言两语，把曹秀才落第前后自己的几番心理活动如闲话家常般写来，以叙述自我感受为主，毫无做作奉迎，但内中蕴含的真情直泻无碍。题目放得很开阔，几句话又收得很密实，百字之内，敬慕、惋惜、安慰、鼓励、写得绘声绘色，犹对而细语，娓娓道来，一波三折，倍觉亲切朴实、耐人寻味。

下面的叙述，不铺不垫、平易实在，却是别有一番诚恳。“今得是下书，不以解名失得置于心，而汲汲以相从讲学为事”，平平淡淡的几句话，却寄托着曾巩对曹秀才豁达的胸襟、立志向学不图虚名的抱负的深深赞誉，也表现出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谦逊质朴的风貌。后文曾巩盛赞了曹秀才学问的进步，鼓励他“优游以进其业，自力而不已”。这一段文章的平铺直叙; 与上一段文章的一波三折貌异而神通，互相参照发明。曾巩可谓深知为文变化之道。

曹秀才应试下第，欲从学于曾巩。曾巩适因被召，不得不复书辞谢，“巩适自被召，不得与足下久相从学，此情之所眷眷也。”既惋惜而又无可奈何，语落实处，情动于衷。

曾巩的语言是很有特色的，设语简捷凝炼，古雅平正，叙述平淡但意蕴沉雄，神态完足。整篇文字，不著一字褒扬，但曹秀才学问之博洽、人品之高尚不待言而自明。这种平实中肯的写法所达到的效果，是无论怎样堆砌词藻、雕饰文句也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