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 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 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 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夫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又不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 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 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

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唐宋八大家文中以劝勉后学，论说师道为题旨的名篇颇多，其中唯韩愈的《师说》、《进学解》; 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广为流布，世所称誉。其实，王安石亦写过《慈溪县学记》，曾巩更有《南丰县学记》(见《隐居通议》卷十四)、《筠州学记》和《宜黄县学记》的传世。曾、王两家以“记”名篇，叙述“县学”之人事，由古及今，殷殷寄语，直抒胸意。与韩、柳有所不同，文章重在论辨办校兴学之盛衰利弊; 强调从师业友，培养人才的极端重要; 指出发展教育事业实在是使“风俗成”、“人材出”、“教化之行、道德之归”的最好途径。仅以曾子固《宜黄县学记》为例，其文叙记论辩，条文缕析而井然有序，其辞唱叹有情，“纡馀委曲”而“法度”“谨严”，确如后人所赞：“南丰作宜黄、筠州二学记好，说得古人教学意出。”(《朱子语类》)

我国古代学在官府。所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 (遂) 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篇) 明显地将各级学校的名称对应于人口的多寡。上古定二十五家为“闾”，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可见古代学校的设置受到了地方人口与生员数量的限制。自创立书馆、学堂、太学、国子监、直至府、州、县学，从中央到地方，官办学校终究历千年而不绝。然而有宋一代，地方学校却几兴几废，生员或聚或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庆历四年 (1044)，“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宋仁宗虽有“以学为先”之心，但一纸诏令，却将宜黄一类小县排斥于“立学”之外。迫使宜黄“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虽如此，其疏漏处却明显。岂知庆历五年又有“天下之学复废”的政策颁布。《续资治通鉴长编》称：朝延鉴于某些地方官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轻去乡闾，浸不可止。”于是断然诏曰：“自今有学州县，母得辄容非本土人人居听习。”真是矫枉而过正，些举弊端尤甚，远出于政策颁订者的初衷。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自是宜黄一类小县的“士之学者”。“母得辄容”四字生生断绝了他们求学人仕的前程。至于阻碍了学术之交流，不利于上一级学校之发展，其影响更是积患于后世。所以，“宜黄县学”的创建非同凡响，其意义已超出了一邑、一校、一时。

然而，宋代办校兴学之起落，官学的或盛或衰却与当权者重视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作为基层一级的州学、县学，则更是同本地“父母官”的身体力行息息相连。“宜黄县学”之所以值得曾巩为它题“记”，正因为有这样一位热心教育，独立办学的新县令李君祥，他的远见卓识与敢作敢为得到了宜黄各界的热烈支持，使县学得以迅速创立，对当时北宋的教育事业之弊端，无疑是种指斥与补偏。曾巩正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从感叹“宜黄一小邑，李令一小官”的“兴学于邑中”(《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到激发起作者对兴学办校，培养人才的慷慨陈词，又恰值“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遂有曾子固欣然应允，为后世留下了又一篇“学记”散文，成为阐发作者教育主张的专论。

以“记”名篇的散文，内容广泛，千变万化，历来并无成法。所谓“似赋而不侈，如论而不断，拟序则不事揄扬，比碑则初无诵美”(孙梅《四六丛话》)，拟可识其文体之难度;而“学记一体，最不易为”，唯“王临川、曾子固极长此种。二个皆通经，根柢至厚，故书皆成理”(《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则应能佐证《宜黄县学记》无愧于大家手笔。观行文，说理明晰，文气直贯而下;论辩缜密，结撰整饬多变;叙述简约，语辞不迫不躁。全篇以“县学”为题，生发开拓，正反两论对比鲜明。由“学”而身而家而国。从“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论起，对古时学制的“学有《诗》、《书》、》、《六艺》”;以习其“举措”、“恭让”、“从事”;“师友以解惑”;劝惩以“勉”“戒”，逐一介绍了上古时期学校的设置、教学的内容与方法。指明其兴办学校之教育目的;“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以便“皆可以进之于中”。所谓“中”即儒家的中庸之道，而“性”则指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作者进而由“学”而“教”：阐述上古学制传授六种技艺，且教“得其宜”于“进退语默之际”，授“无动其意”于“临故祸福生死之时”。至于国家后备人材的培养，除“六艺”、举止言行及道德修养之外，更要使其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曾氏赞叹上古学制虽在“堂户之上”，却能造就出大批领“九州之业”，谋“万世之策”、“履天下之任”，为社会与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作者正面论证了古代立学之利，由小到大，层层递进，严密而自然。文笔极其简洁畅达，行文骈、散并用，长短句间杂，使文势跌宕波折，正可谓“随笔曲注，而浑雄博厚之气，郁于纸上。” (姚鼐《古文辞类纂》) 对于古时学制之“教”，作者更予以细笔勾勒： 既然“凡人小事”、“国家大体”、修身养性、风尚习俗“皆自学出”，可见兴学办校的重要。所谓“而无斯须去于教也”，顺笔一句转折，便将“教” (即办校讲授)的地位与作用更深一层揭示。文中以一组整齐的“其……必使”句式，阐明“教”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动于视听”，须“洽于内”;“谨于初”，则“要于终”。至于“驯之以自然”，“待之以积久”指出了要学有所成，教有所获，只能寄望于日积月累的化人自然之中，实际上论述了创办学校断不能忽冷忽热，时兴时废，而人才之造就，更是非一日一时之功。其理深妙而出语浅显，虽属老调，老话，在曾子固笔下却蕴藉着新意。行文中句式灵活多变，不仅起到了承转起合、文气贯通的功用，而且使议论精巧有力，论证层次井然。作者由小见大，从浅人深，反复阐述。虽说是在讲上古立学兴学之传统和成就，语调中亦显露出曾巩思想上“至德要道”的儒学烙印。然而曾巩并不一味泥古复古，对于古制古法，儒家道统，他尤其注重经世实用，主张“有常有变”。所谓“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数度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礼阁新仪目录序》) 即使在大段论证上古学制的兴盛时，其文依然是心诚语殷，时论时诉，言辞多带期望。文中“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与“为教之极至此……岂用力也哉!”二句似问似答，曾氏借“县学”而托寄心志，感慨与希望溢于言表。所谓曾巩长于议论，行文每每能“穷尽事理”，可见他立论有据，温醇典重的风格中，颇多情意恳切。

“学记则为说理之文”。(《林纾选评12古文辞类纂>》) 这一认识虽带有桐城派古文家的框框，却是颇有见地，搔到了痒处，曾子固在《宜黄县学记》中，一反“记”体散文里叙写人事的惯用手法，从结构上便突破了先叙事、次描写、末以议论作结的“三段论式”，落笔即溯“学”之渊源，“自家至国”，“古之人”“皆有学”，起势不凡。正面对上古之学制的论述，繁而不厌，或论或评，或叙或议，错杂并用，不拘一格。从“学有《诗》、《书》、六艺”，到习其“举措”，“恭让”、“从事”; 从“养其身之备”到“凡人小事”，“国家大体”的“皆自学出”。无一处不是循循善诱的说理议论，而其论证层层深进，丝丝人扣，给人以一种与“县学”主题若离若即的飘渺超脱之感。直至点明上古学制能使“人人学其性”、“皆可以进之于中”。作者赞扬上古盛世的“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自学出”，自然证实了“无斯须去于教”的无疑。这种说理之法是极巧妙的，看似大段的正面论证，“游于物外”，其实对宜黄学记的承继上古学制之褒奖已隐伏其内。首句“皆有学”三字，为后文论立学兴废的利弊作伏笔。“诗书六艺”亦使末段的“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比勘信实，有根有据。

下文的反面论证并不取与正面阐述同样的笔墨。这是此文的一个特点。作者只总领以“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一句便将曾巩由“宜黄县学”而生发的感叹尽泄其中。所谓“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举动”“唯其自肆”;“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无教养之渐”，民亦无治教之吏，使得“不行仁政”，积“盗贼刑罚”已达“千余年之间”，唯其上古学制“尽坏”，以至“衰弊”于修身、理家、治国。曾巩散文“本源六经”(《宋史·曾巩传》)，儒家正统气味甚重。唯说理论辩时“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谨不醇之弊亦已少点”(《曾南丰文粹序》)。此处作者将古学衰废于“国家大体”的最大危害，莫过于“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予以指出，真是一针见血。对照于上文的“刑罚措”、“材之成”、“三公百官得其士”，一反一正，观点鲜明。

至于宋代学制几经兴废，其利弊已显然。何况是曾巩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感受自然深刻。所以即使在记叙“宜黄县学”创建的始末，曾氏亦能在行文中巧寓褒贬，直抒胸臆。此处的手法似乎又回到了“记”体的程式：写庆历问办学的或兴或废，交代了宜黄立学的时代背景;从宜黄“犹不能学”到“士亦皆散去”，又折写一笔，另起波澜;对新县令李君详的“始议立学”，县之士“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更是不厌其详。所谓“其材不赋而美，匠不发而多”，先表明“始议立学”所得到的热烈响应。以下由“积屋”、“门序”、“讲堂”、“栖舍”，而“积器”、“用具”;以至诸子“祭像”、“经史百氏”之书文，一一详明如数家珍。曾氏连用了“皆足”、“皆具”、“皆备”等词，表达了作者对县学的赞扬与肯定;而“区若干”、“数若干”、“日若干”，更是以精确的统计数证明宜黄县学的创建，实乃得益于各界的积极支持与同心协力。末以“何其周且速也”作结语，将曾氏欣然题记时的心情神态刻划得栩栩如生。

作者极善于叙中有议。此时偏插入一节废学之时流行的怪论：“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并点明出于“有司之议”，其茺谬本不值一驳，如今在宜黄县学的事实面前更是不攻自破。“唯其……而……而”的句式简洁有力，“令之一唱”，“四境之内响应”，“图之如恐不及”，文字生动形象，叙中有驳，给人的印象极深。

据考，古之宜黄县，即今江西南城县西。宋时属江南西路抚州临川郡。宜黄县学“在县治北，宋皇佑初，始建于社稷坛右(后?)”(《清一统志》)曾巩作《宜黄县学记》文末题具“十二月某日”，且文中有“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可证此文确是题记于县学创建之时。作者对兴学办校的利弊已作了一反一正的论证，兼以批驳“有司之议”的茺谬，末段更指出宜黄原本就有办学的条件。所谓“多良士”、有“贤令”，宜黄人又能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所以县学不仅很快建成，而且颇具规模。若要办好县学，只能以上古学制为法，努力“进之而已”。曾巩并不以表彰县令李君详为主旨，而是以自己求学入仕，深造道德的体会，大声疾呼兴学办校对于“风俗成”、“人材出”、“教化之行，道德之归”的何等重要。而通篇行文流畅简明，或议或叙，反复论辩，层次分明，首尾照应。确是一篇“笃于经学，颇能窥见先王礼乐教化之意”的散文佳作。朱子所谓“说得古人教学意出”或正在此。

全文结撰不同于一般“记”体散文。以说理起笔，论中有叙; 以叙述结篇，杂以辩析。曾氏尤善于用咏叹语词结句，文中各段，段尾收句，每每落墨于唱叹。或“为教之极至此……岂用力也哉!”或“呜呼……其不以此也欤?”、或“何其周其速也!”，“其果然也欤”、或“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不可勉欤!”既收束段义文义，亦使文气连贯，转承自然。而语句参差变化，兼收停顿舒展之功。方苞曾说“散体文惟记难撰结，……雷同铺序，使览者厌倦”(《答程夔州书》)，读《宜黄县学记》却因曾巩文风味淡而甘，循循善诱而感叹“学记”一体，确非曾子固之笔莫属。

作者由古及今，反复辩析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这种热心办学的精神，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