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

自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师; 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 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由真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虺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觕也。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衣砻饭，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为书斋、学阁、居舍、处所而命名、题记，乃至勒铭志碑原是古代的一种风尚。文坛士子每每乐于此道，且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唐宋以降，大家蜂起，此类文字更是纷呈异彩。而落笔成文无一不是身临其境，必有所发。诸如白居易谪贬江州司马聊作《草堂记》、陆放翁罢逐山阴讥撰《书巢记》、叶适由两句谣谚生出《留耕堂记》、归有光咏叹百年老屋遂题《项脊轩志》、而刘克庄、林景熙则代友人记事著成《味书阁记》和《鞍山斋记》。名篇佳构，不胜枚举。其中惟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堪称千古绝唱。其篇首四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无疑于哲理名言，不知启迪了多少莘莘学子，仁人志士。恰恰因这些文章中斋舍的主人往往是先哲圣贤，一代名士，以及撰记者自身，所以其行文落墨常给人以情感真挚，题旨深邃，余味无穷的意境与情趣。

北宋文苑巨擘曾巩也有《学舍记》一篇传布士林。然而它与上述各篇有两处迥异：一是曾子固并未给自己的草庐学舍题名额匾;二是作者撰记的宗旨既在“学舍”之内，又出“学舍”之外。全篇回忆半生的颠沛辛劳，历数家事国事的辗转奔涉;兼以“阖门待哺”，“教四弟”，“嫁九妹”，“自委废单弱之中”(曾肇《曾巩行状》)。作者安于一蓬简陋的学舍。在公务与家事的重压下坚持忙里偷闲，置“力疲”、“意耗”、“多疾”于不顾，锲而不舍，潜心苦读，一意追求道德文章与身心的完善。文中曾氏的安贫乐道，孜孜不倦的胸襟与追求，令人肃然起敬。而曾巩此文在艺术上的独出机杼，以文势盘折，一唱三叹;句式散韵相间，整饬之中极富变化;语辞的形象、精炼、生动、深入浅出;以及在通篇自然、流畅的行文中显现出淡古平实的特色，确能使人体味一代宗师的风范。

全文可读作三节。“予幼则从先生受书”，起笔由“受书”始，即与文题紧扣。“然是时……未知好也”;直至“十六七时”，才“知好之”。则“欲与之并”。首节开门见山。从“受书”知学并“未知好”，点明幼时顽童，萌悟尚晚的事实。末一句“而是时家事亦滋出”承上启下。既总结了作者幼时“受书”启蒙之不聪，亦顺势引出下文的“自斯以来”。首节文字似可看作由二层转折，将“受书”先径直翻到“家事滋出”。“知好”也罢。“未知好”也罢，一概由“十六七”阻塞于“家事”，笔触似乎游离了题旨。但作者强调“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足见其之所以能“发六艺之蕴，正百家之谬，破数千载之惑”实得之于立志苦学。所谓“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均引自《曾巩行状》)，后学少年即有此著文论世“必本于经”的奇志，果真与从不同。曾巩题记“学舍”，由“受书”而指学古文与六经，却不提一句“舍”字，写法脱俗。作者将学业与“家事”紧密地联结，于平实的记述人事之中稍出议论，使行文平添耐读与沉思的效力。学舍的位置、环境、构筑，陈设一概不涉笔，布局谋篇能独出新意; 文势起处即两作转折，“学”与“舍”分论以引出下文，这正是曾巩散文质朴淡古、蕴藉深沉的文风。

“自斯以来”四字由“家事滋出”更宕开一笔，其文势蓄聚欲作盘旋而下。而行文顺理成章，过渡又极自然。作者虽“锐意”于六经，“欲与之并”，怎奈幼年丧母，家境贫寒。及至父亡，遂致家道中落，全家数十口的生活重担便由曾巩一人承担。虽“受书”，且“知好之”，业已失去了安然一心于“学”的条件。曾氏以年“十六七时”的正当发愤，忽遭变故，其“家事滋出”带给曾子固的艰难与劳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作者每想起历历往事，自然感慨万千，所以二节的落笔似心闸顿开，文思泉涌几如浩淼滔滔，一泻无余。文势的突发引起了句法与语辞的相应变化。作者以骈、散相间的排比句式，从“涉世奔走”、“单游远寓”、“冒犯以勤”以及“经营以养”、“遘祸忧艰”。“皇皇而不足”历数家务与公事的繁忙、琐碎与自己的尽心操劳。直至“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这一段行文感情激奋，颇多神采。曾巩几十年的积劳隐情，心中郁闷一下子坦露无遗。东西南北，一生奔波，家务国事独力担戴。虽止不住自伤自叹于人后，终究是“慨然有志于天下事”。立身处世，一意在孜孜不倦的追求，曾子固的高风亮节经历了艰难岁月的磨炼。后人所谓“先生所际如是，所学、所行如是，所从来、所抱负又如是，其文足以鸣世” (姜洪《重刊元丰类稿序》)，此语或可为“自斯以来”的总结。

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一生坎坷，仕途崎岖向为后世所叹。《宋史》本传称他“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曾巩墓志》也赞其“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爱甚笃，宦学婚嫁，一出公力”。可见其“性严谨，而待物坦然，不为疑阻”的秉赋纯厚。所谓“取舍必度于礼义，不为矫伪姑息以阿世媚俗”，(均引自《曾巩行状》) 曾巩“本于六经”的儒学气质已显然。后人因此有指曾子固循“至德要道”，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他并不奉儒学“道统”的空洞说教，而是求变通，求“适天之用”。因此，他在详尽地摆出所遇艰难险阻、生死忧患之后，仍归结到“得其闲时，挟书以学”，其志仍在“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虽如此勤奋，依然“有不能至者”，但作者的潜心于学“得闲”苦读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二节的末层文字悄然从风雨岁月中收束笔触。以“故”字略作停顿，“以”字倾诉衷肠。作者不怨天忧人，唯痛惜自己不能“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抒发“私心难见之情”。作者有志于六经古文久矣。此时所自嗟自叹的原因，仍在于对道德文章的追求。曾子固刚毅直方，谨严律已，一生学而不殆堪为后世师表。然而作者并无一句自夸自饰之词，笔墨情思仍在“追古今”、“足好慕”，其志锐意一如“十六七时”。作者巧用关联词语，使“故”、“以”、“而”、“以”、“此”五字一气呵成，致文势贯连，而作者胸中自责、自谦、自强之心盈溢于纸笔。

曾巩几十年的“涉世奔走”、“单游远寓”、“遘祸忧艰”、“皇皇不足”并不是几句话便能道尽其中五味。而“学”只能在“得其闲时”，何况“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觕”，曾氏学习的条件委实艰难无比。所以末节文字一改上文的激愤直泄，变以和缓、委婉、从容不迫的语调作正面的议论。作者由“今天子至和之初”借势笔锋轻转，以问答的方式直语阐明自己的生活态度，理想追求和对道德文章的夙愿。作者此时点明自己的“草舍以学”，并以娓娓如诉的言辞辩驳世俗的“疾其卑”、“议其隘”。行文的宗旨已由“学舍”之外转到“学舍”之内。从当初“久徙在外”只能凭“得闲”、“挟书以学”，到退居“乃休于家”时的“草舍以学”，对曾巩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虽然这时的“休于家”是因为“侵扰益甚”所致。天南地北，江河湖海，曾子固奔走涉世何曾有过安然的学习场所与时间。曾巩一心于道德文章的追求，在他的眼里，草庐学舍何有“卑隘”之“疾议”。果然是见识脱俗超群，与众不同。刘禹锡作《陋室铭》，以其“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而唱叹“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白居易则因其“草堂”的“外适内和，体宁心恬”而“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陶醉于物我两忘的境界。曾子固却一无刘氏的自炫自得之心，二无白氏的闲散隐逸之念。他一旦退居于家，“即其旁之草舍以学”。安于一间简陋的书舍，甚至连个寄托心志的名称都不屑一提。作者深居简出，潜心苦读，仅“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其鄙夷世俗，卑视炫耀甘于贫贱与寂寞的胸襟大志皆融于一“笑”一“宜”之中。

曾氐“平生无所玩好，顾喜藏书，至二万卷”，无不“手自仇对，至老不倦”。可见其嗜书嗜学几近疯魔。但此文叙记自己的草庐学舍，反而隐匿起嗜好，既不题记其名，亦无学舍位置、环境、构造、陈设的描述，仅以主客答问的形式，将学舍在曾氏心目中的地位娓娓道来。语辞亲切和缓，字字见心。作者以“卑巷穷庐，宂衣砻饭，芑苋之羹”而心安理得，表明了他“所以遂其志而有待”的决心。作为全篇的宗旨，学舍之内外，学舍之有无，何尝不就是为了“遂其志而有待”。作者几十年如一日，所求唯在“道德文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所以他时时处处都在为道德的修养、文章的长进而不懈学习，学舍的“卑隘”自然不值一辩。陆放翁作《书巢记》亦以问答的形式，以“闻者不如见者”、“见者不如居者”阐明了探求大道奥妙的哲理。曾巩虽不似陆氏语出惊人，但在淡古平实的行文中，亦将道德文章的修养长进与学舍的“卑隘”穷陋，“坚好”“大观”断然分开。作者似乎一味地讲述自己学习修道的“有疾”、“有不至”，以自身之“拙”比“世之聪明豪隽”，诚恳地表明了其志“岂能易”。实际上，笔墨之间流露出对文坛士林追求学舍华美之风的劝讽。

作者写自己的奔涉操劳和励志不辍，其笔含激愤，文势盘旋，一唱三叹; 写学舍的简陋与潜心苦读，又是语出见心，胸怀坦荡，至感至深。以文章的结构而言，一繁一简; 一浑成一明晰，行文构筑精于对比。而作者的情感真切，由直泄无余一变作和缓委婉，给人的印象却极深。全篇以“遂其志而有待”为宗旨，由学舍之外写到学舍之内，由学、舍分述而合为一处，使文章不落窠臼，别具一格。结篇以“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一句收束全文，尤见作者之匠心。所谓“少长出处”即作者在一、二节文中的慨然陈词。由“幼则从先生受书”、到“十六七时”的“欲与之并”; 从“涉世奔走”、“单游远寓”、“冒犯以勤”到“经营以养”、“遘祸忧艰”、“皇皇而不足”。作者一一道来，娓娓叙述。其皆由“或疾其卑，议其隘”的客问而触发，引生。将主客问答的次序巧做倒置，使文章起笔不俗，连出新意而醒人耳目。

曾巩为文力求语言的“微言奥旨”、“不蔽于俗”。其独特的“最淡而古”，平易流畅，含蓄典重的语辞风格，在文中是以多用排比句式，巧作文句的绾连，注重语气的抑扬顿挫，以及盘旋直泄与舒缓从容相交替的文势和语调，得到最生动的体现。如述说“涉世奔走”则突出地界与水域的广远; 回忆“单游远寓”、“冒犯以勤”便强调其人生的险峻; 以至“经营养家”之琐细;“遘祸忧艰”之悲痛;“皇皇不足”之忙碌。作者运笔谋篇，锻词炼句，无不简洁明净，不拘一隅，时有创新。至于作者在记叙与议论之中吸取辞赋的长处，散韵相间，巧设铺陈，恰可证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的独得其妙。叶适有感于“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谣谚而作《留耕堂记》，后世引为警策; 曾巩以草庐学舍作问答，撰为《学舍记》，以“遂其志而有待“劝喻世风，堪称各谙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