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耶?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其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耶?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墨池记》堪称古代“记”体散文中的名篇。原是曾巩应抚州州学王盛的约请而作。全文以王羲之墨池遗迹的传说为题，从书圣涮笔洗砚、尽染一汪池水的佳话落笔，阐发了王右军书法成就乃得之于“以精力自致”，并“非天成”的道理。并继此而宕开一笔，从书法论及治学，由治学引申为道德修养，直至推衍出“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的“被于来世。”通篇即事生情，托物言志，穷尽事理，启人心迪。作者虽写的是篇不足四百字的小品，唯其行文娓婉蕴藉而古雅平正，唱叹有致而舒缓不迫。正充分显示了曾巩散文谨严、醇厚、自然、流畅的风格，此文历来以享有“名家名篇”之盛誉而为后世所称道。

曾氏撰《墨池记》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恰值作者步入而立之年。此时的曾子固，虽仍无一官半职，却已历经厄运。“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宋史·曾巩传》) 然而，家境之变迁、生活之重担、并不能折堕其心志。唯有“昆弟六人，久益 落”、“应试，每不利于春官”(《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 更见其仕途坎坷，事业艰辛。这种经历与身世，使困顿故里的曾巩对生活、对社会、对个人前途的认识日趋深刻，思想也较早地成熟。所以古人对他仍“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 (同上)，终生苦学不止的精神尤为赞叹。曾氏在后来的《学舍记》一文里回忆过这一段终日奔涉操劳，“力疲意耗，而又多疾”的生活。即使在困境之中他依然能潜心读书，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可见其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实，此刻的曾巩虽久试不中，他的文章早已名扬于世。庆历元年 (1041) 二十三岁时，即结识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欧“一见其文而奇之。”(《曾巩墓志铭》) 次年，曾子固首场试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感慨“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欧氏识才、惜才的慧眼匠心，溢于言表。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对曾讲：“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而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所谓伯乐相马，欣慰若狂的心境当可想见。由《墨池记》的行文所叙，曾巩此时正羁绊于江西临川 (即抚州)，以其志向与胸襟，墨池遗迹应在游览凭吊之列。偏“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而州学教授王盛既仰慕曾巩的才名，又有意借重古人故迹，勉励后学，遂有“约请”曾氏撰文以“愿有记”的缘起。

恰恰是一代大家的曾子固，以其见书圣墨池，叹“精力自致”; 以其半生困顿，慨文坛时尚，免不得会生出牵想万千。或许“约请”正中作者下怀。于是欣然命笔，有感而发; 一时间文思泉涌，侃侃潺潺，意犹未竟。由此可知，《墨池记》并不是单纯应景应请、草率敷衍的急就章，而真正是作者动之以情，凝聚于纸笔的肺腑之言。看来，所谓名家名篇，即使出自文坛巨匠之手，其经历与思想的蕴藉、深沉和成熟理应在文法与技巧之上，用曾氏自己的话讲正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读《墨池记》可证作者此言不谬。

《墨池记》的全文可分为四节，除末节是“记”体文通行的格式，余者各成段落。在北宋六大家中，曾巩散文向以长于议论取胜。无论短篇巨制，小品大题，一概“平平说去，不断，最淡而古” (李涂《文章精义》)。此文通篇虽以故迹“墨池”为线索，贯注首尾的却是曾巩独有的那种“春蚕吐丝，春山吐云，不使人览而易尽” (沈德潜《评注唐宋八大家古文》) 的“阴柔之美”。作者即景生情，借记述故迹立论，全文叙议交替，辞浅寓深，脉胳清晰而波澜迭起。以曾巩持论之稳妥，态度之恳切，文字之淡古，不仅使题意旨趣飞出“墨池”之外，更留下作者之苦诣情志于纸笔之内。其间，唯行文的锋藏不露、尊题切意; 即物明理、味淡而甘; 结构整饬，活脱多变，更生动地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的追求与功力。而这正是名家名篇的《墨池记》所以能传世扬名的原因。

历来行文莫贵于尊题。面对着几乎是由人预先拟定的题目，又何况是“题甚枯窘”(《古文笔法百篇》)的小题短篇，《墨池记》要写好亦有其难度。直切题旨或许是一般人的常用方法。曾巩不愧为大家，其运笔果然与众不同。落墨即着眼于大处。先写出“新城”的地理方位：“临川之城东”、“临于溪”，且“隐然而高”;待指明“墨池”正在“新城之上”，文应有意处又似无意，使文章的起势便不俗，既简约粗疏，又有点有面，体现了作者对“天工与清新”的理解与活用。可以想见墨池遗迹年代久远，其本身恐无值得描述的细处。然而，历来“文似看山不喜平”，单写墨池，势必“甚窘”。所以曾巩连用几个较精确的方位词语，“城东”、“高”、“临溪”等，便勾勒出墨池所处的环境。作者的视野是极宽阔的，能由大而小，从远到近，先整体后局部，给人以“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趣妙。继之点出墨池“洼然而方以长”的外形特征，并巧用新城的“隐然而高”对比于墨池的“洼然”。一“高”一“洼”，无异于拍摄下一组生动简明的“特写镜头”，墨池也变得明晰与亲切了。

在如此简短而又有一定格式的“记”体散文中，要达到“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文学审美的较高层次，尊题切意也必须打破“记”体的成规俗套，有所创造和新意。而曾氏深谙此道。一旦墨池遗迹的环境、位置、形状、特征能使人“身临其境”，作为“向导”的作者便从文中的“实地实景”里轻灵地“淡化”，并跳出了圈外。他冷静地借用南朝荀伯子《临川记》中的记载。表明称此“洼然”而“曰王羲之墨池者”，原出于古人之口。作者自己的判断或疑惑并不直接道破。行文中出语平淡古雅，纸笔间又藏锋不露，显示了曾子固文思之捷警，运筹之精妙。可见曾氏对“记”体散文、对尊题切意的理解自有其独到处。同寄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相比较，《墨池记》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更多地体现了曾巩散文对冲淡自然而又意境深远之美的追求与探索。

文势直笔而下。曾子固以王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阐明墨池得名之由来。文字平直，记述浅显。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形散而神不散，句句并不离题旨。其中典故轶闻处处有据，顺理成章，书圣墨池遗迹，愈发令人深信不疑而油然起敬。

据考，为历代所记诵的墨池遗迹并不止一处。所传浙江的永嘉、会稽;江西的庐山、临川;湖北蕲水;山东临沂、河南陕州等地均有记载。曾巩此文所指为江西临川。《墨池记》中的荀伯子系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所著《临川记》(一作《临川志》)六卷，今佚不存。而张芝、王右军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家。一在东汉，时誉“草圣”;一出东晋，世称“书圣”。后者草书虽学师于张氏，更兼能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终练成“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自成一体的流妍美体字势，后世标为楷模。王羲之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王羲之《自论》) 可见，“临川墨池”并不一定就是“晋王右军遗迹”。不过，作者撰记的题旨并非在于考订故迹与传说。而轶闻之寓趣，传说之美好，使得作者既不愿轻信，又不忍否定。因此，对一般记述人事、名胜的“记”体散文，必得有一番详实真伪的考订，在《墨池记》里反而显见多余了。于是曾巩在行文中故意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借重荀伯子之文，以设问句作结，既别致又委婉。含蓄之内颇添几分情趣，真是妙在“不明不白”，妙在不予点破之中。

宋代散文“长于议论，而欠弘丽”，曾巩更是将叙事、议论糅合在一起，每当文势转折之处，或别出心裁当议不议; 或以夹叙夹议、追叙补议连缀上下，使全文首尾贯通，不露痕迹。一句“岂信然耶”的设问引出了一段议论，而论中杂以追叙，促文势转入二节，显得简洁自然。所谓王羲之“不强以仕”，以及“极东方，出沧海”，漫游、隐居的经历，《晋书·王羲之传》亦有记载。王右军因耻与王述 (官拜骠骑将军，时与王羲之齐名一—作者注) 为伍，遂由会稽内史任上称病辞归，从此隐居山阴，誓不再仕。曾氏有感于书圣嗤鼻宦海的高风亮节，赞扬他寄情山水的品格心志，不由地抒发出深切的感慨。“岂有徜徉肆姿……”是又一句设问，与上节的“定信然邪”相呼应，顿使波澜迭起。实际是作者巧以史传补充说明墨池得名的来历，既有史籍的记载证实，又满含着曾巩推测、商议和恳切的口吻。语调婉转，情浓辞浅，越发显示出作者的循循善诱，果然是“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 (刘熙载《艺概》)

作为一篇兼有记述人事与名胜的“记”体散文，曾巩写《墨池记》的手法很富于变化。作者善于因事生情，即物明理，夹叙夹议的阐发，而文字质朴无华，如促膝交谈，诚恳热切，格外引人人胜。一边是实写地理方位：“墨池”的环境、形状、特征; 一边是虚衬推测判断： 遗迹之来历，命名之根据。曾巩边叙边议，取之以传说轶闻，借重于古人典籍。在平淡形散的概述中，融汇了作者对人事与遗迹的评价与态度，叙议交叉且构筑精巧，而相互印证又生动活泼，使全文题旨深远，文学气味浓厚。其中巧用与多用“设问”堪为全篇的绝妙之笔。以“岂信”、“岂有”、“岂其”、“况欲”、“因以”、“其亦”等句式与关联词或设问不答、或反问自答、或以问代叙、代议，或以问直抒情怀。无一不是给文章的揭示题旨，结构的错落变化增添异彩以“岂信然邪?”收束首节文字，导引出下文的：“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既使行文相互照应，又使二、三节的议论有陪衬。有依托、有发端，也才有下文的从一汪池水，一处故迹，写出“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的无穷新意来。以关联词“则……然”、“则……况”代叙代议，其中含有“岂其学不如彼耶”和“况欲深造道德者耶?”二句设问，一句一个转折、起到行文缜密，层层递进的作用。据《晋书》王羲之本传称：右军之书法，始未有奇，并不如当时的庾翼、郄愔。晚年“尝以章草答庾亮”(庾翼之兄)，亮叹服，以为可比张芝。作者紧紧抓住了“晚乃善”这一关键的事实，指说古迹，阐发议论。语气也由恳切、商量而一变坚决与肯定。“池水尽黑”也好，“徜徉肆恣”也罢，《墨池记》的题旨“精力自致”而非天成”终于在设问句的推测与判断中显现出来了。作者以“晚乃善”反证作为史实的王羲之“徜徉肆恣”“尝自休于此”的堪可信实。所以临川墨池也成为确凿无疑的遗迹了。这既是“晚乃善”史实的作用，亦是设问句的逻辑力量的工力。此处用设问句，深化了“学固不可少”的题旨寓意。进而指出学子尚且“其学不如彼”，何况“欲深造道德者?”一问便是一个转折递进，陡然使文章的主旨更深一层。从所谓“池水尽墨”到“精力自致”而“非天成”，再到“深造道德者”，作者的论述虽只是两个转折、设问;对于曾巩所担心的文坛时尚和州学诸生员来说，理应是切中肯綮、启人心智的发聩振聋之辞。行文问中有答，以问代叙代议，简炼而明快;而文势则前后连贯，水到渠成。

篇末又回应墨池。从记文之缘起推及“王君”之本意，指出“恐其不章”、“爱人之善”、“以勉学者”之心确实难能可贵，且语辞谦恭而朴实。曾巩似乎意犹未竟，更借“王君之心”作深入论述。深刻地指出：虽人有“一能不以废”，“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的“被于来世”。结尾上的“何如哉”三字如敲警钟，余音绕梁。这一问中满含曾巩的情怀：无论是为学有所成，还是为一能一技，尚且需“池水尽黑”至“晚乃善”;何况如“仁人庄士”那样的“遗风余思”，既有用于当时，又能留芳后世，则更需要志在“深造道德者”们毕生的努力。作者惜墨如金，以“精力自致，而非天成”作全篇之“文眼”，设置巧妙自然，警句醒人又使题旨隐显、意境虚实，令人击节称叹。作者对关联词与句式的雕琢与变化，使叙、议杂辅于行文之间;尽留论辨在转折之处。而作者对古人之仰慕之情，对州学生员与今人的期望之忧，在全篇婉转自然、回肠环复的唱叹中，表现出独特的深沉与含蓄。

总览全文，《墨池记》虽是篇小题短制，曾子固亦舒展起大家手笔，敛气蓄势，藏锋不露。于冷静、平和、淡化之中铺排出一番即物明理的议论。通篇结构整饬、精巧，极富变化，如春云吐岫、出人所思。多用设问，或叙或议使文章小中见大，意境无穷，而语辞婉转、流畅、平易，洋溢着尔雅醇厚、味淡而甘的清郁和隽永。正如清人沈德潜所叹“令人徘徊赏之”(《唐宋八家文评注》)，别一种情致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