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敕：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 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展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 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 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 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制”为古代诏令文体之一。诏，始于秦。帝王制定、颁布法规，以昭示臣民。蔡邕《独断》云：“制诏者，王之言必为法制也。”历唐，因避武则天 (曌) 之讳改“诏”为“制”。《说文》：“制，裁也。”引申为帝王裁断命令。宋代称赐爵授官的主管官员为“知制诰”，又称“掌制”。中书舍人代皇帝起草公文，叫做“草制”。

圣命要苏轼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列宁语) 王安石树碑立传，实在是冤家路窄。对于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施行的改革，成效如何，论者众说纷纭，并且就这次改革中的王安石与苏轼的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及王苏二人的政治关系，评家是聚讼不一，孰是孰非，各执已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熙宁改革的新法新政，苏轼称不上是反对，也起码是持保留态度。磊落坦荡的人格，使苏轼不讳已意，上书直陈自己的政见与对新法的批评，结果反被罪贬谪，受尽磨难。尽管如此，元祐元年 (1086)，宋哲宗即位，司马光当政，新法尽除，王安石忧愤抱疾而终，苏轼接诏回朝任“中书舍人”，奉旨为追赠太傅“尚宜优加厚礼” (司马光语) 的王安石起草诰命。度尽劫波，亮节犹在的东坡，不因个人进退，以音韵铿锵的文字，高度公允地评价了王安石的一生。言词恳切信雅，虽然评价的是卓然而立的王安石，但是评论者东坡的雍容大度的笔触，前嫌尽弃的评论风度，是真正的知人论世的政治家的叙评文风的表率。

由于文章是苏轼代皇帝起草诰命，故全文是“御笔”的口吻，即言“敕”，告喻天下也。敕文段一，统言王安石智学卓绝，“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文字典雅优美，层层排句推进中，句句对仗工整别致，骈散错落交替，起文即用，通贯全局，“足以藻饰万物”，“苏海”一瓢，可见苏轼文势汪洋，博大深邃。

敕文段二，具言王安石生平，“少学孔孟，晚学瞿聃”，学识上儒释道，统于一身，“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重训再释以已意，“糠秕百家”，独立见解，“靡然变天下之俗”。学问遗绩有《三经新义》、《老子注》、《字说》等传世。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权时之变”的历史观念。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向前看”人士，理论观自然在嘉许之列。王安石立言立论如此，则贯彻这言论之行止，也是他一生的劳绩之粹，“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拜相总理国政，实施变法，以期富国强兵，改变赵宋的积弱积贫之状。新法推行，一推再推，王安石也再起再落“功业之成”未遂，不敌左右困境，“遽起山林之兴”，辞相受封荆国公，隐居江宁南京。上《万言书》的王安石，矢志改革旧制，如今抱负旁落，富贵浮云身外物，又何足惜，如“尧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脱屣也”(《淮南子·主术》)，甩足弃之，安志逸情于山林水泽、凡街常巷，当他的荆国公去了。元丰七年(1084)东坡过金陵，看望王安石，王安石“劝我试求三亩宅”，竟邀东坡作邻居，进退之美德高行，从容不迫，可见一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童孩能诵的《元日》，年年情常怡乐。很能把这位隐居的“前宰相”的性情体现出来。这岂是得失进退、锱铢必较的势利之徒所能具有的修养?

呜呼于戏，敕文段三中的苏轼，照例替皇上赐颂王安石一番后，还要哀悼荣怀一阵。历仕仁宗、英宗、神宗的三朝遗老千古了，“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赠以太傅之名，实不为过也。以笔为眼，洒落几行文雅御泪，是历代君王的惯例。“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如此哀荣，荆国公九泉有知，可以安息矣。

东坡的华彩文字，工仗瑰伟的文局，才是真让王安石“庶几有知，服我休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