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予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廋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苏东坡手中的这支笔，伴他一生沉浮，是他“经世致用”，“形容心术、酬酢万古之变”的神使，他为文、为诗、为赋，意到笔到，无不尽意，用“百篇诗”吐“千丈气”。在熙宁年间，东坡之所以在历代连篇累牍的写杞咏菊的诗文词章中，单单要以唐代陆龟蒙的《杞菊赋》为先，而作《后杞菊赋》，这绝不是偶然的。

陆龟蒙的《杞菊赋》并序是这样的：

“天随子宅荒，少墙屋，多隙地。著图书所前后，皆树立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采撷之，以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旦暮犹责儿童拾掇不已。人或叹曰：‘千乘之邑，非无好事者家。日欲击鲜为具，以饱君者多矣。君独闭关不出，率空肠贮古圣贤道德言语，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几年来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赋》以自广云。

“惟杞惟菊，包寒亘绿。或颖或苕，姻披雨沐。我衣败绨，我饭脱粟。羞惭齿牙，苟且粱肉。蔓延骈罗，其生实多。尔杞未棘，尔菊未荷。其如予何! 其如予何!”

自古以来，作为文人们心咏的对象，在吟咏颂赞间，杞菊往往成为一种追求、一种品格的象征，成为一种情操的写照，而在天随生此赋中，杞菊却是他赖以活命的食粮，这一点，曾使博晓古今的苏东坡百思不解，“始予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然而，在熙宁年间，当苏东坡自己也不得不“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时，才“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于是，《后杞菊赋》便应运而生了。

但是，这前后两篇杞菊赋，用意却大大不同，天随生仕宦不遇，遂闭门不出，以“空肠贮古圣贤道德言语”，大有安贫乐道、超然物外的隐士风度，他作《杞菊赋》是为了“自广”。苏东坡只是用天随生食菊之事作为引子，来引出了“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的境况，指出此赋是用以“自嘲，且解之云”。历来隐士穷困潦例，并不令人费解，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其穷已青史有知，但他“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陶然自乐，却也令人神往，天随生之穷也大略如此。可是，象苏东坡这种为官近二十年，家境今不如昔，作为密州太守，“斋厨索然”，以至于不堪其忧，只好以菊为食的情况，却实属少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东坡看来，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削减州郡“公使库”之事。

宋代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三：“祖宗旧制： 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人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虽然，将公使库钱削减，不是自王安石变法开始才有的，但这一点，却是苏东坡抨击新法的一个原因。在《上皇帝书》中，他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东坡认为，国家应该“养士”，办公事应该同时行乐，但是，他的屡次上书，并没有打动皇帝，反而连连遭贬，因而只好拿起手中的这只笔，在嬉笑怒骂中予以嘲讽。这篇《后杞菊赋》便是以自嘲的方式来讽之。以杞菊来充饥，这本身便是多么巨大的讽刺啊!

无论食菊还是食肉，东坡的手笔都不同凡响，开笔一句“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便石破天惊，不落旧赋窠臼，被他的同代人，《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赞誉为：“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这个破题之句，多么潇洒而飘然!但这太守东坡却无半点怡然，终日公事繁杂，应酬不断，无一时闲暇，惶惶一日下来，想必已是腰酸腿软，心疲力竭，急需补充能量，如有美酒佳肴，也许还能振其心力，鼓其士气，假如这样太奢侈，那么也起码要填饱肚子，酒足饱饭之后，才能精力充沛地以利再战，谁知却“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滴酒全无便也罢，可以用白开水解渴，但却更有甚者，连粗细粮食和蔬菜也不能供应，只好用菊(草)杞(木)来充饥，“斋厨索然”看来决非夸张，怪不得太守“对案颦蹙，举箸噎呕”。一幅多么呜呼哀哉的画面，这就是削减公使库钱之后，郡州太守一日生活的生动写照。诗人用形象来说话，无须多说，这项措施的得失便不言自明了。于是，通古博今的东坡太守开始羡慕起古人来：“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之而不嗅。”这是一个典故，讲的是东汉时，信阳侯阴将军好养士，当井丹被召来时，阴将军用麦饭和葱叶来招待他，而井丹却根本不屑一顾，直到换成丰盛的宴席时，井丹才吃。作赋用典，古来如此，但用典精当与否，便全看作者的功夫，东坡的这一典，可谓“用意精至”，一箭双雕，既对井丹的好运表示艳羡，又用阴将军养士与今日国家的不养士形成对照，其意又在不言之中体现出来。

东坡毕竟是东坡，能自嘲也能解嘲，他早已参透人生，便永远是风流文采，翩翩豪迈，他志于入世，却又超然物外，宠辱不惊，处之泰然，万变不离其宗。为官之苦到了以杞充饥的地步，这官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又何必眷恋这官职，而不归隐故里，独善其身呢?听听东坡的回答吧：“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廋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一气呵成，气贯千古。这笑，这回答，如清风明月一样坦然宁静，一如夜色般深幽，人生的一切不过如肘臂的一屈一伸那么平常，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紧接着连续使用两对意义相反的典故，写汉丞相吃粗糠而健壮，汉成帝吃美食却黑瘦;晋代何曾性好奢华，食日万钱，而南齐的廋杲之清贫吃野菜，各自形成对照，对仗极工，使全赋进入写意的高潮，指出最后都是“一朽”的命运。然后，又峰回路转，回应文题，落到食杞菊之事上，而这一次在语气上又再度飘然，与首句形成对应，也就是这一次，东坡太守已羽化登仙，展现出其悠然的神姿，融于万古的山水之中，怡享天年。这已不是什么解嘲之语，而完全是东坡在阐述世界，剖析人生。

正是这燕处超然的东坡，在“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的密州时日里，仍然整修重建了超然台，在“雨雪之朝，风月之夕”，放意肆志，纵情山水，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安往而不乐?是的，东坡安往而不乐?在赤壁泛舟纵谈古今的东坡，在庐山思索其“真面目”的东坡，叹“人生如梦”、宣称“一蓑风雨任平生”的东坡，何时不是“诗酒趁年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呢?几顿杞菊之食，难道就能夺东坡太守的志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