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此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之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 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战国时代，诸侯攻伐、列国兼并，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也是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的非常时期。秦国以关中一隅之地，对内厉行变法、奖励耕战，对外远交近攻、将六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终于一统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王朝。这一段历史，斗争激烈，有声有色，充满传奇色彩，充满戏剧性，一直吸引着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从中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出理论，策略，文学家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从贾谊的《过秦论》、三苏的三篇《六国论》，一直到明清人的有关论文，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在思想界、文学界所唤起的持久而浓厚的兴趣。

有趣的是，苏氏父子三人以《六国论》这同一个题目，写了三篇观点、角度、风格均不同的好文章。充分体现了苏门父传子继的创新精神。苏洵的《六国论》，抓住“赂秦”这一角度，分析六国破灭的原因，写得犀利老辣，笔力雄健，势如破竹。苏辙的《六国论》，着眼于“天下之势”，提出“夫秦之所以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观点。苏轼的这篇文章，虽不如父兄的文章那么气势恢宏、但也汪洋自如、独抒已见、自成一家。苏轼的《六国论》，围绕“养士”问题，分析“六国之所以久存，与秦之所以速亡”的原因。苏氏父子的三篇《六国论》虽然观点不同，风格互异，但都能道前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 都是针对北宋王朝对内因循守旧，对外屈膝求和的形势，有所感而作。

苏轼的这篇《六国论》带有鲜明的翻案色彩。历来的观点都是称赞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信陵、春申、平原、孟尝四公子大蓄宾客，礼贤下士的种种故事，为历代的文人学子所津津乐道。我们打开中国文学史的巨大画卷，便会发现，著名的作家大多不能得志于当时。浏览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便会不时地听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低沉喟叹。这就难怪后世的人们要对战国的养士之风大加赞美，对信陵君等人的礼贤下士称颂备至了。可是，苏轼却在文中提出，这些宾客都是误国害民的蛀虫，是国家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苏轼的《六国论》正是从此出发，去分析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朝之所以速亡的原因。

全文有五个自然段，恰好组成议论的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用铺陈的手法，渲染战国时代养士风气之盛况。从谋夫说客到鸡鸣狗盗之徒，无不罗致。这是从人才的广泛而加以概括。接着又从地区来加以分别的罗述。说明各国都在大兴养士之风，都在加紧网罗各色人才。最后，又从时间上加以说明，指出这股养士之风，一直延续到秦、汉。以上大谈战国时的养士风气之盛，往下则从养士之多，列出养士之滥，引出“此皆奸民蠹国者”的结论。苏轼的这一结论虽然不无偏激之处，可是，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王安石就曾经指出，孟尝君连鸡鸣狗盗之徒也要网罗，这就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能招来的原因。从“此皆奸民蠹国者”这一前提出发，作者首先阐明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一种是“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一种是“锄而尽去之”。显然前者才是可取的策略。这一段的结尾，提出“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乃在于养士与否的中心论点。从养士之风，到养士之滥，从养士之滥，到否定所养之士，最后提出秦国迅速败亡的原因在对养士的否定，这就是文章第一个层次的思维论证轨迹。

文章的第二个层次与第一个层次的思路相反。不是从历史中引出议论，而是先发议论，再证以历史，边叙边议。夹叙夹记。作者首先把人才分成智、勇、辩、力四种类型，并进一步提出，安排好人才，给以优厚的待遇，使之安于其位，是统治能否巩固的关键。在这里，苏轼一反传统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人才的安排与政治安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传统的角度是从积极的方面看人才问题，讲人才难得，强调发现人才，合理使用、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可是，苏轼从消极方面看人才问题，讲统治的不安定也是因为人才。接着，作者历举自古以来笼络人才的各种制度，从“三代以上出于学”一直到隋唐以后的科举。最后，以六国为例，说明六国虽“虐用其民”，但是，他们把人才都养起来了，所以百姓要造反也没有领头的才智之士，这就是六国之所以久存的原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苏轼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秦朝的暴亡是因为农民起义，是秦朝的残暴统治引起的。苏轼心目中的人才，拘于统治者的狭隘的目光，陈胜、吴广不也是人才吗?时代的暴风雨必然会从千百万平民中，也就是从苏轼所说的“椎鲁无能为者”中推选出具有聪明才智的领袖人物来。苏轼是从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替统治者的长治久安设想。可是，人才问题虽不是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苏轼提出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第二个层次，已经将养士与六国之所以久存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中心论点的正面部分已经得到论证。于是，文章又转入反面的论证。

第三个层次以秦朝的迅速灭亡为例，说明国家的安定与养士的关系。作者首先指出，秦始皇任法不任人，人才散归田亩。接着，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人才散落民间的严重后果：犹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第二、第三两个层次一正一反，有力地论证了国家的安定与否和养士之间关系。第三个层次仍然是从消极方面看人才问题，视人才为虎狼。秦始皇一味迷信刑法，无异于将人才都送到民间，这些人才后来成了反秦起义的骨干和领袖。

第四个层次是前面正反论证的补充。以汉代的养士之风为例，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便是在汉代文、景、武三代那样的盛世，“法令之密”，而人主依然允许诸侯与大臣大蓄宾客，原因就是为了安抚、羁縻天下的人才。

以上四个层次，都是讲统治的权术，颇有法家、道家的气息。而正统的意识形态却是讲仁政、讲论理的孔孟之道。于是，第五个层次“曲终奏雅”，回到儒家的传统观点：“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即是说，讲权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伦理教化入手，要用儒家学说去教育人，使君子学了就去实行仁政，百姓学了就服服贴贴、不会造反了。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很陈旧了，但就文章的写法来说，却将全文的境界又提高了一步。

苏轼的《六国论》多援古例，旁征博引，才情丰赡，论议英发，放得开、收得拢，笔意纵横，较好地体现了苏轼史论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