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虽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 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余何能为? 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恃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 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 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仑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之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与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不表而出之，以戒而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其领导者欧阳修摒弃了唐人散文求深务奇的风格，继承了韩、柳散文平易晓畅的笔法。苏轼又以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散文的统绪，为北宋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天地。苏轼的散文代表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这篇《始皇论》，又因它的议论精当，通体不懈，雄奇万变，历来被评为《东坡志林》中的第一篇文字，可以称得上是佳品中的佳品。这与苏轼的立意谋篇、文笔风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古人论文章写作，常言“意在笔先”。这里的“意”，就是指文章的命意，主题。一篇文章主题的确定，就叫做立意。苏东坡深通作文之法，在立意上是十分讲究的。

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篇史论文章自然不是随心所欲的高谈阔论，而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立意相当深刻，新颖。

苏轼作为封建士大夫，地主阶级的开明文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没有象其他文人那样，去讽刺他的荒淫无度，去痛斥他的惨无人道，而是运用无可辩驳的史实，通过令人信服的剖析，得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并借此“以戒后世人主”。秦朝的灭亡，原因似乎全在此事，即始皇“东游会稽”时半道得病，而遣蒙毅还祷山川，以至赵高、李斯阴谋得逞，矫诏立胡亥为皇帝，杀掉了国家举足轻的重臣蒙恬、蒙毅和太子扶苏。其实不然，作者自有见地。他认为致乱之道，由来已久，历史使然，怨不得始皇。只是从具体的剖析中对始皇略有微辞，就是他不该亲信赵高，致使自己的“英主”之名一降而淹为“庸主”。“秦法重”导致蒙恬、扶苏的不敢复请，以致奸臣误国，才是致乱的最主要的原因。从历史的高度对秦朝灭亡进行分析，确实是“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写出了“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俱无”的意思，加之借古鉴今，借此喻彼，以远照近，以小见大，苏轼立意之深刻昭然可见。

文章的立意深刻表现了苏轼的真知灼见和良苦用心，立意的新颖则显示了他独具的匠心。要想立意新颖就必须选择适当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题西林壁》)，同一个事物，观察的方位、角度一变，它就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始皇的残酷暴虐，始皇的荒淫奢侈，人皆知之，苏轼没有驾轻就熟，而是另辟蹊径，不写他的残暴，而写他的用人和立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看，扶苏好直谏，正是因为谏始皇不要坑儒。苏轼文中只说始皇怒而让扶苏北监蒙恬军，并不交代因谏坑儒而得罪。可见作者的用意在于改用新的角度，从探究秦朝灭亡的原因的角度去论始皇，这无疑是十分新颖的，具体地讲，由亲信宦官而导致祸乱，前人已有不少论述，尤甚是历史家。苏轼却进一步称始皇为“英主”，并为他因亲信宦官而成为“庸主”感到遗憾和惋惜。作者站在支持、同情始皇的立场，分析“秦法重”是历史形成的，并强烈反问道：“岂独始皇之罪?”甚至有点为始皇辨护的意思。由于立意新颖，文章顿脱前人窠臼，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本篇不仅立意深刻，新颖，立意的方法也十分巧妙。集中突出和波澜照应是巧妙所在。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立意的重点，作者往往不惜笔墨和篇幅去渲染它，而映衬的部分则象是郑板桥说的“删繁就简三秋树”。这篇史论无论是对史实的剪裁，还是对事件的分析，都是繁简得当，重点分明的。

开头一段，几句话交代了好几个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极其简略。可见作者主张去繁从简，就象对待“三秋树”一样，枯枝败叶一扫净尽，主干突出，轮廓分明，给人以挺拔、清晰的印象。秦朝的灭亡只用了几句话就概括地叙述了。这里的“简”，是为以后的“繁”提供线索，提供靶子，提供广阔的天地。只有有了“简”，才能显出“繁”，显出立意的重点。

第二段论述用人以致乱的道理，以警戒后世皇帝。苏轼紧接第一段，铺展开来，先赞始皇平衡内外形势的严密，接着解释如何严密： 蒙恬带兵三十万，威振北方，始皇让长子扶苏监之，外无忧;在朝廷以蒙恬之弟为谋臣，内无患。使这几人互相牵制，又互相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本来是不致于乱的。苏轼指责蒙毅和始皇的不“智”，引出后面的否定恃智防乱。经过如此多的渲染，才提出自己的观点：致乱之道，在用赵高。苏轼又不是就事论事，没有细论赵高如何奸猾，而是把笔荡开，提出人人皆知的历史教训：亲信宦官必致乱。先从被用者论，善良者少而奸猾者多，所谓“一二于千万”;又从用人者论，汉桓帝、灵帝，唐肃宗、代宗，是一般的皇帝，他们因信宦而误国，不值得过分大惊小怪。相比之下，秦始皇，汉宣帝是英明的君主，也受宦官之祸，就与“庸主无异”了。作者不单论始皇，而加之以汉宣，因二者皆“英主”，在误用人方面也相通，故而加深了误用人的立意。未句笔锋一转，由史人实，借古喻今，“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使文章的立意更加明显。

第三段亦是立意的重点，因此极尽反复错综之能事。假借别人质问李斯之智，分析秦之失道由来已久。反复论说商鞅变法及其结果，甚至引征荆轲刺秦王的材料，都是为说明一点，秦王立威太过，而不以忠恕为心，招来太子被杀的祸患。而这正是更深一层的立意。

文章开合呼应，转换机枢，层层深入，给人以强烈印象，立意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

苏轼的文章风格也使本篇顿生异彩，顾盼神飞。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说明了四大散文家的不同个性。与韩愈浩瀚恢宏、柳宗元的澄澈隽永，欧阳修的容与闲易不同，苏轼以奔腾倾注、波澜层生标志着自己的文章风格。苏轼自称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文说》)《始皇论》充分体现了“苏如潮”的风格，读过此文，只觉如钱塘江潮，后浪推前浪，前浪逐后浪，气势宏大，汪洋恣肆。第三段中波澜最多，前后照应，试析之，以窥全豹。

欲论“秦法重”，不自商鞅变法论起，而先设问以李斯之智而不虑扶苏、蒙恬的“复请”，这是为什么?这是正意之前的第一波澜。苏轼的答话推动波澜向前涌进。商鞅变法以来，人臣对法律视若圣明，“何暇复请?”是对上面假设的一个否定和说明，此为第二个小波澜。商鞅变法的结果和“鞅悔之”，是接近正意的一个波澜，用荆轲刺秦王证明的“秦亦悔之”，是接近正意的又一波澜。李斯“不复忌二人”一句是照应“何暇复请”的。“二人之不敢请”的又一原因是秦王的威猛。周公、孔子的话与商鞅、秦王的威信形成对照。由扶苏而引出戾太子，由戾太子又引出汉武帝。最后总归于“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呼后应，波澜层出，形成了一泻千里之势，许多笔法似远而实近，似泛而实切，充分体现出苏轼汪洋恣肆的文章风格。

立意深刻新颖，文笔汪洋恣肆，加上语如珠玑，《始皇论》成为《东坡志林》的第一篇文字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