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恒公而弑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之人也，哀哉! 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恒均尔，而长于恒。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恒，虽夷、齐何以尚兹?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 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 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巳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逐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巳。哀哉小同! 殆哉岌岌乎允之也! 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史学。《史记》以后，自汉至清，正史的编撰从未中断。历史是现实的影子，以史为鉴的观念深深地刻印在统治者的头脑里，也深深地刻印在历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所谓经史子集，经是纲，史是目。儒家经典是解释历史的理论根据，是纲。而经典离开了史，离开了活生生的历史，也就成了死教条。所以，经史不可分。经与史都是文人学子的必修课。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很多，而历史人物论就是其中的一种。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加以评论，施之褒贬。或一人一事、一人数事，或数人一事，择其相似之点、相关之处，加以生发，进行议论，从中抽象出一定的历史经验或教训。这种形式比较自由，便于作者就历史人物发挥自己独特的见解。《史记》中的本纪列传后的“太史公曰”，可以说就是这种历史人物论的滥觞。宋人好议论，好论古喻今，他们写的历史人物论很多。苏轼文集中就收了很多这样的文章，《隐公论》就是其中的一篇。

题目叫《隐公论》，其实文中评了五个人：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鲁隐公被公子翚所杀，事情发生在周桓王八年，即公元前712年;王敦谋反，在晋永昌元年，即公元322年，可见，《隐公论》所涉及的人事，跨度长达一千年。相距如此遥远，知名度也相去悬殊的五位历史人物，之所以被苏轼组织到同一篇文章中来加以评论，乃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有某种相似之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种相似、相异之处引起了苏轼的兴趣，苏轼从中概括出了某些历史的教训。

文章采用边叙边议的形式。五个历史人物分成三组：鲁隐公为一组，里克、李斯为一组，郑小同、王允之为一组。三组人物分别为三种情况，作者分别加以叙述，评论。三种情况互有联系，又各有区别，由此列出的议论也是层层深入，中间贯串一个“智”与“愚”的问题，即是说，就他们在生死关头所采取的政治选择，来评价他们是否明智的问题。

全文可以分为四段。前三段，分叙三组人物，引出议论，第四段作一小结。第一段可分为两层意思。首先简述鲁隐公被杀前后的情况。然后就此而发为议论。公子翚显然是个政治野心家。他先是请鲁隐公杀桓公，结果鲁隐公不但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表示以后要传位恒公的意思。于是，公子翚转而进谗言于桓公，而将隐公杀害了。值得注意的是隐公的态度。面对公子翚这样一个政治上十分危险的人物，当他已经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的时侯，隐公竟听之任之，表现出一种麻木的态度。苏轼首先用一个比喻，指出隐公的智慧连一般人都不如。一般人当强盗威胁自己的时候，“皆捕击之矣”，而隐公却无动于衷。接着，又为隐公设计了一种更好的选择：“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这就更显出了隐公的愚不可及。

文章的第二段以里克与李斯为例，说明了面临生死关头的又一种错误的政治选择。晋献公的妃子骊姬要与伏施同谋杀害太子申生，他(她)们又怕晋献公的重臣里克出面干涉。里克听到风声以后便去找伏施商量。谈判结果，里克同意保持中立，以保持自己的地位。结果，晋惠公(夷吾)上台后，终于把里克杀了。李斯的命运，与里克有相似之处。秦始皇去世时，赵高与二世要搞政变，他们害怕丞相李斯干预。这时，赵高对李斯说，扶苏上台的话，必用蒙恬，你的富贵荣华也就完了。而“胡亥人慈笃厚，可以为嗣君，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在赵高的威胁利诱之下，李斯终于上了贼船。后来又与赵高发生矛盾，落得个腰斩咸阳，灭三族的悲惨下场。文章首先指出里克、李斯在生死关头，都作了错误的选择，“其受祸亦不少异”。接着，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两人的死都不值得为之哀伤。原因不言自明，作者没有直接谴责里克、李斯当时的个人动机，而是从正面说明“君子之为仁义”，不应计虑个人利害得失的道理。这一段的最后，作者为李斯设想了一种理想的方案，诛杀赵高而立扶苏，则丞相之地位将更为巩固，这就进一步突出了李斯的失策。李斯的前半生，颇有作为，后来诬陷韩非、与赵高同流合污两件大事，为政治堕落之标志。如果说鲁隐公是麻木，那么里克和李斯却是因为利令智昏而作了错误的选择。如果说苏轼对隐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笑其麻木，那么他对里克、李斯的态度就是鄙其为人，笑其糊涂了。应该说，里克、李斯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教训。即是说，在面临严重的政治选择面前，不能让个人的私念干扰了自己对人对事对形势的判断，不能对狼一样的敌人存在幻想。投机的心理、侥幸的心理，都是足以误国，也足以祸己的。

第三段则将前面的议论再向前推进一步。说明与毒蛇一样的野心家相处，即便是没有一点干预其事的意识，也会时刻招来杀身之祸。郑小同与王允之都是无意之中听到了宫廷政变的秘谋，结果郑小同被司马师杀了(恐为“司马昭”之误)，而王允之却因为急中生智、摆脱了危险。作者的结论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即是说，动荡混乱的城市是不能进去，更不宜居住生活的。这个结论似乎很消极，可是，联系北宋朝廷无情的党派之争，联系苏轼耳闻目睹与亲身的经历，他由于险恶而变幻不定的政治斗争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的结尾一段，总括五人之事，强调其“所遇祸福如此”。用交待作文动机的方式，对全文作了一个小结。具体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面的叙述议论之中，所以，这儿只用“祸福”二字点明一下议论的中心。

纵观全文，作者选择三种类型的人物，分别加以论述。重点是第二种类型。三种人物遇到的是相似的环境： 宫廷政变一触即发，自己必须立即作出选择。可是，三种人的态度不同。鲁隐公是听之任之，里克、李斯是利令智昏，郑小同与王允之是无意中撞上，想躲也躲不了。前两种人招来了杀身之祸，第三种人无所谓态度，只是随机应变的问题。贯穿全文的是“智”与“愚”的问题，与其相对应的是“祸福”问题。这是全文议论的着眼点。也是在结构上使全文连成一气的线索。分散的人和事、凭借这条线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