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 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是苏轼21岁参加贡考时的应试文章。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从重”二句下的孔安国的传注：“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孔注的意思是，给人定罪时发生了疑问应该从轻;给人记功奖赏时有了疑问就要从重，这样奖罚真是宽厚仁爱到极点了。本文曾得到当时的主考官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的激赏，原因是文思精深，论据有力，“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摆脱了当时文风磔裂诡异的弊病。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铬》一文中说过：“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确实如此，当时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贡举考试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了彻底刷新文风最后恢复和重新确立古文的领导地位，使新的古文运动创造性地发展，在录取中坚决摒弃了当时科场仍然盛行的雕章丽句的四六时文，而选中了一批写得明快畅达，朴实浑厚，文从字顺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和曾巩等人。当然，并不只是因为苏轼等人的文章形式适应了北宋古文和“时文”斗争的需要，而是在内容方面也是符合北宋新古文运动的要求的。比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要体现的“忠厚之至”的精神就和欧阳修的政治观念是一致的。

全文共五段。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劈头以感叹古代盛世刑赏忠厚之至开篇，颇有气魄。接着，作者概括古之贤君的作法是，只要谁有一点好处，就及时奖励他，又及时歌颂他、赞美他; 用来表示对他良好开端的欢迎，并勉励他坚持到底。谁有了错误，就及时惩罚他，但又怜悯他，要他引以为戒; 帮他改正往日的错误，又鼓励他迈开新的步伐。这里不但表明了苏轼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自然地流露出他对古代盛世及圣贤们的崇拜和向往。苏轼复杂的世界观中包含着儒家思想，所以他和古代圣贤们产生共鸣，就不是偶然的了。本文的核心就是主张以仁政治国，所以首段实际上已表达了本文的中心论点，可以说是开宗明义。

第二段，作者写到虽世衰而忠厚犹存这一历史事实。“成、康既没”一句，自然地从上段过渡到了本段，把历史从远古夏商时代拉近到了周穆王时代，此时“周道始衰”，虽然“周道始衰”，但一个“然”字，一个“犹”字，意思不但发生了转折，还强调了穆王没有因为周朝政治开始衰落而无所作为，而是依然身体力行，实行法制并充满了仁爱之心。文中写道，穆王的话饱含忧虑而无害人之意，充满威严而不发怒，对于犯罪的人显得慈爱而又能果断地加以处理，对无罪之人则抱有同情爱怜。你看，这不是刑赏忠厚之至的榜样吗?

本段以“《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结束，用孔注的意思解释了“《尚书·大禹谟》 中的名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苏轼紧紧围绕应该仁政治国这一中心进行议论，是承接首段具体论述“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即忠厚之至这一思想的。

第三段，以唐尧对两件事的态度作为实例，说明他的忠厚之意。一件事是皋陶三次说要杀死一个人，而唐尧却三次说要饶恕他; 另一件是四岳提议任用禹的父亲鲧，而唐尧反对，但是不久又说“让他试试看!”对尧的举动，苏轼写道：“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意思是说，圣人在刑赏时的忠厚心意可以想见了。本段结尾，作者直接引《尚书》原文“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无恨慨叹和赞美古代圣贤在治人方面忠诚厚道的胸怀，叹服《尚书》把刑赏忠厚之至的含义已经说得淋漓尽致了。同上一段一样，紧扣中心观点，先写事例，而后引经据典地加以论证，说理透辟，结构严谨。苏轼早年写的议论文有一个特点，即“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本段言“皋陶曰‘杀之’三”一事便是一例。苏轼用此事要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据说，他考取进士之后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问他所论见于何书，他回答说：“何须出处?”政论文里并不允许虚构史实，这不过说明了苏轼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自由大胆地表达意象的一种创作精神，这也是庄子文章表达自由、联想丰富特点对他的影响。

第四段由两个自然段组成。如果说前三段是借古人古事古书几方面论述、是摆历史事实、引用经传的话，那么本段则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展开议论、进一步对立论进行深化。“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人于忍人。”所以作者得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的结论。在这里阐释了古之圣贤“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原因。苏轼写道：天下人做好事是赏赐不尽的，而爵位俸禄并不足以作为对他们的奖励;天下人做坏事是处罚不完的，而刀锯并不足以杀死他们，“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仁”。这里点出了先王凡是赏罚有了疑问，都用仁慈宽容态度来处理的原因。先王所以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呢?“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这就是说，用君子、贤人的方法来对待天下的人，使天下的人都相率按照君子、贤人的方法作人，最终达到仁政治国的根本目的。苏轼曾说：“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上韩太尉书》)。作者在少年时期就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感到不安，希望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他26岁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共二十五篇政论文，集中反映了他早期从儒家的政治理论出发，革新弊政的愿望。《刑赏忠厚之至论》最早表达了他治国要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的主张。在充分议论之后，作者以扣题之笔“故曰忠厚之至也!”收束全段，无懈可击。从语言上讲，本段或短句、或长句，准确犀利，严谨周密，语句节奏明快，气势强盛，明晰透辟，雄辩滔滔。由此可以看出苏轼政论文纵横上下，议论驰骋，明快锋利，气势雄浑的特点。

最后一段是全文余波。作者引用《诗经》“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来说明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喜怒、爱憎，要以仁慈为原则考虑和处理问题，强调要效法《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要体现“忠厚之至”的精神。结尾落脚在治国治人要实行仁政，作为向封建统治者的进言，这是他从幼年时代就接受丰富的封建文化的教养和熏陶的结果。从结构上讲，和开头作了呼应，真是天衣无缝。

还需提及的是：全文主要以古人古事古书立论，每述一事便断以婉言警语。如第二段叙穆王之事以后，引孔安国的传注;第三段写完唐尧、皋陶不同作法之后便引用《尚书》; 末段则开始就摆出了《诗经》。据说苏轼少年时读书，一本书分作数次诵读，每次都注意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可以分门别类地掌握书中的不同内容，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所以，每当临文他都可以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旁征博引，联想发挥，反复说明，“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铬》)。由于这样的特点，使人感到苏轼的文章，尤其是早年的政论文历史内容比较丰富。从语言方面看，本文平易畅达、简朴自然、文从字顺，和晚唐以来绮靡晦涩的文风迥然不风。

综上所述，苏轼在此文中从儒家的政治理论出发，广引事实加以论证，观点鲜明，结构严谨，文笔纵横恣肆，语言明白晓畅。但是，由于作者涉世尚浅，少年读书专为应举，过着书斋生活，所以议论不免有些空泛，在奖罚问题上有的看法也不尽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