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生，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 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 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 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尝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唐宋八大家的手笔，都是作人物史论的行家里手，其中三苏尤甚，而东坡为最。苏轼的人物史论，一扫汉代以来经师腐儒迂阔板滞的文风，也远非轻疏狂野之士所能解悟参透。苏轼承唐以来古文运动的渊绪，大扬北宋散文革新的清风浩荡，集众家之长，行文简练畅达而又波澜纵横，风格卓然而立。臧否历史人物，切中肯綮，成为有史以来人物史论的大家，影响了整个散文史的流变。

荀子(约前313——前238)，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名况，赵人。时人尊而号曰为“卿”。50岁始游说于齐，三为祭酒职;继而赴楚国，由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用为兰陵令，著书立说终老此地(今山东范山县兰陵镇)。荀子是儒家春秋战国时期后期代表人物。因此，东坡提起笔，即言“尝读《孔子世家》”，把儒家的正宗人物孔子抬出来作为师统，以师道论后世传人“是非”。东坡立言立宗师，有宗可祖，言即有托也。“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生。”显然孔圣人余威犹在，学生不敢愈越规矩，“放言高论”。其由在于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均以“替天布道”者自居，学说纷立，流派各呈，即便各家传人欲“放言高论”，另有创见，也须自识标榜为名家正统真传，而非异端邪说，以求取信于诸侯，使学说为各国君主采纳。到了荀子手上，儒家学说实质上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转化，但为便于游说之见，荀子也必须“言必称先生”，也抬出孔子为其学说推行鸣锣开道，更加司马迁对荀子是持肯定态度的。基于此，东坡这一笔及其下文笔意，明似说荀子，承孔儒圣贤齐治天下，暗则以下文大量的李斯之“罪”，微辞腹诽荀子的学说，以史家笔法，春秋笔意，表明自己对荀子的观点。东坡这也是碍于前人对荀子的褒论已成定案，如韩愈认为荀子师承孔圣，与孟子并称。而韩愈又是东坡的“先师”也，一上来便生硬地“翻案”，难免要引起聚讼纷纭，卷入无谓的是非之论。更何况东坡主张言说“平易正直”，不“放言高论”因此行文便曲折委婉多了。这样，即便论述不当，“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至此，东坡先立下论荀子是非的“标本”，为下段展开论述，打好伏笔。言先意后。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孔子的三个门徒，一个骁勇，一个善辩，一个艺巧，常人看来，都有值得称颂的特质。奇怪的是，三个人“每不为夫子之所悦”，孔圣人每每不喜欢他们这些招数。唯独刚毅木讷鲜言的颜渊，没有什么特长技能，跟常人一样，却深得老夫子器重，视为仁儒真传弟子。这是为什么? 东坡笔势起垫到此，轻轻一振一抖，言孔子的判定真传与否的心思，乃在于听其言、观其行，“观其意之所向而已”，不仅仅只看弟子口头上说些什么捍卫接班之类的誓词。圣人眼光远大，早有预料：“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即言孔子料定后儒要“各抒已见”，自作主张，曲解“仁义”，所以孔子言行四平八稳，和谐中庸，不作“非常”之论，免得后儒断章取义，逐妄谵言。并从学生中选出个“默然”颜渊为模范，圣心真是良苦也。东坡立起夫子“不敢放言高论”之标，等于说明了如果荀子有“放言高论”之说，则违背先儒遗训心愿也，则非儒家门徒，则当贬非之。显然，东坡这种类推法，已把荀子悄悄地逼到了死角上。俨然是“你荀子貌似儒家，实则反儒也”的笔意。

紧接上文意，东坡不点破“春秋笔法”的虚言此实说彼的含义，在伏好荀子违背孔子师统的文笔后，又进而反论荀子的学生李斯如何大逆儒道，焚毁诗书，厉行法治，违背“仁义”，从而把这种罪愆归咎于“徒不教，师之过”的荀子，滴水不漏“改变”了前人对荀子的褒论定案。李斯(?——前208)，楚上蔡 (今河南上蔡西南) 人，从学于荀卿，初为吕不韦舍人，后事秦王政，因《谏逐客书》，劝阻秦王逐客，而为秦王政重用，为秦王灭六国统一天下起了重大作用。秦一统六国后，任丞相，追随巨奸赵高，后为其所忌被杀。成也赵高，败也赵高。李斯的所作所为，以东坡儒家正统眼光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原以为李斯是背叛荀子师道，“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当时的秦国，被儒家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教出来的学生居然与“虎狼为伍”，其师岂不有过乎?到此，东坡才显露出对荀子的直接评论。“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

就此一点，东坡显然认为荀子已违反了孔子的言语“平易正直”的真意。东坡信笔一点，瞧，连孔圣人的师戒荀子都破了，而且进一步连世所公认的孔子真传孔孙子思及孟子也不放过，“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东坡一而再，再言荀子又“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瞧，荀子竟敢言“天下众人，仁人义士”本性皆恶，跟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桀、纣无二，而贤君仁主的偶像尧舜倒变成伪君子了。东坡以这样的语气议论荀子，以荀子的“性恶论”在大众心理上造成的所谓“反感心理”，断定荀子“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那就难免出李斯这样的不孝弟子了，师徒俩等于共同离经叛道，脱离孔圣正儒了。从而把荀子的理论推翻。

随着东坡如此这般的儒家“正统”眼光看待荀子的奇谈怪论，那么李斯的所谓“暴殄天物”的行为，显然就是“仁义之士”所无法容忍的了。且看李斯“无所顾忌”与“残暴”赛过任何“小人”与暴王之最桀、纣。“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李斯这种“独”夫民“贼”似的做法，决非“独”家经营，自己首创，“必有所恃者”有所本也。罪源祸根彻底落到其师荀子的头上。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东坡结结实实把荀子判了个“死刑”。荀子“死因”乃在于前面已提及的荀子“历诋天下之贤人，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放言高论，结果使学生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上梁不正，下梁歪也。”荀子李斯师徒如此这般的“高谈异论”胆大妄为，自然要被自视为儒家正统的苏轼逐出孔门了。因为孔门是容不得奇谈怪论、异端邪说的。何况还打着孔夫子的旗号而干着反孔行为的荀子师徒呢!

苏轼正是以这样虚实映衬互托，正反交错论述，层层归谬的论证，否定了荀子正统儒家的形象。这自然只是苏轼的一家之论，至于荀子真正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荀子的唯物观、逻辑论等等，决非一纸两纸能够臧否褒贬得明白的，那自有史家的公论。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我们欣赏苏轼人物史论奇峻的文章笔法，只是欣赏中要细加品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