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轼启：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

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 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

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

答《谢民师书》写于宋元符三年(1100)。翌年，一代文宗苏轼便逝世于毗陵(今江苏常州)。因此，书简内所阐发的有关“辞达”的论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作者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何谓“辞达”呢?作者首先借用对谢民师“书教及诗赋杂文”的赞赏，提出了一个正面的例证。即文章要象行云一样轻盈多变，象流水一样依据客观时势“随物赋形”，顺其自然。不拘泥于传统的模式，“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正是作者文论的极致。

以盛赞谢文为前导，开渠引流。议论的闸门一经打开，作者便文思如潮，纵横捭阖，雄辩滔滔，从几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有关“辞达”的论点。如何才能做到“辞达”呢?首先，作者认为要做到“能使是物了然于心”，也就是说对客观的描写对象有准确、细微的观察，真正做到洞观事物的特征和内涵，不为表象、外观所障目，使之达到“胸有成竹”的境地。其次，作者认为，要有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能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文字把事物形象地描摹出来，把事理明白透彻地表达出来，此即所谓“了然于口与手者乎”。能够做到以上两点，便“谓之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辞达”说是苏轼文论的代表性论点。作者在阐释这一论点的时候，十分辩证地论述了文采与达意的关系。他在强调“辞达而已矣”的同时，又指出遣词用句和写作技巧的重要。并引用孔夫子的话告诫说，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如果语言干瘪、枯燥、没有文采，那么即使你写作前的构思再好，所写出的文章仍是没有生命力的。“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反之，如果不注意深入地调查研究，不从根本上探究“求物之妙”、“了然于心”，而象扬雄一样故意用艰涩深奥的文辞，“以文浅易之说”，同样是毫无价值的。他的那些不顾客观内容，一味地在形式上进行雕琢的所谓著述，只能算是蜀中学童的“雕虫篆刻”。为了阐述自已的论点，作者在这里又用辛辣的笔锋剖析了一个反面的例证。接下来，作者又一连用了三个反诘句式，指出扬雄自命为经的《太玄》、《法言》都是这类袭蹈别人作品的“雕虫篆刻”。而屈原的《离骚经》，那是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杨雄的那些故意雕琢的浅陋之作怎么敢与像《诗经》一样伟大的作品“盖风、雅之再变者”的《离骚经》同日而语呢?

通过作者的纵论横议，我们不难看出有这样一条主线贯穿于文章的始终，即要做到“辞达”，为文必须走“求物之妙”——“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的道路。“求物之妙”，强调了作品内容的客观性。这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准备。从“了然于心”到“能使了然于口与手”，强调了写作者主观的艺术表现技巧。只有二者的妙合默契，相辅相承，方能谓之为“辞达”。

在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使“辞达”说臻于完善的时候，作者又撷采欧阳修的一句话来作结语：“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这句信手拈来的妙语楔塞于此，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丝毫不见缀接拼联的痕迹，此亦为东坡遣词谋章之妙矣!

《答谢民师书》是作者被放逐南疆六年之久，遇赦北归途经广州时写与推官谢民师的。

苏轼一生写有许多书信，往往因处境、对象的不同，其情调、用语各有殊异。元丰三年所写的《答李端叔书》，充满颓废厌倦的情绪，把自己三十年来所为，看成是一种病态现象，意在使醉心官场的李端叔迷途知返。同年写与秦少游的《答秦太虚书》中云：“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告之既要写适用文章，又要注重功名。由此可见苏轼的思想情感是复杂的，其处世应物的态度也是左右摇摆的。他忽而厌弃功名，有随遇而安的思想;忽而又对自己被贬谪表示委屈，实际上是在力争重返士大夫之列，《答谢民师书》就流露出这样的情调。“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实际上是一句牢骚话，并非作者感情的真正流露。当他遇赦北归的时候，昔日的亲朋故旧“惘然如隔世人”，对其分外的疏远冷淡。也正是因为这样，谢民师这位与他“无一日之雅”的推官，“数赐见临，倾盖如故”，才使他大为感动，才将自己毕生积累的写作经验，毫无保留地晓喻对方。《答李端叔》中，作者对李端叔对自己的称颂无动于衷，毫不动情，并讥讽其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世人对其诗文的推重，他亦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偏爱，“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而在《答谢民师书》中，作者却集一生的创作经验侃侃而谈，认真庄重地探究为文的学问。这种心理状态，显然与前者是迥然不同的。盖因处境有变，情理有变，乃使作者的心绪有变也。故而许多文论，在评说东坡后半生的思想状态时，总是陷于一种固有的窠臼，把其描摹为一个任性的、一成不变的迂阔文人，便未免失之偏颇。东坡著文“初无定质”，讲究“随物赋形”，其思想情感何尝就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