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某启。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日之乐，数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未会合间，千万为道自爱。

参寥，於潜(今浙江临安)人，自幼出家为僧，久居杭州。俗姓何，名道潜(这名还是苏轼为他改的，原名昙潜)，参寥是他的字，赐号妙总大师。他比苏轼小7岁，自熙宁中苏轼任杭州通判结识后，两人便成了亲密的挚友，直至终生。

苏轼这封答参寥的复信，按信中“某到贬所半年”来推算，当写于绍圣二年(1095)三四月间。“贬所”指惠州，苏轼是上一年十月二日到达贬所的。这次是因为朝廷任用章惇为相，恢复新法，大力排斥旧党，苏轼也就再次成为重点迫害对象，从而被远谪到岭南来的。写此信时的苏轼年已60岁，头白齿落，两目昏花，经济上也很窘困，面对这样的沉重打击，内心的苦闷自不待言，但他毕竟做到了坦然。“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苏轼思想上已作好了长期贬谪的准备。与此同时，参寥的境况也很不妙，由于他和苏轼的关系密切，也受到了株连，受命还俗，编管兖州。了解了上述诸情况，我们再来欣赏苏轼的这封复信，更会感到意味深长。

经历过忧患考验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参寥虽受苏轼的牵累亦遭不幸，却还要派“专人远来”看望，并携带着“手书”和“近诗”，这怎能不使苏轼欣喜若狂、感激万分呢?“数日喜慰忘味”，尽情地倾吐出了作者内心的欢快。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情景，或许作者也有意地活用这一典故，把参寥的书和诗看得如韶乐一般美好动人。知道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越发感到这话绝非虚语应酬，而是发自肺腑的由衷心声。

接下来答复自己在惠州的生活状况，是一段极精采的文字。其精采处，全在一个生动的比喻上。参寥是僧人，故拿“和尚”作比。亲切而又贴切。一位退了休的老和尚，独居在一个小村子的小院落里，用断了脚的锅煮糙米饭来吃，这便是苏轼生活状况的比喻写照。这里没有讳言生活的清苦，也透露出一种心境的凄凉，但也觉得安然，可以自得其乐; 在幽默的语调中，有一种开朗豁达的气度，背后却又隐隐作痛; 是在安慰自己的朋友，也是在自我解嘲。这个比喻中所表达的感情，真是苦辣酸甜，千头万绪，“更不能细说”，毕竟还是说出来了。苏轼最善于使用比喻，这里是一例。

“瘴疠”就是南方流行的传染病，过去人们惧之如恶魔，也当是参寥“手书”中极关注的一件事。苏轼对此并不太介意，既来之，则安之;但对朋友的关怀，只有消除其疑虑，才是最好的报答，疾病哪儿都有，“北方何尝不病?”死人也是普遍现象，“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作者用最简明的事实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有着如此坦荡的胸襟，朋友自当不必再为之担忧。“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表面看来，这是一句玩笑话，是要“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其实话中隐含着另一层深义。”国医手里”明说医生，而暗指那些正在把持朝政而荼毒生灵的仕者。这样理解起码有两个理由，一是苏轼的前辈梅挚写过一篇有名的《五瘴说》，这五瘴指的是“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晨昏醉宴，弛废王事”;“侵骄民利，以实私储”;“盛拣姬妾，以娱声色”。苏轼由瘴疠而想到梅挚的“五瘴”，在情理之中。二是苏轼同年所作《荔枝叹》中，更直接抨击了本朝那些“争新买宠各出意”的官吏，指名道姓地斥责了丁谓、蔡襄、钱惟演等人的害民行为。因而说本文中也表现了这样的思想意识，绝非臆测。况且也只有这样来理解“国医”，“死汉尤多”才能够落实。那么，在这句貌似笑话的背后，又凝聚着作者多么愤懑的情绪!

正因为这封信里有愤懑，有牢骚，才只能和“故人相知”说，“余人不足与道也”。苏轼说过“与人无亲疏”(《密州倅厅题名记》) 的话，但那是早年说的，及至屡经变故，深味世态炎凉之后，他说话却是很看对象的了。

这封信全用的是家常口语，而表述的内容竟如此地丰富，真令人叹服。黄庭坚说“东坡道人书尺，字字可珍”(《山谷题跋》)，从这封信来看，确为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