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 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 《易》 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 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 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 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 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 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吸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超脱者，超然以处世，脱俗以待时。自古文人多失意，失意常欲求超脱。然则虽放浪形骸之外，却难免缠绵悱恻于心，以此观之，想达到真正的超脱确乎其难。文人虽高雅，却非不食人间烟火，不识人情世事，于是寄情于山水之间，托志于万物之中。言情寓志，何谓超脱?读文人失意后的求超脱之作，常能品味出隐藏在超脱后的怨愤和若闷、自慰和自嘲，乃至深深的积郁和淡淡的哀愁。君若不信，请读苏轼之《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篇首五字即点明时间。熙宁四年起，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屡遭贬谪。熙宁十年，他被调任徐州知州，时年34岁。从2l岁起便跻身宦途的苏轼，此刻不言国家大事，却寄情山野，寻求超逸，如是悖况，实因仕途坎坷，聊借闲情以遣苦闷。以这样的背景来揣摩苏轼这篇文章，其旨便可了然于胸。

下面分段来看。

第一段，作者先介绍了放鹤亭的由来，由“彭城大水”写到张君迁居，又从迁居写到“作亭”，进而写亭之位置，周围的环境，引出放鹤的画面，遂落至“故名之曰放鹤亭”一句，点出题目。开篇从时间和空间上由远及近地层层引入，井然有序，生动自然，不禁令人想起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开篇，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读者不妨参比而阅。和欧阳修一样，作为散文大家的苏轼也是文笔简洁传神，写景状物仅寥寥数语，便使读者如临其境。“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只二十六字，便写出四季之异趣，气候之变化，堪称凝练之笔。再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不过十七字，就将二鹤的静态和动态描绘得栩栩如生，如睹其状，如闻其鸣。

倘若借音乐来比拟的话，此段的节奏可以说是抒情的慢板。

第二段，是借文中作者告山人之语来抒发自己的见解，以阐述“隐居之乐”。作者在这里一转抒情写景的笔法，引经据典地发表议论，这种写法在抒情散文中本是忌讳的，但作者紧扣文题，转折似天衣无缝，反给人以振聋发馈，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引用了《易》中之句，“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中之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言其以鹤喻贤人君子，为后文中含蓄地以鹤自比设下了伏笔，做好了铺垫。作者此处引用这两句“经文”是颇有深意的，读者不妨细细体会。随后，作者又据典以论：卫懿公好鹤而亡国，周公、卫武公所以不纵情饮酒，皆因“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又借酒保全其气节以致名传后世。透过这番议论我们可以揣摩到作者虽欲寻求超脱却又唯恐玩物丧志，纵酒移情的矛盾心理。既然作者并不称道前人的这些超脱之法，又有什么更好的超脱之道呢?作者终于和盘托出了他的高见，不过“隐居”二字;因为闲云野鹤式的隐逸生活“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作者以为这种方法更为高雅，胜人一筹，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自我宽慰而已，无形中反倒更增添了几分悲凉之感。联想其当时的境况，我们不难体会出一种“未得葡萄而言其酸”的意味。

这段文字虽语不离鹤，却又似乎在讲史，虽是在讲史，却又分明借古喻今，告诫世人。这样由鹤及史，由史及今，穿插议论，融为一体，令人感到文势排闼而来，节节逼进，一气呵成，一贯到底。如果我们同样借音乐的节奏来比喻此段，则堪称刚劲的快板。

再看第三段。作者借山人之口唱出了一首“放鹤招鹤之歌”，描绘了仙鹤的飘逸之姿，尽情抒发了心中的感慨，既紧扣上段之议论而作抒发，又呼应前段之写鹤而增神韵。最后一句“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一反“放鹤”之题，作惊人之语，既紧扣题目而又不重复题目，反而赋予放鹤亭以新的含义，正所谓以放鹤始，以招鹤结。至此，方点出全篇主旨，写尽作者之心境。我们自然可以揣摩到： 作者寄情于鹤，将身比鹤，身处放鹤之境，而无时不渴盼招鹤之时，于闲散飘逸之中，分明潜藏着不甘寂寞，屈以待时，重返政坛，东山再起的心迹。此段畅抒胸臆，痛快淋漓，以音乐比之恰似如歌的行板，韵味悠长。

最后一段只有一句：“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干脆利落，戛然而止，并与篇首起句相照应。(元丰元年即熙宁十年的第二年。) 正象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绘的：“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样，既起到了收尾的作用，又不会扯断读者的思路，读完全篇人们仍觉放鹤招鹤之歌余音在耳，催人品味。许多散文名篇多用此收尾之法，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见散文大家皆深得此中三昧。

总之，《放鹤亭记》从结构上看，层次分明，语言简练，节奏清晰，变化有致，起承转合，缜密严谨; 从内容上看，作者借题发挥，自然展开，通篇虽紧扣一个“鹤”字，却处处写的是人，是情，是意境，是抱负。《放鹤亭记》不愧为一篇寓情于景，借物抒情的古代散文名作。

还要说及的是，作者因坚持自己的政见，被新旧两党都视为政敌，于是造成了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悲剧命运。在逆境中，他始终以旷达处世、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政治上的挫折，保持乐观执著的追求精神。但文章是感情的真实流露，作者欲寄情景物，正是要排遣失意的困扰，而之所以要摆脱这种困扰，又恰因作者不能忘情于物外所致。这种矛盾的心理。造就了作者这一时期散文中那种托物借景以抒怀喻志，含蓄委婉而又挥洒自如的独特风格。

屈原经流徙而赋《离骚》，司马迁受腐刑而著《史记》，杜甫遭离乱而成诗圣，李白饮斗酒而号诗仙，苏轼被贬谪而作超脱之文。常言道：“人有境遇而文如其人”，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