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是一篇读史杂论。历来以短小别致、出语惊人而著称。全文仅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却“语语转，笔笔紧”，波澜层迭。通篇以其立意深邃独到、析理显豁中肯、文辞骇俗震世而成为“千秋绝调”，至今仍被誉谓“文短气长”的典范。

古人读书，尤其是读史传一类的典籍，喜作批点评注。每每在已有定说定论的字里行间，留下了自己的感慨与见解。其中亦不乏为人事之功过曲直作驳难翻案的奇文、至文。《读孟尝君传》即是对“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念作公开的抨击。王安石以改革家的胸襟和气质，以政治家的奇思横溢，以北宋文学家少有的“拗折峭深”、纵横开合、以气势取胜的独特风格，着力翻“孟尝君能得士”这一千古定案。短文结构缜密而不露痕迹;题旨脱俗不凡且议论超群;语辞雄健澎湃又一无羁勒，充分体现了王安石行文高屋建瓴的能量和力度。八十八字的短篇在艺术上给予读者的却是一种咄咄逼人、一贯到底、不可阻遏的气势。真是“文极短而气极长”，生动地显示了王安石式的阳刚之美。

论起孟尝君其人其事，原本流传久远。他是战国时期齐国靖郭君田婴之子、名文，后受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史记》称他“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以致门庭若市，对投靠者更能“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他与当时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皆以“好养士”齐名，时称“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的故事历代传为佳话，其中尤以孟尝君蒙难困秦，得力于食客的“鸡鸣”、“狗盗”之技方得以脱险一节更脍炙人口。世人素以此作为“孟尝君能得士”的力证。

而王安石正由此处落笔。短文起势开门见山，首句即立案：“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推出世俗的论点准确尖锐，干净利落。作者的旗帜鲜明，首句着力于立论，语辞连贯;一气呵成。作者的批驳之意已隐显于句式与字词之中。如“皆称”、“以故”、“卒赖”，“脱”的选用，既是记实叙述，又寓“逆笔”于其内，不由人不去体察三味。首句立论，作者抓住了世俗的千年不移之见，既不改变世人观点的原意，亦不使它导向荒谬，概述论点简练之极。“皆称”一词含作者心中的无限感慨与不平，且为下文的驳难埋下伏笔。

作者采用的是层层转折的驳难方法，全篇的四句话，由首句的一立，而顺势以二劈、三驳、四断，布局合理、紧凑得当，使全篇结构波澜层迭。王安石此文尤着力于破，以立论为标靶，一破所谓“能得士”; 二破所谓“卒赖其力”; 三破所谓“士以故归之”。真是层次鲜明，跌宕变化而结构严谨统一。“嗟乎!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二句的劈，笔触陡然一转，以“嗟乎”一声之唱叹承接文气，先感慨“皆称”千年之不公，又叹吁孟尝君一生之不济。语含激愤，或吞或吐，尽在声声“嗟乎”之中。而“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更是语出惊人。作者欲翻千古之案，便当头喝斥以“鸡鸣狗盗之雄”，可谓一针见血，一语破的，这一“劈”在结构上使文势陡起波澜，而话辞的出人意料，使题旨见出新意。因此，“岂足以言得士?”一句反问，愈显出有根有据，斩钉截铁。从“能得士”到“不足以言得士”，世俗的立论，传统的观念已被王安石的奇兵突发所驳斥。作者巧妙地以论带史，使这一劈非常有力。人们称这是种“横扫千军”的写法。王安石仅仅用了一“特”、一“雄”、一“耳”、连同一声“嗟乎”，便从正面击垮了世人的俗见。难怪古人称赞作者行文“长于扫”，所谓“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刘熙载《艺概》)

由此劈而连带出下文的三句的驳。”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而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不然”二字，又是一个转折。正而已劈出“不足以言得士”，这时又从反而论证孟尝君的没有得到真正的士，“不然”，何必还得依赖于鸡鸣狗盗之徒! 这种背后包抄式的致命一驳，终于使刚才被劈扫得摇摇晃晃的立论倒下了。千百年来，人们多为孟尝君的食客三千，为二个“鸡鸣狗盗”之徒的小技唱赞歌，可是为什么不问一声：如果孟尝君门下有一个真正的“士”人，那么再凭着齐国的力量，不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制服秦国，而不是靠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小技，才得以狼狈地逃回齐国吗? 世俗之人的眼光终因只见到了小技的一时眩目，而不知从大处去判断士人的真假。不是真士的鸡鸣狗盗之徒充斥于门下，孟尝君就只有靠他们的小技四处逃窜了。作者以这种分层反驳而层层驳法的不同，使短文各节紧密联系，变化起伏而气势浩大。王安石为文常能发人所未发，三千门客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这种见解确是惊俗骇世。然而俗人又回答不出孟尝君只能逃离秦，而不能制服秦的根本原因，可见孟尝君自己并不能辩析士人之真假。唯其如此，称其为“鸡鸣狗盗之雄”也就不足为怪了。作者的剖析从事实出发，言之有据。而行文的劲气直前，既体现了王安石思想能跨越今古，高视一时;又使文气始终贯一。这种句句警策，层层递进的结构，形成了一种昂扬的气势。经历了二劈三驳之后的立论，已是答案明析，世俗之见已几近体无完肤。作者写三驳一句，用假设论证的手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驳斥分外有力。而论辩“鸡鸣狗盗之雄”的孟尝君只能以奸侠小技为标榜，可见其终不能得到真正的士人，自是势在必然。

但是作者意犹未竟。将结篇的第四句以“断”收束全文。用“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作断然结语，断得坚决，断得铿锵有力，不容置辩。其旨仍在于破“士以故归之”。至此，首句立论中所有论点都已驳倒。作者推究真正的士不肯归附孟尝君的原因，是“鸡鸣狗盗”之徒“出其门”。真正的士人羞与孟尝君及其鸡鸣狗盗之徒为伍，可见所谓“好养士”原是徒有虚名，而享誉千年的“孟尝君能得士”更是不堪劈、驳、断、析的谬论。文章至此遂推出了孟尝君由始至终“不能得士”的论断，而出语峭拔，笔力千钧。其戛然而止，正止于不可不止之处，顿然令人反思不已。短文虽短，而余味无穷。从篇章的结构来说，结句的断语巧妙地照应前文“卒赖其力”的世俗之见。在正面的“劈”和反面的“驳”之后，又回首一枪，回笔一断，使全文整饬，文气直贯而遒劲。给人以灵巧机敏之感。

为驳难“能得士”的世俗之见，王安石指三千食客为“鸡鸣狗盗之徒”，贬“好养士”的孟尝群亦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耳”。这种大胆突破传统观念，议论拔俗超群，语辞犀利震世的识见与气魄，正是作者以政治家的奇思横溢、文学家的笔墨神斧，精心熔铸的力作之本色。王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身处积贫积弱的北宋，反对因循守旧，力主“改易更革”;在文学上强调“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而已”。所以他的文章往往针对性、战斗性极强。《读孟尝君传》正体现了王安石对“士”(即人才)这一概念与阶层的见识高超。在作者的眼里只有那些胸怀大志，眼光敏锐，具备经世益时的真才实学者，才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方能称为真正的士。力翻“孟尝君能得士”这一千古定论的案，除了要有刚毅果敢的魄力，更须批驳辩析必能击中要害。作者正是抓住了对“士”认识的世俗之见，立足于“起民之病，治国之疵”，在不到百字之文的短篇中，对流弊千年的儒学陋见、世人之俗攻击非难，“为游说之士，痛下针砭”(《古文笔法百篇》)。其文要言不烦，见识新颖，剖析深刻、气势磅礴，而文笔峭拔、简捷犀利，不愧为传世佳作。

《古文观止》称此篇“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此文出而行世，即历代评家蜂起，每每赞不绝口。所谓“寥寥数言，而文势如悬崖断壁”，“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此乃短篇中之极则”(均引自《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可见“文短气长”果然是此文的最大特色。王安石为文历来求简捷畅达，所谓“篇无余语、语无余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数转于数行中”(《王荆公年谱考略》) 体现了作者语言高度凝练的风格。首句的“皆称”、“以故”、“卒赖其力”，语词概括力极强，而“特”、“雄”，以及“特……岂”、“宜可……尚取”的反问句式，既简洁又生动。其中，唯以在仅有的八十八字中却三次出现“鸡鸣狗盗”一语，颇见作者的匠心。第一次直接将孟尝君归为“鸡鸣狗盗之雄”，出语奇特而力破“能得士”; 二用旨在驳其“卒赖其力”; 三回点明真士之不来，揭露“士以故归之”的实质。三次妙用，各有意旨。且语辞形象概括，言简意赅，既省却笔墨，又使行文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三处用得各在其位，“舍此语而无它”，所以并不觉累赘重复，反给人以清新、深刻之感。“鸡鸣狗盗”四字因此而以成语流传，可见其生命力。仅以《读孟尝君传》而论，作者能在尺幅之内，笔行千年万里，文起滚滚波涛; 更兼“语语转、笔笔紧”，跌宕变化，确实是难能可贵。可见后人称王荆川是短章圣手当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