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背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 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 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书刺客传后》是王安石的一篇读史杂论。而《刺客传》乃司马迁《史记》 中的名篇，文中赞五杰奉“士为知已者死”为人生信条，留传下“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均引自《刺客传》) 之壮举。历代多誉其言行名节，指为楷模。唯王荆公对此颇不以为然，纸笔之下偏另有识见。作者撰此文，似乎是一段随手记札的文字。而行文奇思横溢，论断结语与众不同。文中王安石读史论事、品评人物，辩析褒贬、直发胸臆。但见作者出语脱俗不凡，见解大胆新颖，虽是篇百余字的杂著小品，亦充分显示了王安石的胸怀心志，思想跨越今古。而通篇笔力雄健峻峭、简洁明快，则展现出文坛大家之风范。

太史公在《刺客传》的文末赞曰：“自曹沫 (一作曹刿) 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司马迁以一支生花妙笔描述五杰的音容笑貌，刻画他们的舍身以取仁义。其唱叹有情，满纸壮哉、惜哉。所谓曹沫以勇力挟索失地于盟坛、专诸鱼腹藏剑以袭王僚、豫让三击赵襄子衣袍而刎、聂政杀侠累自成其全孝全义、荆轲刺秦王慨然别于风萧水寒。凡此五者无不以“士为知己者死”而终其生，遂传扬为刺客豪杰。

王安石落笔即区别不同对象。短文以篇尾“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作对比，立起全篇宗旨。行文时作者以层层递进的结构，将此意翻作三层。起笔先评曹沫以勇为鲁将，凡“三败北”(《刺客传》)于齐，以致“亡人之城”;然以勇“劫天下盟主”，又使被侵之地失而复归。王安石赞扬曹沫以勇而能成其事，甚至促使齐相管仲“因勿背以市信一时”，使曹沫之勇亦“一时可也”，获得成功。作者的本意既评赞曹沫以勇力劫盟主，失城虽可归回，但管仲劝齐桓公以信义明示盟坛，其志却在夺天下。两相比较，曹沫以勇力“可也”，管仲以“道德”“可也”，虽功用不同，其孰大孰小却自明。作者褒曹沫真是恰如其份。《刺客传》记述的是五杰为知己、为仁义忠孝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奇勇之举。曹沫者，“春秋三传”中《左传》、《谷梁》又称“曹刿”(《索隐》称“沫”“刿”声相近而字异耳)。《左传》载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用曹刿“三通鼓”之谋败齐。《刺客传》却单取《公羊》所记。王安石此文亦不辩其或抵牾、或传讹、或各有所指。只对曹沫的言行而论，作者以曹氏一人之勇之忠，与齐桓公、管仲君臣的一国之信义道德相对照，表明了王安石对曹沫褒中有贬，并不赞同太史公的“义成”之评。这一层文字在记述之中巧作对比，既忠实于史籍所记载，又显示出作者的意向。而题旨却在品评历史人物：五杰之一的曹沫只一味凭勇行事，余者“何如哉?”文势折转入下层，倒显得顺理成章。

“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一句，“独怪”二字承转上层“可也”，其贬意明确。“怪”者，既有奇怪，亦有怪罪、责难的含义。历史上魏、赵、韩三家分晋乃大夫专国之必然。豫让先“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刺客传》)后附事智伯，甚得“尊宠”。及智伯亡于三家，豫让为报智伯以“国士遇我”的恩义，遂三次谋杀智伯之仇家赵襄子。虽事败被执，仍迷而不悟，一心求所谓的“忠臣有死名之义”(同前)。王安石对豫让的不识世道变迁，不能判定智伯是否明君之人的愚顽不化非常反感。作者读历史并不是读死书，而是以经世致用为原则。此处王安石很善于表明自己赏识或反对某一人事，其思想与语辞在文中同样坚定和明确。行文时作者连用了“独怪”、“岂顾”、“诚”、“救”、“区区”等情感丰富、态度明朗的词语，使这一层的二句话形象而生动。而用设问句：“岂顾不用其策耶?”指出并非智伯不采用豫让的谋策。而“尚足校哉?”则以问代答，观点鲜明又问在其理。使世人以豫让为志士人臣的识见，对比于史实与功效，应褒应贬立时便可辩析。作者的二句话又有三层深意。“独怪”而“岂顾不用其策”。策字既指计谋、策划，更暗寓着世事的变化和发展。既以“国士”自诩，又提不出“其策”，语中的讥切之意已显然。所以唯王安石“独怪”，而世人不加辩识，一味传讹，看来“国士”乃为假。第二层，巧用一个“诚”字，就算豫让“诚然”是位“国士”，也未曾见他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关键时刻亦不见其施展国士之奇能，可见其才能终究不足，世人难道不应先辩别国士的真伪吗? 作者果然是出语不凡，使史籍中虚狂空泛之语的讹传，立时点破：“国士”原来竞连曹沫都不如。由此，第三层的深意索性写在明处：“一死区区，尚足校哉?”作者指出豫让的死法不足效法，更不值一提，那些为了他的死而“皆为涕泣”(《刺客传》) 者倒是应当猛醒。二问三层深意，一下子驳倒了迷惑人达千百年的假国士，而作者的笔锋犀利，思想高视于一时，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翻过千年的定案，作者并不忘指出谬误流传的根源。为豫让扬名原在司马迁的一句“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于是作者痛下针砭之语，一针见血。所谓“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虽然豫让也可算得未辱没自己的意志，但作者的卑视之情态已显明。且语出机警，颇多谐趣。“欺其意”三字借用太史公赞辞，反诘之语如玑珠连发。而“亦”字顺接上文气势，使“不欺其意”反见出新意来。

至于聂政、荆轲二人 (专诸亦同此类)，或“售于”人，或“豢于”人，在王安石的眼里纯为名节而自售、自豢者似乎贬抑更应在褒扬之上。作者有心不指其所谓壮举，偏揭出二人“污隐困约之时”的相同之处。单从“有待”二字去议论。所谓“自贵其身，不妄愿知”，无非以高贤隐士自居，不随便允诺知已。所谓“亦曰有待焉”，不过二人的志向仍在高山流水，寻觅知音，“待时而动”。“自贵其身”也好，“不妄愿知”也罢，一旦“立意”“其志”能遇到识家，那么“士为知己者死”原是抱定了的决心和结局。可见作者褒贬适宜，品评中肯。然司马迁为文仅因此而赞聂政的奉母、嫁姊，自受人恩而行刺侠累; 亦慨叹荆轲的悲壮刚烈，拼死舍身以取仁义，不免义浅。王安石虽也钦佩二人的秉性，却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死法。所以作者说，或有待或无待，人应以“道德”立世、经世致用为根本。

后人作《索隐述赞》有云：“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可见《刺客传》流传久远，五杰深人人心。在王安石的笔下，褒贬扬抑却各有不同，既使对一人而言，亦是或褒扬或贬抑，辩分无误，各在其当扬当贬之处。王安石亦曾作七律《读史》一首，其中“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区区定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兵”二联，披沥肝胆，指评今古，不禁使人想见作者的文思与胸怀。

全篇论述分作四层。或单评曹沫，或专论豫让，或合写荊轲、聂政。承转启合，运笔自如。而第四层作结语，以“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收束全文，恰如宕开一笔，陡起波澜又戛然断住，令人回味无穷。句中一个“挟”字，则勾勒出以道德做招牌，投世俗之好的假国士们的脸孔。作者读书衡文，品评历史人物，感慨万千，曹沫、荆轲之辈虽有褒贬瑕瑜，而今世的假冒之士比勘古人，该又能怎样!此处揭示行文题旨，寓意深邃而明确，果然一语敌千钧。后人品析此篇“大似司马子长，介甫善拟古如此”(引自《中国大文学史》)。作为一篇读史书后的杂著小品，此评既出，作者的功底心力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