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孔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辨。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发，为不忍于小人可也。为史者，独安取其怒以己失职耶?世之浅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为触宰相以近祸，非以其私则莫为也。夫文公之好恶，盖所谓皆过其分者耳。

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记》曰：“道之不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过也，抑其所以为贤欤?

文章贵简洁。列夫·托尔斯泰曾经指出：“简洁是美的必须条件。”同时文章贵曲折。朱熹有句名言：“文须错综见意，曲折多姿。”又要简洁，又要曲折，看起来象是一对矛盾，因为曲折往往要写细写详，不容易简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就要讲“尺水兴波”之法，虽然是诗文小品，也可以做到波澜起伏，出人意表。著名散文大家王安石的《书李文公集后》就有这样奇妙的艺术魅力。

书后是一种文体，就是写在书后、文后的说明文字或议论文字。虽说它的性质相当于跋，但更接近于今天的读后感。做为大诗人和散文大家的王安石，首先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他的诗文总是有感而发，善于翻新出奇，他主张：“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在这篇《书李文公集后》中，他从李翱非难董仲舒的文章谈起，赞颂了李翱以推贤进善为急，好恶分明的高尚品质。全文仅三百余字，写法上抑扬顿挫，曲径通幽，很值得鉴赏。

文章起句惊人，“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文公指李翱，他是唐代散文家与哲学家，唐贞元十四年中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死后谥号曰文，后人称李文公。董子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人，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意思是，李翱责难董仲舒写《士不遇赋》，可惜李翱对自己要求也不严。董仲舒作《仕不遇赋》是抒发文人不遇明主的感慨，李翱认为不该发此牢骚。而王安石矛头显然对着李翱，说李翱言行不一，自己也未能身体力行，就非难别人。

李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参加者，他从师韩愈，史书称他的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工安石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现在，他竟然说李文公“自待不厚”，与史书见解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读者当然要弄个明白，而这也正是王安石故作惊人之笔的目的，“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让读者精神一震，重视此文，才能领略其后的妙处。作者接着论述说：“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孔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这里，王安石以《诗经》和孔子为例，说明发牢骚古已有之，未可厚非。司马迁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在《诗经》中，牢骚，怨恨，不平之声确实很多，如《相鼠》 中写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牢骚甚至到了诅咒的程度。由于《诗经》在当时文人中的声誉很高，以此做例，说服力极强。孔子，在宋代更被抬高到儒家创始人高度，可他也曾悲哀地说：“凤凰再也不飞来了，黄河也不出现背上负图的龙马，我的道大概永无实现之日了!”凤凰古称瑞鸟，雄曰风，雌曰凰，据古代传说，大舜时出现过凤凰，周文王时凤凰曾鸣于歧山，证明圣人出，凤凰至。伏羲氏的时候，黄河中龙马背负图而出，伏羲据此画八卦。孔圣人也有过灰心哀叹的牢骚之言，更证明发牢骚是人之常情，所以，李翱非难董仲舒，很难说是理直气壮。王安石论证到此，足以驳倒李翱的说法。但作者并未止于此，紧接着说道：“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意思说李翱论调这样高，可是一观看史书，他自己职务不称心，就以斥责宰相为痛快的事情。李翱曾因不得志，当面拜见宰相李逢吉，指责其过失。这在新旧唐书《李翱传》中均有记载。王安石又用李翱本身之行做李翱之言的反证，来说明“惜其自待不厚”论点的正确。至此，作者用两层笔墨将李翱所说接连否定。这是作者的真正意图吗?否，王安石笔锋一转，说：“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妙在最后一句，意思是说：不能单从言语上信一个人这个观点很早就有了。比起行动来，言语是次要的。王安石以李翱本身事例分析说：“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辨，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发，为不忍于小人可也。”意思是说：即使这样，这宰相名声与实际本来有可挑剔之处，他确实是个小人哪，所以文公发泄不满，是不能再忍受小人之气了。作者象个高明的画家，先画出一幅李文公不快的面貌。在读者心中形成抑笔，然后旁添一小人，则李文公怒之有理，可亲可敬。这种欲扬先抑的笔法，正是“尺水兴波”的一种写作技巧。先用抑笔，出人意外地贬斥君子，引起读者注意，而后一扬，说明其特定条件，前后对比强烈。形成波澜起伏的效果。在肯定李翱不满足“不忍于小人”而发之后，作者评议说：“做史书的人，怎么单选取李翱的激怒行为而失去其秉公书史的职责呢?世上的目光短浅之人，本来就喜欢用利害关系的心理来衡量君子，认为抵触宰相会招灾惹祸，不是出于私人恩怨，不会这样做。”作者通过驳斥目光短浅之人的说法，肯定了李翱斥责宰相是出以公心。这个事实证明了不能单凭一个人的只言片语去衡量他。做出结论说：“文公的好恶，都是出于感情太过分的缘故罢了。”作者巧妙地把言行不一的问题转化到由于好恶的感情过分而造成的态度问题。仿佛在一潭池水中投一石子，落起的波纹掩饰了水质的清浊，又给观者带来美的愉悦。自然、这在逻辑上有偷换命题之嫌，但我们大可不必苛求古人，只须留意作者的抑扬手法。

第二段才是作者本意的流露。作者热情赞颂：“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请看，李文公为了使义理伸张于天下，以推举贤达忠善之人为急切之事。即使有一个贤士没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李翱也会吃不香，睡不着，尽力为之奔走呼吁，直到贤士得到任用才算安心。这样热烈地爱其所爱，是多么可贵，多么难得啊!这样说来，爱憎分明，过分一些，也是为国为民之举，有何过失呢?作者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一士之不显，李文公寝食不甘，多么强烈的衬托，语言之精练，描绘之形象，真是一字不移，呼之欲出。

为什么说李文公：好恶“过其分”呢?原来作者认为：“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意思是一个人的升降进退，都是天命不同决定的。李翱并非高官显贵，但他把王公大人的职责当作自己的本分，自认为为国，烦劳地奔走忘了自身的疲倦困苦，难道是个知道天命的人吗?

作者曾大义凛然地说过：“天命不足畏!”这里却说是人各有命。固然有其不彻底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对那些因天命而世袭王公贵族一伙的气愤，他们尸位素餐，而李翱以天下为己任，对此多么鲜明。作者引用《礼记》上的话说：“道义难于实行，因为贤者超越了它，愚笨不肖者达不到它。”作为大政治家，王安石是非常重视道的贯彻实行的。他提出了“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的观点。道义是治理天下之根本，那么李翱达不到行道的目的在于什么原因呢? 王安石篇末点题说：“夫文公之过也，抑其所以为贤欤!”就是说，李翱属于超越道义的贤者。作者虽然看到了李文公的过分之缺点，但肯定这是贤者之过。从开篇“惜其自待不厚”的奇笔，到肯定李文公“所以为贤”的结论，作者运用抑扬的技巧，造成强烈的反差，形成转折起伏。作者先抑后扬，语调转换丝毫不觉得生硬，在于虚实结合，举例巧妙。言行不一当然不好，但这是虚写，转入李翱抵触宰相，这是实写。在宰相是小人的情况下，那么抵触不但不为过失，更显其忠正耿直。这样一虚一实，一反一正，抑写是虚放烟幕，而扬写才是奇峰突起，令人仰视。作者行文转折峭劲有力，正是他的独特风格。

王安石以欲扬先抑的笔法赞扬李翱的贤者之过，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王安石变法，为求北宋中兴，其阻力之大，竟使其两度罢相，攻击变法者大多抓住变法的某些过失，吵吵嚷嚷。王安石热情地肯定贤者之过远胜于“不及的愚者”，正是鼓励那些志同道合的变法官员，要以推贤进善为急，不怕小的失误，取得变法的成功。本篇虽然是一篇读后感，也是他具有宏大政治抱负的生动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