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 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作为杰出的文学家的王安石，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由于他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重要组成部份，他的文学观也就随着变法思想的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倾向。《上人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这种观点，表达了他对文学和社会、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之间关系的看法。

文章开篇分讲“文”与“辞”。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文采和表现形式。文与辞及其关系，即成为全篇的主旨。

对于“文”，作者认为：“礼教、治政云尔”，只不过是表述礼教、政治内容的工具，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手段。接下去，作者先以韩柳为例，指出此二人虽是自孔子以后最为卓然可畏之辈，但他们对文章的论述，也并没有真正说明文章的本意为何，“徒语人以其辞耳”。那么究竟何为文章之本意呢?作者提出两点：一是“自得”，即自有心得;一是“有补于世”。所谓“自得”，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要有真知灼见，不能人云亦云，随人论短长。作者十分重视学有心得，在创作实践中，他的文章也往往能刻意翻新，想他人所未想，言他人所未言，如著名的《读孟尝君传》被称为翻案文章，而本文中竟对韩柳大加贬抑，这与他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不拘成规，锐意求新的精神不无关系。所谓“有补于世”，是认为文章要为社会现实服务。这与韩愈等人所主张的“文以明道”的传统观念有所区别。作者更为强调实用，更为侧重的是安危治乱、国计民生的一面。这也是他批评韩柳“徒语人以其辞”的原因。他曾写诗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为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认为韩愈“唯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的主张于世无补。至于“辞”，作者将之视为“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以此说明文与辞、内容与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作者肯定了形式的重要性。形式是不可或缺的，“容亦未可已也”，但“勿先之”，不能把对形式的要求摆在首位，形式必须为现实服务。

如果把《上人书》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放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这个大背景中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王安石的文学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首先，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与社会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而以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们更是自觉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即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要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其次，出于对晚唐五代浮艳文风的一种逆反，宋代的文学家们都特别强调内容和形式的主次关系，如欧阳修的“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等等。受这些时代思潮影响，并且是站在政治改革家的立场上去看待文学的王安石，更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更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王安石的观点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他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探讨比道学家们的文以贯道、重道轻文甚至将文道对立的主张要更为切合实际，也更能发挥文学的作用。但王安石过于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从而使文学等同于政治宣传，降到附庸、工具的地位，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则失之偏颇。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确了文学的独立地位。相比之下，王安石的主张则显得落后了。再者，把文学的内容限制在礼教治政的范围内，必然会带来千篇一律、内容枯燥乏味的弊病，无怪乎苏轼要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第三，视艺术技巧为器物上的绘画，可有可无，取喻不甚妥当，容易导致创作上的形式呆板、风格单调。

除此之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者利用孟子的话，并“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以往人们往往注意到文章中的“有补于世”，却忽略了这一段。其实，“自得”，也是王安石对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看法，他曾说过：“治教政令，圣人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其书之策也，独能不悖耶?”(《与祖择之书》) 结合这一段议论可以看出，王安石的“作文之本意”，乃在于指出文的作用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即是使人们对道——治教政令能有正确、深刻的认识。达于“自得”，即默况心通，神会心领。有了这种“自得”，做起文章来才能“取诸左右逢其源”。在这里，作者认为文学不但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而且应受社会政治制约，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的从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