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谠·

        皇甫德参上书,言:“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征进曰:“贾谊当汉文帝之时,上书曰:‘可痛哭者三,可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为激切。不激切,则不能动人主之心;激切,则似谤讪。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今苟责之,则于后谁敢言?”乃赐绢二十匹,命归。
        

〔选自《唐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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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和唐太宗,一个直言敢谏,一个从谏如流,以君明臣贤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便是他们君臣论政时传下来的箴言。史传说魏征“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这篇小说讲的便是其中的一次谏诤情形。写的是大臣皇甫德参上书进谏,触怒唐太宗,魏征为之论理剖辩,喻明唐太宗,使之色霁回意,赐绢赏谏。
        故事写了三个人物。皇甫德参上书,敢于指出唐太宗修洛阳宫是“劳人”、收地租是“厚敛”,甚至直言不讳地将“俗尚高髻”归源于“宫中所化”,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意见,显示出是一个忠正骨鲠之士。唐太宗在历史上是个英明能干的皇帝,但在追求享乐方面并不亚于其他奢侈的帝王,因此招致皇甫德参的上书谏事。由于上书言辞尖锐,干涉了他的所好,使他怒气勃勃,斥责说:“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这句话故意歪曲上书原意,将皇甫德参之言推至极端,用国家招牌掩盖自己贪图奢侈享受的私俗,以使自己言之振振,怒之有理。说明他善于诡辩,很能为自己找理由。但当魏征向他剖明道理,讲出利害,他能翻然醒悟,回嗔转念,赐绢作赏。表现了政治上的颖悟和远见,不愧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魏征在历史上以刚正敢言闻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很懂策略,能够从唐太宗的思想特点出发,头头是道地讲明道理,收到进谏的效果。唐太宗故意歪曲皇甫德参的上书原意,一是为自己护短,二是泄怒。如果魏征就皇甫德参的上书与其辩论是否偏激,势必让皇帝下不来台,把问题搞得更僵。所以他在姑且承认皇甫德参之言激切的前提下,引汉贾谊上书文帝之语“可痛哭者三,可长叹者五”,证明“自古上书,率为激切。”说“不激切,则不能动人主之心;激切,则似谤讪。”这样,从根本上为皇甫德参做了无罪的辩护。同时以贾谊之言辞激切,而汉文帝容忍之事例,暗示给唐太宗,让他品味。接着,举“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之话,给太宗树立了效仿的模式。最后以“今苟责之,则于后谁敢言?”提醒太宗,不能自断言路。唐太宗是个胸怀雄心,颇想有为的皇帝。隋炀帝刚愎自用,不恤人言,导致隋朝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二世即亡,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太宗即皇帝位后,很重视吸取历史的教训,经常与臣下讨论古今历代兴替之道。魏征的这番话,可以说句句打中其心,尤其是句末提出警告,切中他的思想要处,使唐太宗怒气全消,赏谏补过。唐太宗曾说:“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新唐书·魏征传》)从这个故事,可以理解唐太宗何以乐听魏征之言。
        小说通篇几乎全用对话组成,通过人物话语表现人物性格,组织故事情节。皇甫德参的上书构成故事的发端;太宗阅之大怒,忿忿斥之,掀起情节波澜,使气氛紧张,冲突激化;魏征当此之际,从容进言,一番话语,象凉雨浇下,熄灭了太宗盛怒之火,使矛盾转化平息,气氛松缓下来;太宗最后赏谏赐绢,作为故事的结局。整个情节变化张弛,颇合起承转合之律,篇章虽短,具有跌宕摇曳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