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谠·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使者未敢进,乃于宅门伺候。有肩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
        

〔选自(《唐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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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受到削弱,藩镇割据的格局形成。各地的节度使拥兵自重,控制了当地的军、民、财、政大权,不受中央政府节制。他们有时互相杀伐,有时又联合起来反抗朝廷,称王称帝,而唐政府也莫奈其何。这篇小说中的李师古便是盘踞在淄青镇(今山东淄州)的藩镇,承袭其祖、父的统治,到他已是第三代。其父李纳曾自号齐王,数反朝廷,逼得德宗皇帝检讨:“朕实不君,人(指藩镇将领)则何罪?”但到了杜黄裳为相的时候,政治局面有所改观。杜黄裳坚决反对姑息分裂势力,力主修整法度,朘损诸侯,再加上他“达权变,有王佐大略”(《新唐书·杜黄裳传》),使得割据势力对他颇为畏惮。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演出了李师古送礼这一幕。
        这则故事写李师古跋扈,又畏惮宰相杜黄裳,于是派人送礼以交结杜宰相。使者赍礼至京,未敢遽献,在相府门外窥伺,见到宰相夫人出门,其亲随婢女衣衫褴褛,于是放弃进礼之图,归告李师古,李师古遂也作罢。
        故事很短,不足70字,却刻画了三个人物,各具特色。作为威霸一方的李师古,小说以“跋扈”二字,表现其桀傲不驯、称霸一方的嚣张气焰。然而他的性格并非简单地只是狂妄的一面,小说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工于心计,阴险狡猾的另一面。由于宰相杜黄裳主张削蕃,又足智多谋,对于分裂势力无疑是一种威慑。李师古表面上“未敢失礼”,仍旧尊奉唐王朝为中央政府,实际上心未所甘,于是想出了“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的收买计策,行贿杜相。只要杜黄裳收下此礼,今后也就很难与他作对了。在筹谋此计时,鉴于杜黄裳的严正声望,李师古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审慎的布置,这主要体现在对于送礼使者的派遣上。小说对于使者的描写,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精明细心,练达事理的人。他携礼至京后,并不是直接去叩谒相府的大门,而是安顿一切之后,轻身到相府的宅门伺候,窥探动静。当他见到“有肩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于是向旁人打听“何人?”别人对他说是相公夫人,他便“遽归以告”。千里迢迢送礼至今,何至于一闻人言便放弃此行任务,“遽归以告”,而李师古听到回报之后,也就“乃止”。这是从相公夫人的从婢衣衫褴褛处,看到了杜黄裳为官清廉,决非贪污纳贿之辈,使者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知趣而退,没有去硬碰钉子。这篇小说没有直接去描写杜黄裳,实际上杜黄裳根本就没有出场,但他的影响却笼罩全篇。从李师古送礼的定计、使者送礼的踟蹰,相公夫人从婢的衣衫褴褛,这些侧面的描写中,宰相杜黄裳立朝严正、治家清廉、声誉播远、奸佞畏惮的形象便立了起来。
        这篇小说对我们很有启发,它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邪不敌正。只要我们守身持正,便会“鬼邪不侵”。同时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只要行为有不检处,外邪便会容易侵入。尤其是身居要职之人,如果不能持身严谨、清廉为政,便会危及国家、事业、个人。试想杜黄裳不能持家严谨,收了李师古的礼物,以后藩镇再反,身居庙堂之上的宰辅,还能堂堂正正地声讨逆贼,坚持己见吗?届时恐怕未言心虚,声气不足了。
        在写作技法上,这篇小说很有特色。全篇主要写杜黄裳,而纯用侧写笔法,通过描写他人来表现主要人物。这种笔法比直接去描写杜黄裳的清廉刚正,要节省笔墨、含蓄、给读者留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更具艺术的魅力。这种侧写笔法也渗透在其他人物的描写中,例如从使者的精细有智,可以见到李师古派选使者的审慎,从而反映出他对送礼之计是煞费苦心,寄于厚望的。小说第二个突出之处是它的语言、人物性格塑造、情节设计,都达到精纯、洗炼的境地。海明威认为,作品宛如冰山,露在水面的只占全部内容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应该全部抛到水下。这篇小说可以称为海明威理论的典范。李师古畏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遂“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至于他怎么盘算考虑,如何定计、嘱托使者,一字皆无,删去一切可删的部分,显得十分精简,给读者以最大的想象空间。又如使者打探清楚肩舆中是相公夫人后,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八个字便了结全文,而意思全到:杜相的清廉难动,使者的明智、师古的认可,皆一一表现出来了。而行文简洁含蓄,给人以思想、品味的余地,富有蕴藉之美感。此外,小说情节完整,以李师古定计始,以其认可失败终,前后呼应,故事性强,实乃短制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