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秋之交,中国历经百年不遇的水灾,长江、黄河、运河、淮河、海河等几乎所有的大河水系都泛滥成灾,据统计,此次全国性水灾波及到23个省,死亡约370余万人,灾民达1亿人,财产损失无算①,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其中,长江、淮河、运河的泛滥给沿江滨河的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造成的损害最大,也最具代表性。
        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一般是在6月中旬至7月上旬期间,据统计,1873年至1925年间,九江、安庆、南京、镇江、上海等地7月份平均雨日为10—16天,平均雨量为150—200毫米。1931年6月,长江流域的雨量极少。进入7月后,雨量急剧增加,南京地区7月份23天有雨,降雨量达618.9毫米,超过正常年份424.5毫米;汉口地区21天有雨,降雨量达563.2毫米,超过正常年份412毫米;九江地区19天有雨,降雨量达404.4毫米;镇江地区22天有雨,降雨量达602.6毫米;上海地区21天有雨,降雨量达344.8毫米;安庆地区17天有雨,降雨量达691.9毫米;嘉兴地区19天有雨,降雨量达349.5毫米;均都超过正常年份降雨量的1.5—3倍②。降雨量如此集中,范围如此之大,使年久失修的长江堤坝及其支流均难以承受。
        江淮流域的生态环境,历来不为民国以前各级政府所关注。如芜湖本来有万春、易泰、天成、五丈等大湖,一旦有超大水量,可以分洪储水,但在20年代,这几个湖区被大量地围垦成为稻田,使其蓄水能力大大降低。1917—1920年间,江苏省大丰县成立了大丰盐垦公司,为防海水侵蚀,纷纷修筑了防洪大堤,这样一来,严重地堵塞了淮河、运河的排水能力。而且,在江淮流域,“水利森林之不作警备,则数十年已如一日,似此而当非常之天灾,其不发生空前之奇祸,实为间不容发之事”③。
        民国以来,水利年久失修,积久成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军事统一全国是第一要务,军费和债务开支占了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绝大部分:
        1927年,军费开支为1.312亿,占总支出87%;
        债务开支为0.16亿,占总支出11%。
        1928年,军费开支为2.095亿,占总支出50.8%;
        债务开支1.213亿,占总支出29.4%。
        1929年,军费开支为2.454亿,占总支出45.5%;
        债务开支1.59亿,占总支出29.5%。
        1930年,军费开支为3.116亿,占总支出的43.6%;
        债务开支2.41亿,占总支出33.7%。
        这样一种财政支出状况,显然无法再给国计民生更大的余地了。
        即使是有限的水利资金,常常被下层官吏擅自贪污、挪用。如湖北省堤防修筑费积存金,每年至少上千万元,除在1928年对孙家拐一带堤防进行过维修外,并无其他大的举动。负责此项款项的官员,竟将修堤费近百万元投资于川江龙公司贩卖鸦片以牟取暴利,后来,川江龙公司破产,此笔款项血本无归④。致使堤防严重失修、防汛物资缺乏,直接影响到武汉地区的防水救灾。
        因此可以说,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以范围广、灾情重、时间长、影响大而著称。长江流域的沱江、岷江、涪江、汉江、资江、沅江、澧江、赣江等几乎同时泛滥,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饱受水浸,面积占上述几省的半数。涉及地域较广,现分述如下:
        湖北省。5月以来,湖北地区普遍多雨,“两旬来十雨一晴,各县高阜之区,虽正值栽秧,亦甚苦雨;低洼之处,尽成泽国。因外江水高,湖水无以疏通,且秧苗尽被淹没,麦苗被雨霉烂。”⑤已呈现出水灾的不祥之兆。
        进入7月后,持续大雨不断,各地一片汪洋,长江水位逐日升高。7月26日,江水猛涨,危及武汉市区的安全,此时封堵已是太晚。27日,江汉合流点附近的中国街方向江岸决堤,附近交通中断。28日,江汉关水位达到49.7尺,江水溢出,直入汉口。30日,刘家庙北的铁路防堤为江水截为数段,铁路以西至刘家庙的所有地区全部被淹。31日,汉口丹水池铁路一处堤段决口。8月2日,慈善会后单洞门铁路孔溃决,除日租界因防堵未进水外,汉口尽成泽国。8月中旬,汉口水位逐日升高,15日,日租界也被淹没。武昌、汉阳也相继被淹。19日至22日,汉口水位达到了53.65尺,全市积水最深处达到1.5丈。武汉三镇被浸泡达一个多月。同时,长江、汉水沿岸堤防非决即漫,形成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
        据统计,武汉三镇共被淹16.3万户,因住房被淹无家可归者4.5万户,死于洪水者2 500余人,灾民达78.2万余人,每天死于饥饿疾病者上千人,直到9月初,水势方退,而市内积水达一个月之久⑥。
        在长江决堤同时,襄水、漳水等亦相继溃堤,共有45个县被淹,其中全县被淹的29个,三分之二被淹的九个,三分之一被淹的七个。石首县损失70%;天门五个区只有北区地处山地未受灾,其余全部被淹,灾民约60余万人;江陵受灾面积达三分之二;安陆房屋倒塌5 000余栋,田地被冲1.5万亩,受灾民众1.5万余户;大冶被大水淹没160余里,房屋被淹上千间,田地被淹3万余亩;其他如阳新、黄陂、鄂城、蕲春、公安、咸宁、随县、当阳等县,灾情都十分严重⑦;有的县,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庄直到11月后才退水。另据报告,湖北全省受灾县有45个,被淹面积约16.9万平方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2%以上,受灾人口约为950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5%以上,至于房屋、牲畜、粮食、物品的损失无法计算⑧。而据当时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对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武汉分会协议会的报告,湖北灾民达1 500余万人⑨。在此次长江水灾中,湖北全省死亡54 807人,房屋财产损失5.184亿元,灾情位居苏、浙、皖、湘、鄂、赣、豫七省之首⑩。
        湖南省。自4月下旬起,湖南全省开始连日阴雨,一些地区出现山洪暴发,江河水势上涨迅速,不少码头已被水淹没,湘潭、湘阴等县部分地区田地被淹。6月间,湘乡、衡山、湘潭、茶陵等十余县已演成水灾。
        7月,湖南各地几乎无日不雨。恶劣的气候造成湘江、资水、沅江、澧江同时暴涨。此时,长江洪水倒灌进入洞庭湖,导致洞庭湖水夺堤而出,顿时,湖南全省一片汪洋。据统计,全省有41个县被淹,“水势之大,为耆老所未见,灾区之广,为百年所未有。被水之区,迄将三月,田园犹浸水中。”(11)
        沅江全县,受灾者约25.5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90%,全县垸田、山田被淹、泡40.98万亩,占总数的80%。汉寿80%的面积为灾区,受灾人口为35.3万人,占全县总数的70%,原有耕地被淹44.15万亩,损失1153万元。常德被水淹了四次,灾民40余万,死亡2 936人,灾区面积6 485平方里,房屋损坏1 042栋,损失1 212万元。安乡全县均为灾区,灾民15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0%,土地被淹45.9万亩,损失达1 080余万元。澧县灾区占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二,灾民41万人,死亡2 539人,淹没田地57.5万亩,财产损失1 623万余元。南县灾区广大,灾民30万人,死亡达9 000人,淹地64.8万亩,房屋损毁5万余栋,损失3 300万元(12)。
        据统计,湖南全省受灾县为47个,受灾面积3.47万平方公里,灾民约636.9万人,死亡3.9万人,房屋财产损失1.74亿元(13)。而另一个统计表明:湖南全省受灾县54个,占全省75个县的三分之二以上,淹死500余人,冲毁房屋20万栋以上,淹没田地500余万亩,全省灾民1 200余万人(14)。
        江西省。4月起,江西的个别县就开始暴雨成灾,赣江沿岸民众均修筑圩堤以防不测。5月后,雨势越来越猛,赣江多处决堤,受灾面积达数百万亩。鄱阳湖水满外溢,沿湖千余里悉被淹没,受灾县有湖口、鄱阳、星子、都昌等地。
        至7月,长江、赣江、饶河及鄱阳湖均泛滥成灾,造成60年未遇的大面积水灾。
        九江地区大部被淹,长江自武汉至九江沿江堤岸全部溃决(15),九江全市大部陆沉。7月20日以后,“全市十分之七八已陷水中,寻常所行之小巷,均用小划子往来”。29日,大雨冲毁南浔铁路。8月1日,九江江北大堤决溃,人畜死亡无数。九江灾区面积约为3710平方里,60%的村庄受灾,死亡1 810余人,房屋损毁1.58万栋,庄稼被毁24.4万亩,各圩堤共溃决120余处,财产损失1 241.7万元。新建县被淹田地31.5万余亩,无家可归者4.28万人。进贤县半数以上面积受灾,受灾人口约2.74万户,溺毙500余人,房屋损毁者2 710户,土地被淹40.92万亩,灾区颗粒无收。鄱阳全县80%的面积受灾较重,灾民29.23万人,死亡1 100余人,房屋损毁700余间,受灾田地96.5万亩,财产损失在1 000余万元以上。都昌县全县均为灾区,受灾村庄1 651个,冲毁房屋9.113万间,毁坏田地64.22万亩。其他如南昌、永修、武宁、德安、星子、安义、上高、彭泽、湖口、余干、万年、乐平、修水、靖安等县,受灾情况也较重(16)。
        据统计,江西北部沿江受灾县为20个,灾区面积达23.837万平方里,损失4 922万余元,房屋被毁6.04万栋,灾民约100万人,死亡约7 227人,牲畜死亡5.59万头(17)。
        江苏省。进入6月后,江苏全省一直被风雨所笼罩,河湖水位均有大涨。7月,南京地区连续降雨23天,雨量突破近代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面积的降雨及堤坝年久失修,终于导致淮南运河东岸、长江两岸与太湖沿湖等地区的大面积受灾。
        7月,南京附近长江水位已高出陆地一尺多。下旬,下关主要道路均告中断,中山码头至挹江门一带,水深过膝,三牌楼、黄埔路等地已过腰部。灾民3.87万余人,受灾人家万余户。六合全县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被淹,受灾土地50万亩以上,房屋冲毁一万余间,灾民十余万户(18)。江浦境内津浦路基被冲毁,不少村镇一片汪洋。海门、南通、江都、镇江、江阴、如皋等县,受灾极为严重,土地大多被淹,县城也大量积水。
        太湖流域亦发生大面积水灾,交通中断,田地被淹,房屋被毁。常州沿湖地区受灾较重。江阴等地颗粒无收。
        8月下旬,淮河暴涨,洪水沿运河汇集于宝应、洪泽、邵伯、高邮等湖内,因洪水肆虐,终致运河及诸湖堤坝溃决。25日,运河东岸竟被冲毁33处。江都第一大镇邵伯被淹毙数千人。洪水东流,高邮顿成泽国,受灾面积达6 580平方公里,溺毙9 500人,直到9月初,高邮地区积水不退。里下河沿岸各县也遭不幸,兴化、东台、泰县、盐城、阜宁及宝应等县,死亡数以万计。兴化地势最低,积水最多,受灾最重,全县受灾户10余万,灾民40万,死亡者不计其数。随后,扬州亦被水没。9月初,长江下游几遇风灾,江潮倒灌入运河,淮安又被水淹。
        据统计,江苏全境受灾县为35个,受灾面积达9.25万平方公里,灾民654万余人,死亡2.33万人,房屋财产损失2.99亿元(19)。
        浙江省。7月以后,暴雨连续下了半月,致境内江湖普遍泛滥成灾。太湖附近的嘉兴、吴兴、长兴等县一片汪洋,圩堤冲毁无数。全省受灾县份约四十余个,占全省半数以上。受灾面积4524平方公里,被淹田地275.9万亩,灾民61.85万人,财产损失5 887.7万元(20)。可以说,浙江省是此次江淮水灾中受灾较轻的省份。
        安徽省。5月下旬后,皖北等地就连降暴雨。6月至7月,大暴雨连续数次。7月中旬,蚌埠地区淮河水位达19.71尺。淮水灌入运河,致运河水位也居高不下。长江上游诸省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暴雨成灾,洪水顺江而下,而安徽省的沿江地区也在雨中笼罩了近三个月,各县雨量均在500毫米以上,加上堤坝年久失修,终致长江干堤及主要支流堤坝出现大面积溃决,决口有254处之多,淮河干堤大的决口也有61处,安徽境内沿江临河地区惨遭洗劫。
        临近淮河的凤台、颍上等18个县,“平地水深丈余”。凤台在淮河北岸,堤圩全被冲毁,该县47.5万人,受灾者达47万,淹田459万亩,死亡超过万人。颍上淹田37万亩,占全县总数的84%,灾民21万人,占总数的82%,死亡2 870人。寿州城被淹面积占七成,田地被淹140余万亩,灾民45万人,房屋毁坏23万间。阜阳、霍邱等县房屋冲毁无数,灾民死亡数千人(21)。凤阳平地水深数尺,灾民31.64万人,田地被淹23万亩,房屋毁坏1.56万间。阜阳受灾极重,灾民70万人,房屋毁坏30余万间,田地被淹900余万亩,死亡约7 000人。怀远损失也极为惨重。
        皖南地带临近长江的县份,同样不能幸免水灾。怀宁、望江、舒城、庐江、无为、东流、和县、含山、当涂、芜湖、合肥、桐城、贵池等县圩堤均告溃决。芜湖市内主要商业区全部被淹,水深2尺,房屋倒毁共49.3万间,耕牛损失8 043头,粮食损失267.9万石,淹没田地44.1万亩,灾民约39.9万人,占全县人口的78%,死亡9 534人。五河县灾民10万余人,由于地势低洼,田地全部被淹没。
        据统计,安徽全省受灾县为48个,占总数的80%,其中受灾面积占六成以上的重灾县就有怀宁、凤台等16个;全省大小圩堤共溃决3 950余处,受灾面积5.8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32%;淹没田地3 293万余亩,占受灾48个县田亩总数的70%;灾民1 069万余人,占全省人口的49.3%;因水灾死亡者达11.23万人;房屋损毁267.9万间;财产损失3.84亿元(22)。
        关于1931年江淮大水灾的后果,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曾有统计,在苏、皖、湘、赣、鄂、豫、浙七个省的受灾面积为318 629平方公里,灾民4 330万人,死亡26.58万人,房屋财产损失15.75亿元(23)。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曾对江淮流域的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的90个重灾县的2366个村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表明,90个县的情况可以代表全部131个重灾县的灾情,报告推断131个县共有受灾人口2 520万人,被淹田亩87万亩,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但这个调查没有涉及城市,也不能代表灾情相对较轻的县。所以,江淮大水灾的真实情况要远远大于上述统计。
        以上只是综述了江淮水灾中受灾省份的大概情况,由于统计数字的混乱与缩小,真实的灾害状况要比留下的资料更可怕,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也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