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是它的创始人。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鹿颈村。祖辈务农。父邓镜仁,光绪年间考取秀才,热心教育事业,曾游历日本,具有新思想;母叶氏是一位慈祥勤劳的农家妇女。
        邓演达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同盟会的赵声、邓铿都在这所学校。在校期间,邓演达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秋参加辛亥革命,曾随广东北伐军北伐。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3年“二次革命”过程中,邓演达任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第三连连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回乡。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两年后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1919年2月毕业,被派到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任见习教官。1920年应邓铿之邀南下漳州,在孙中山的援闽粤军中任宪兵营长,从此走上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道路。
        1920年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邓铿奉孙中山之命组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任师部参谋,兼任工兵营长。1922年,邓演达率工兵营追随孙中山北伐,反对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坚决拥护孙中山。1923年,他加入讨伐陈炯明行列,率工兵营为先锋,于1月25日占领广州。孙中山再次回广东,组织了陆海军大元帅府后曾提出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邓演达坚辞不受,举荐陈铭枢,自任由工兵营扩编而成的第三团团长。粤军第一师是邓铿组建起来的,邓铿死后,邓演达实际是第一师的中坚。在一年的时间里,邓演达受孙中山之命东征西讨,在捍卫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2月,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工作。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使邓演达步入革命的政治之路,逐渐成长为杰出的革命政治家。黄埔军校由孙中山自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下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及军需、军医、管理三个处,另设政治总教官和军事总教官各一人。政治总教官初为戴季陶,后为邵元冲,再后由周恩来担任。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孙中山曾委任邓演达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推荐李济深,自己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邓演达负责教学计划的制定,特别重视政治教育,规定政治课与军事课并重。政治课设置了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科目,有力地保证了学生的革命政治方向。邓演达担任学生总队长,住在军校,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朝夕相处,事事以身作则,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得到军校广大学生的敬佩和爱戴。这与蒋介石视军校为私人领地的意图发生了冲突,遭到蒋介石的排挤。1924年8月辞职转赴上海。1925年春赴德国学习。早在保定军校时他就学会了德文,到柏林后他直接阅读德文本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书籍,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著作。当时朱德、章伯钧、高语罕等共产党人都在柏林,他们聚集到一起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德国的学习使邓演达的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帝国主义政府反对中国革命、广大民众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1925年初冬,他由柏林起程绕道莫斯科回国,出席了192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与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军校教育长。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邓演达劝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停止军事行动,要和进步的力量站在一起,为蒋介石所嫉恨。4月2日他又对蒋介石说: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近于反革命。更为蒋所不满,遭蒋软禁。不久被调离军校,任第一军党代表兼潮州军分校教育长。
        北伐在即,1926年6月,在国民党中政会第154次会议上,邓演达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筹备北伐。1926年7月下旬,率政治部工作人员出发北伐。北伐军攻克湖北后,邓演达受命担任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北伐军总司令部汉口行营主任等职务,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部长,并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身兼五职,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也成了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领袖。
        邓演达在北伐过程中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的迁都之争中,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个人控制之下的阴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初,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徐谦等人发起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提高党权的运动。邓演达了解蒋介石的底细,处处防范蒋介石的叛变行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力主东征讨伐。到1927年五六月份,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之流的反共面目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革命陷入危机。邓演达一方面对汪精卫的右倾政策进行斗争,一方面抱着希望规劝汪精卫:要经得住革命的考验,依靠群众的力量,不要依靠军阀。汪精卫丝毫听不进去。为了挽救革命,他做了两个尝试,一是做张发奎的工作,张发奎是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军队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邓演达劝张发奎坚持三大政策,张不表态,最后倒向了汪精卫。二是撇开汪精卫,与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协商,打算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核心,组织新党,由于形势变化太快,加上一些人的反对,也没能实现。邓演达痛感中山先生的革命任务又一次失败了,6月10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决心出走。临行前留下《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痛心地指出:“现在正在进行北伐黑暗的奉天军阀及东征蒋逆介石的封建背叛者工作当中,我们的中央各同志也发生了不幸的变动。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工农利益的,现在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他认为讨伐蒋介石如果不讨伐他的纲领,不讨伐他的反革命的封建行动而只着眼于私人关系,其结果只有循环不已的私人军阀争斗;党如果不决定而且承认农工政策及有决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则党的革命意义就会完全消失,“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最后他表示“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我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①。当天他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沿平汉铁路步行到郑州,西出潼关后转往西安的路上,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汽车队,经榆林,穿沙漠,越西伯利亚,于8月15日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他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大部分上层分子先后背叛革命,与反革命相勾结,反口相噬。只有建立革命的、代表工农利益的、能战斗的指挥机构,来代替反动的领导机构,才能继续革命的事业”②。稍后,宋庆龄和陈友仁也到了莫斯科,邓演达与他们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承担起领导革命的责任。本此精神,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首先阐明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帝国主义者由消极的暗助反革命势力进入到积极的进攻时期,风烛残生的北方旧军阀,残酷地屠杀民众;长江中部及东南各省的新军阀,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帜,欺骗民众;地主土豪、绅士、买办乘机反攻倒算。《宣言》指明党的理论是三民主义,申述了三民主义的真内容,“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到底,要得到中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并使国内各弱小民族能自由独立。民权主义是:要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由大多数劳苦民众,自己建设平民的政权。民生主义是:要推翻少数剥削多数的经济制度,把中国从贫困残苦的地狱中拔出,以劳动民众所生产的一切归劳动民众享受。”《宣言》分析了黑暗政治局势的形成是因为:“革命势力的增加,必然引起反革命势力的反动,更促进党的投机妥协动摇分子的现形。”“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因为南京、武汉的背叛行为,才使得帝国主义放胆侵略,北方军阀放胆反动,地主、土豪、劣绅及一切社会统治势力乘机向工农群众反攻。《宣言》还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认为: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为:工、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其对抗的仇敌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高利贷资本家。最受压迫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宣言》指出革命的结果是:“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最后《宣言》阐明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一面迅行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以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一面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并重行选举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③。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职权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即行取消。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也追随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离开了革命阵营。蒋介石建立了独裁专制统治,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则率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精神,开展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被蒋介石“清党”、汪精卫 “分共”从国民党内驱逐出的一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左”倾政策错误地开除、打击的一批共产党员以及从国共两党内游离出来的一部分党员,他们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不愿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同时也不满意共产党的一些“左”倾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缺乏信心。他们怀着继续革命的愿望,陆续集中到了上海,主要人物有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季方、郑太朴、朱蕴山、张申府、马哲民、邓初民等人。他们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酝酿成立新的政党。正在这时,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传到国内,给众人以极大的鼓舞。
        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和协商,1928年春,谭平山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由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等人组成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负总责,未归国前由谭平山代理。起草了中华革命党的党纲和政纲。党纲提出:中华革命党“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政党,既以国民党为仇敌,也反对改组派的主张。它的使命是要本着孙中山过去行动的准绳,去团结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进行民族的社会革命。革命成功之后,新的建设路向是政治上新的平民政治与经济上的超资本主义”④。政纲确立了中华革命党内外政策的一系列原则和措施。因国民党左派的几位重要人物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都在国外,所以,特派曾留学德国的郑太朴赴德国征求他们的意见。邓演达同意建立新的政党,但不同意中华革命党的名称,“认为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已经失败,那一套打手模脚印向孙中山一人效忠入党的办法,已为人所厌。因此他主张继续反蒋,名称以后再说”⑤。同时他也不赞同中华革命党党纲的内容。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主要是进行了宣传活动和组织建设。先后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1928年夏公布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宣传中华革命党的主张及各项政策。以上海为中心,先后在北平、天津、江苏、四川、江西、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的一些城市发展了组织,成员达千余人。但活动范围主要限于文化界,党的成员也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授、教员和青年学生。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华革命党的活动陷入困境,有些地方组织或因国民党的破坏或由于领导内部意见分歧而瓦解;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党的组织和思想逐渐陷入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党员都急切地盼望邓演达回国,扭转局面。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的首要工作,就是要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此,邓演达一到上海,就开始了紧张的秘密活动,与有关人士,特别是大革命时期总政治部和农民部的一些同志频繁接触,讨论党的政治纲领以及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
        在讨论党的政治纲领时,关于党的名称和土地政策问题发生了较多争论。谭平山等人认为,应该用“中华革命党”作为党的名称,理由是: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中国国民党”已经被玷污,继续使用“国民党”的字样容易被人们混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曾使用过“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因此,用“中华革命党”作为党的名称既可以表示我们继承总理的遗志,又可以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明显区分。邓演达等人则认为应该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理由是: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孙中山的主张丝毫没有实现,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而且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尤其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多年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意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是可以大加利用的,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字样,对他们具有号召力⑥;加上“行动委员会”的字样,可以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相区别;“临时”则意味着该组织是短时期的,待夺取革命根据地,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后,它的任务即告完成,全国代表大会后再重新确定党的名称。最后大家同意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党的名称。关于党的土地政策,有些人认为,“由国家发行公债收买土地转给农民,这对地主是妥协,对农民也不是革命的办法。而且将来偿还公债的责任,终究要落在农民身上,也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农民要求土地,其实包含着极复杂的关系,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要革命就要彻底。”邓演达表示充分理解这些意见,但是制定土地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一方面,要实行中国革命,首先要唤起民众,特别要唤起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这就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且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反蒋是当务之急,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又须从军事上着手,要联络反蒋的现役军人;而且革命的主要动力固然是农民,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为其骨干。因此,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运动开始就会遇到一个极严重的矛盾:参加反蒋的现役军人和知识分子中,很多和土地有牵连,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与他们发生利害的冲突;小资产阶级也多与土地私有发生联系,对土地农有同样会引起对立的情绪。所以,发行为期五十年的土地公债,收购地主的土地,是便于减少阻力,早日取得政权。要知道,五十年是半个世纪,时间很长,况且待革命政权建立并稳定之后,还可由国民会议重新改定土地法,或者废除土地公债。”⑦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确定了组织的名称,拟定了政治纲领以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黎锦辉住宅,秘密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30多人。大会由邓演达主持。他致词以后,大会通过了他宣布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原则《我们的信条》,内容为:“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⑧接着大会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9月1日正式发表时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大会选举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郑太朴、罗任一、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等25人组成中央的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郑太朴任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任宣传委员会主任,黄琪翔、季方任军事委员会主任,李世璋任民主委员会主任兼《革命行动日报》主编,季方任总务委员会主任,彭泽民任侨务委员会主任。
        《我们的政治主张》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及内外政策,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认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的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发展的大障碍。
        第二,指出中国社会的前途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叫中国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另一条是由中国大多数的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然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期的经济组织,解放中国人民达到社会主义。
        第三,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目的。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革命”,而是同时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革命的动力是中国广大的“平民群众”。革命的目的是“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阐明了斗争的手段。一、唤起并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们的革命势力及民族以争取民族解放;二、要由平民群众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去推翻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建立起平民政权;三、待平民政权巩固以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治生产,使生产组织化、社会化,进而实现社会主义。
        第五,制定了具体的革命方案。一、建立平民政权,《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直接的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总称为平民群众,平民群众建立的政权叫作平民政权,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如学生会、妇女组织、兵士组织等等。平民政权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下设立执行机关;各地方的权力机关为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立法与行政统一;国民大会由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按比例派遣代表组成,比例原则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中央权限缩小到最低限度。平民政权要建设人民的武力,使政权与武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二、具体的外交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对苏联以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为限与之恢复邦交,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的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的同盟。三、经济政策是对外争取关税自主,收回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的银行、铁路、矿山、航业、通讯机关等,对外国投资团设置特许租营制度。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包括金融机关国有,耕者有其田,城市农村均衡发展,对大产业、关键产业、独占性的产业实行国营、公营,促进合作社的组织等。四、社会政策方面提出了改良工人生活,制定女工、童工保护法、危险工作保护法、地下工作保护法,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罢工的权力,确实实行工厂法,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五、文化政策方面提出要普及文字,普及教育,尊重学术思想自由,阻止教会文化的侵略。
        此外,《我们的政治主张》还专门阐述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改组派的区别。与中国共产党的区别是: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而我们是带民族性的。共产党以中国革命为手段,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中国革命。共产党认为中国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因此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还未形成近代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共产党利用农民建立工人的独裁政权,我们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共产党盲目的追求未来空想,使中国社会更加贫乏混乱化,我们却要使中国新社会秩序早日形成。《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国民党改组派只是一大群旧社会的统治者的集团,没有共同的纲领,无心实现革命的主张,只是勾串及依附旧势力⑨。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在邓演达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下,很短时期内,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宣传方面,邓演达认为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唤起广大民众,因此,把宣传工作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中央机关1930年9月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1931年4月创办了《革命行动日报》,大量刊登阐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评论时局以及其他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其中《革命行动》刊物由邓演达亲自主编,他自回国到被捕的十五个月里,发表的政治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二十多篇,近二十万字,绝大部分发表在《革命行动》半月刊上,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他还具体指导《革命行动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个日报摆事实讲道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尤其是它刊登的国内外新闻和时评,在其他刊物上很难看到,群众争相传阅,发行量很快从创刊时的几百份增加到1万份⑩。
        组织方面,中央干部会成立后,立即成立了中央、北方、南方直属的区干部会。中央直属区包括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五个省的组织,由中央干部会直接负责;北方区包括北平、河北、山东、山西、西安、兰州、绥远、察哈尔九个省市的组织,由张含清、黄让之负责;南方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六省和香港,由彭泽民、丘哲负责。其中在上海、南京、北平、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浙江、武汉、山东、河南等十四个省市,迅速成立了地方组织,党员总数近二千人,主要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在政治宣传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邓演达把开展武装斗争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心工作。第一次中央干部会上就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邓演达少年时代投身于军校,受过较好的军事教育,及至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因此,充分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革命,是一种剧烈的政治争斗及社会争斗。这种争斗是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在社会矛盾剧烈冲突的时期,“必然要用全副的武装力量作判定生死存亡的决战。”所以,革命一开始就必须组织革命民众本身的武装组织以反抗敌人,反抗反革命武装,及消灭反革命武装(11)。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邓演达等人拟定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决定:对现役军人和非现役军人,要向他们揭破现时军阀反革命的罪恶,以促成他们寻求出路的决心;对于不满现状而渴求出路的现役军人,要根据情况以个人或党的关系与他们建立严密的联系,使他们在必要时能接受党的命令而行动;对于黄埔学生,宜竭力吸收为党员,遇到机会,建立起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对于保定学生及各省讲武堂的学生,宜多利用私人关系引起他们对革命的同情;对于现时各军的军事教育机关,党员可设法参加或占领,以培养本党的军事基干人才;对于全国各军的种类、派别、实力、驻地、训练等等,驻在该地的本党党员要切实调查统计,负责向党报告(12)。
        根据这些方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积极地开展了军事活动。
        一、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邓演达认为,黄埔学生“始终是蒋氏的基本干部,始终是蒋氏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形成蒋的军事力量的中心”,是蒋介石“制服及监视所谓旁系及杂牌军队的核心力量”(13)。中国革命复兴的命运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农工及青年群众的本身组织扩大而深入,二是具有农工平民意识的青年军官能够自觉地接受革命的任务,从反动营垒中发动出来,作掩护人民起来革命的前卫。此时,黄埔学生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凡是蒋介石势力直接统治的地区,在所有的军警、民团、党、政甚至工商业机关,都有分布并占有重要的位置,蒋介石组织了黄埔同学会,对黄埔学生进行笼络和操纵。有鉴于此,在邓演达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0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反蒋的黄埔学生。黄埔革命同学会由余洒渡、陈烈、俞墉、黄雍、徐会之等人任委员,余洒渡负总责。总会设在上海拉斐德路桃园新村8号,创办了《黄埔》月刊。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黄埔革命同学会把全国分成三个区,珠江流域为南方区,长江流域一带为中央区,黄河流域一带为北方区。区设执行委员会,区以下设省市分会,分会以下设小组。黄埔学生听到黄埔革命同学会成立的消息后,那些不满蒋介石行为的学生纷纷响应,不长的时间,黄埔革命同学会就先后在北平、天津、太原、汉口、南昌和长沙设立了分会,在上海、沈阳、郑州、重庆、铜仁、昆明、桂林、香港、九江、南京、济南、无锡设立了支部。仅半年的时间,黄埔革命同学会就在18个省市建立了分会和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 000人(14),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控制,动摇了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基础。
        二、利用同国民党各派军队上层人物的各种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进行广泛的军事联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争取到了以下几支军队:驻扎在江西的陈诚第十八军,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陈诚是邓演达在保定的后两期同学,曾应邓演达之邀到黄埔军校,与邓演达关系密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成立后,对十八军做了细致的工作。十八军上自军长陈诚、师长罗卓英、周至柔,下至连长,有六十余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的教育长胡伯翰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拥护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支持邓演达的反蒋军事活动。此外,还有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驻扎在豫皖边界的郜子举的第二纵队(相当于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
        军事准备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1931年六七月份,邓演达与陈铭枢等人商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利用蒋介石调十九路军攻粤的机会,让十九路军进入粤北后,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邓演达与陈铭枢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之争采取武装调停的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与此同时,邓演达亲自到江西陈诚的第十八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的原西北军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
        为了训练起义的干部,1931年8月初,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办起义干部训练班,亲自授课。准备训练班一结束,他就带一二得力干部赴江西指挥十八军起义。
        邓演达的革命活动,分化了蒋介石的统治力量,严重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1930年夏,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合谋侦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前往愚园路愚园坊20号作该班最后一次讲演,因叛徒陈敬斋告密,邓演达与该班的学员一同被捕。实际上在一个月前,即有人向淞沪警备司令部联系告密,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大体上了解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当从陈敬斋处得到邓演达活动的确实消息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当晚,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余洒渡等二十余人也遭逮捕。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国民党特务,令把邓演达由租界引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再押送南京。8月19日,邓演达被单独押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8月21日,被解至南京,秘密关押在军政部军法司的所谓“优待室”。9月15日,一起被捕的同志也被押至南京。
        邓演达在南京被押期间,蒋介石软硬兼施,提出自己任总司令,由邓演达任副总司令的条件,要邓演达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解散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遭到邓演达的拒绝。邓演达表示与蒋介石等人“不是私人争执,而是为社会为中国”。只要蒋介石等人接受“开国民会议,解决土地问题,我即可表示与他们合作;否则个人的屈服是无用的,无意义的”(15)。10月上旬,蒋介石获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和黄埔革命同学会准备武装营救邓演达的消息后,将邓演达秘密转移至南京紫金山的一所房屋中严加看守。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蒋介石被迫下野。下野之前,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说: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也不是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同时,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邓演达,更让蒋介石震惊,为了解除邓演达对他的巨大威胁,也为了清除再上台的障碍,1931年11月29日夜间,蒋介石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兵,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城东麒麟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被捕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采取了各种救援措施。黄埔二期生许沅圃当时带领一个排,看守邓演达等人,“临时行动委员会”得此消息后,决定武装营救,朱蕴山在南京临河的水西门租好了房间,包了船,准备了换装的衣服,计划邓演达一得救,即转赴上海走香港。因邓演达被转移到紫金山,营救计划没能实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又请宋庆龄向蒋介石要人。12月14日,宋庆龄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向蒋介石质询,要求见邓演达,蒋介石百般支吾,最后遮掩不住了,乃说:这个人你永远见不到了。宋庆龄闻听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后,极为愤怒,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12月19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通电,抨击南京国民党政权。
        邓演达的被捕和英勇就义,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准备就绪的起义计划因邓演达被捕而落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也失去了有力的领导,组织涣散,影响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