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左翼文艺工作者经各种途径聚集到了上海。有从实际斗争前线来的,如郭沫若、潘汉年、阳翰笙、李一氓、阿英(钱杏邨)、蒋光慈、杜国庠(林伯修)、洪灵菲、孟超、戴平万等。有从日本被迫回到上海的,如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王学文、沈叶沉等。鲁迅也于1927年10月回到了上海。这些左翼文艺工作者,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更多的是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鼓舞下,他们以笔做枪,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上海,开辟了向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进攻的新战场。组织社团、创办书店、出版杂志、撰写文章,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地。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是太阳社和创造社。
        太阳社是年轻的共产党员蒋光慈、阿英、孟超等人发起成立的。阿英、孟超1927年5至6月份曾在李立三、邓中夏领导的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科负责编辑工作,当时即酝酿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因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而没能实现。按照党的安排,分头撤回上海。到上海后,孟超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从事组织工作,阿英和蒋光慈被编入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阿英任党小组长,继续筹办太阳社。1928年1月1日,太阳社的春野书店开张,《太阳月刊》创刊号出版,召开了太阳社成立大会。太阳社的成员有:洪灵菲、戴平万、杜国庠、冯宪章、楼建南、徐迅雷、周灵均、王艺钟、刘一梦、祝秀侠、李克农、童长荣、任钧、殷夫等,全是共产党员。蒋光慈主编该社的机关杂志《太阳月刊》,在创刊号中发出了“我们也不要悲观,也不要惧怕,也不要落后”,“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的宣言。
        创造社是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1921年发起成立的文学团体,影响很大。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积极恢复创造社的活动。年底应成仿吾邀请,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王学文、傅克兴、沈起予、许幸之、沈叶沉等人回到上海加入了创造社,壮大了创造社的力量。潘汉年、阳翰笙、李一氓组成了创造社的党小组,从事党的工作。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创办了重要的理论刊物《文化批判》,负责宣传马克思主义。原机关杂志《创造月刊》,在保持文学刊物的同时,也将重点转向文艺理论和批评,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创造社除了《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外,还创办了《流沙》、《日出》、《战线》、《洪流》、《畸形》、《文艺生活》、《新思潮》等刊物,阵容颇为强大。太阳社除了《太阳月刊》外,相继有《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刊物,还在东京设立了太阳社的分支机构。其他左翼文艺工作者方面,1928年5月20日,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组织了“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6月20日,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大江月刊》创刊。11月,鲁迅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先后创办了《朝花周刊》、《艺苑朝华》、《朝花旬刊》。12月,胡也频创办了《红黑》杂志。一时间,左翼刊物成了上海文化界的一支大军,上海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继1928年11月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后,12月1日,成仿吾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要求作家“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上所闻所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①。该文是创造社方向转换的标志。同日,郭沫若以工人斗争生活为题材的童话《一只手》开始在《创造月刊》上连载。蒋光慈在《太阳月刊》上发表《关于革命的文学》,阐述对革命文学的观点。6月20日,《洪流》开始连载鲁迅翻译的苏联的文艺政策。年底,鲁迅、冯雪峰等人拟定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书,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左翼文艺工作者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下,起到了教育、鼓舞革命群众的巨大作用。但是在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同时,革命阵营内部,因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危害了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这一对立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等人之间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其中太阳社与创造社之间,以及创造社内部也存在争论。创造社的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2期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的文章,批评太阳社的蒋光慈。太阳社的阿英(钱杏邨)立即在《太阳月刊》3月号上发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一文进行反驳。双方文章的语气都非常尖锐。因冯乃超1928年2月在《文化批判》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批评鲁迅、叶圣陶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前期创造社的成员郁达夫和张资平,创造社内部发生了分化。
        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由广州到上海的。他也主张革命文学,10月21日,在《民众旬刊》第5期发表了《革命文学》的杂文,就什么是革命文学?如何才能写出革命文学?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到上海后,曾准备与创造社联合开展革命文艺运动。经过磋商,已经就复活《创造周报》事宜与创造社登出了联名广告。不料创造社由于新成员的加入以及受国内外严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忽然对鲁迅、茅盾、叶圣陶、周作人以及郁达夫等人进行批评。1928年2月,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接着,阿英在《创造月刊》3月号上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3月21日,鲁迅在《语丝》周刊发表《“醉眼”中的朦胧》,回答创造社的批评。由此双方展开了公开的论战。冯乃超把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作家视为“人道主义者”,“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阿英也认为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认为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的效果是反动的,使一般小资产阶级陷入迷离彷徨。鲁迅原则上是赞成革命文学的,但他反对“惟我独革”的“左”倾思潮和宗派主义的互相标榜和互相排斥,反对脱离实际的搬弄马克思主义教条,所以以其惯用的讽刺风格参加了论战。这场论战应该说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双方围绕着“革命文学”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论战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为“左联”的成立做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论战的消极面是论战过程中明显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偏激情绪,损害了内部的团结,“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的局面②。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中心工作是武装反抗国民党,一个时期,无暇顾及文化战线的工作。随着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转变的完成,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中共中央开始逐渐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8年初,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认识到,在创造社这一影响很大的文化团体内,中共党的力量薄弱,便指示郭沫若,充实党的力量。郭沫若让阳翰笙、李一氓加入创造社,与潘汉年一起组成了党小组。1928年2月,中共中央又派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指导创造社的工作。5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组织了文化工作党团,以潘汉年为书记,与各文化单位的党员发生联系,传达省委宣传部的方针。不久文化工作党团直接归中央宣传部领导,由郑超麟代表中央宣传部对文化工作党团负指导责任,潘汉年仍担任书记。6月,中共六大《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宣传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及新剧、文学等团体。参加这些团体会议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建议以及报告苏联状况等等。”③
        中共六大以后,特别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将文化工作党团改组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下设社会科学、文学、出版三个组。社会科学组的任务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一切错误观点,计划组织一个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组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文学;出版组主要是与各书店接洽。文委由潘汉年担任书记,成员有朱镜我、李一氓、冯乃超、杜国庠、杨贤江、彭康、彭芮生。文委成立后着手解决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争论,领导筹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统一战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的争论,开始中共中央并没有给以重视,代表中央宣传部指导创造社的郑超麟当时还认为对鲁迅等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从莫斯科到远东进入国境,从鲁迅的学生当时在黑龙江省委工作的任国桢那里,看到鲁迅写给任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论争的不满。到上海后他就让中共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④。加上实际的革命斗争形势也不允许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无休止的论争。1928年底至1929年初,国民党加紧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围剿”,形势日趋严重,这就要求革命文艺阵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文委一成立,就酝酿建立统一的左翼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团体。
        1929年5至6月间,潘汉年同创造社、太阳社的有关党员打招呼,说明中央打算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周围的一些作家为基本队伍,再扩大一点成立一个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团体。之后,与鲁迅的争论开始趋向缓和。9月,江苏省委的李富春找阳翰笙谈话,询问与鲁迅论争的情况,表示党中央很关注此事。此时,论争已经缓和下来,有些同志已经认识到与鲁迅论战是没有意义的。李富春明确指示:与鲁迅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他对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并没有反对党。对于鲁迅应该团结、争取,创造社、太阳社花大精力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要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潘汉年也接到同样的指示。于是,潘汉年与阳瀚笙决定召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开党员会。参加会议的有潘汉年、阳翰笙、夏衍、冯乃超、柔石、冯雪峰、李初梨、阿英、洪灵菲九个人。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批评,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还决定派冯雪峰、夏衍、冯乃超去与鲁迅联系。冯乃超等人到鲁迅家后,鲁迅高兴地接见了他们,对争论表示谅解⑤。
        稍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找到文委成员吴黎平,也传达了中央对文化工作的意见: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要团结左翼文化界,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令吴黎平与鲁迅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吴黎平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鲁迅赞成上述意见。
        在弥合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系的同时,遵照中央的指示,以潘汉年为书记的文委开始积极筹措左翼作家的联盟组织。
        10月,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告诉他:一、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就不用。潘汉年让冯雪峰负责和鲁迅联系。冯雪峰与鲁迅商谈的结果,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同意使用“左翼”两个字,认为使用“左翼”二字旗帜鲜明⑥。于是,文委决定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阿英、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和夏衍12人为“左联”筹备组成员。除了鲁迅和郑伯奇外,其余10人均是党员。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咖啡馆二楼,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潘汉年和筹备小组的10位党员。潘汉年解释了中央主张停止革命文艺界的内争,组成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还提出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指定筹备小组的任务是尽快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会上决定名单和纲领拟定初稿后,先送给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因鲁迅表示筹备小组可以挂名,但不是每次会议都参加,有必要的、非他参加不可的,他可以参加,所以,会议指定夏衍、冯乃超、冯雪峰负责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向鲁迅报告。筹备会每星期举行一次,有时两三天就举行一次⑦。广泛讨论了“左联”的纲领、发起人名单和组织原则等问题。
        1930年2月16日,在文委的组织下,“左联”筹备小组召开了筹备过程中一次重要的会议,鲁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会议以“清算过去”和“讨论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讨论题目,讨论的结果认为过去的文学运动应该指摘的有四点: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遍布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破坏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表现;二、宣传新社会的理想,促进新社会的诞生;三、建立新文艺理论。会议最重要的讨论结果是决定成立左翼作家组织,成立了筹备委员会⑧。会议推冯乃超负责起草“左联”的纲领。
        经过充分的准备,3月2日下午2时,在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共产党办的学校)的一个大教室,召开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
        大会的程序是:首先推定鲁迅、阿英(钱杏邨)、沈端先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会议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讲话。鲁迅的讲话指出了“左联”的行动方向,因当时没有会议记录,三四天后,冯雪峰根据记忆,加上鲁迅平时的谈话整理出一份鲁迅讲话记录,经鲁迅审查后,刊登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鲁迅讲话的内容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提醒“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原因是:“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 ‘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 ‘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垢和血,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人也容易“右倾”。对于“左联”今后应注意的问题,鲁迅提出了四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⑨。
        大会通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内容为:
        “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倾(便)向进步的方向勇往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艺术才能够焕发她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然而,我们并不抽象地理解历史的进行和社会发张(展)的真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铐(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那么,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 ‘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新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⑩
        大会成立了“左联”常务委员会,选举鲁迅、郑伯奇、洪灵菲、田汉、冯乃超、夏衍、阿英(钱杏邨)等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常委会议是“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党的系统方面,“左联”设有中共党小组,潘汉年担任书记,党小组直接受文委领导。“左联”是群众组织,文委主要是通过“左联”内的党的组织实现对“左联”的领导。
        大会还决定“左联”下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漫画研究会四个研究机构。出版机关杂志《世界文化》。通过了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关系,组织自由大同盟分会,与国际左翼文艺团体建立联系等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