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兄弟是指长期执掌国民党党务大权,“四大家族”成员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陈氏兄弟籍贯浙江吴兴。父陈其业,曾中秀才,后东渡日本考察工业,学习经济,回国没有什么作为。二叔陈其美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对陈氏兄弟影响最大。三叔陈其采曾在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参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并加入同盟会,1919年任南京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
        陈果夫生于1892年10月27日,5岁启蒙,8岁入私塾读书。1905年14岁时随三叔陈其采到湖南长沙,入明德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907年夏考入浙江陆军小学,1911年4月毕业。1911年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加入同盟会。陈其美把陆军四中的同盟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准备与陈其采所在的南京第五镇新军联合起事,因清政府加强防范未能成功。陈果夫和同学们在黄兴、宋教仁的鼓励下,赴武昌援助起义军。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陈果夫受陈其美之命,召集军校学生组织了学生军,陈果夫任副司令长。1915年12月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肇和军舰起义。1916年陈其美遭暗杀,陈果夫在上海不能立足,转回家乡隐居。1918年在其岳父的帮助下,入上海晋安钱庄任售房助理,继续参与革命工作。1926年应蒋介石的邀请南下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陈立夫小陈果夫8岁,生于1900年,1907年入私塾读书。1914年在陈其美的帮助下离家赴上海,考入南洋路矿学校建筑系中学部,1917年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此时因陈其美被暗杀,陈氏兄弟经济上的来源断绝,陷入困境。三叔陈其采为陈立夫在沪宁铁路谋得了一个车上查票的工作,但陈立夫一心想读书,偷偷地向人借了两块大洋,投考天津国立北洋大学,被录取。在兄长陈果夫的有力帮助下,克服经济上的困难,1923年完成北洋大学的学业,获得采矿学士学位。因一位杨姓亲戚要送16岁的儿子到美国学习,想请人监护并负责监护人的路费,陈立夫接洽成功,乃利用这个机会于1923年到美国,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获采矿硕士学位。1925年底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秘书。
        CC系是指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的国民党内的一股政治力量。陈氏兄弟长期操纵控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这一重要部门,培养、安插、提拔了一大批干部,在国民党“派中有派党内有党”的畸形状态下,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自动地趋集于陈氏兄弟门下,形成了一个以二陈为核心的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政治集团。集团的名称“CC”,或曰是二陈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结合而成,或日“中央俱乐部”英文缩写而成,无从考证。
        陈氏兄弟都竭力否认有CC系的存在。陈果夫认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反蒋派造的谣,意在挑拨离间。他说:“当本党统一的局面逐渐完成之际,共产党又造作出大同盟、CC团,两个名词来离间分化中央的力量。大同盟是指丁先生(惟汾)而言,CC是指我而言。因为当时丁先生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我任组织部长的缘故。他们开始是在党内外散发传单,说我组织CC团排挤丁先生,说丁先生组织大同盟来对付我。”“凡是反共,与陈某(陈果夫)等接近,或是调查人员,或曾为国民党做过事而不肯变更意志的,均可CC目之。此为共党之解释,故CC之名,实由于本党十七年完成统一之后所反应出来之名词而已。”①“后来胡展堂、孙哲生两先生返国,第一次参加常会,也因受此传单影响,竟指我与丁先生组织小组织。”“以后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别的小组织,对于中央党部及我等,亦以CC为称。”由此,CC系“才以乌有之名传遍世界”②。陈立夫辩解说:“一、本党将全党组织任务先后交给我兄弟二人担任,既有其大的,何必再搞小的?二、本党总章严格规定,不得有小组织。负责党的组织的人,必须以身作则,怎能知法犯法?如果真的犯了法,总裁怎能不予以制裁?三、先兄最恨用外国文字命名,怎能用CC来为自身命名呢?四、戴雨农同志的调统组织,人人知其为最严密,其能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找不到一点证据吗?五、先兄与本人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③陈果夫陈立夫从有形的组织这一点来否认CC系的存在,并非掩盖事实。CC系确实没有组织纲领、章程和具体的组织活动,因为它只是一个随着陈氏兄弟地位的上升而出现的一个无形的政治利益集团。二陈给CC成员以政治上屏障,CC成员为二陈壮声势,双方相互依存。
        陈氏兄弟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成为国民党的权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出人头地之前,曾得到二陈的叔叔陈其美的大力提携和支持。陈其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军校学军事,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重要的骨干。1907年蒋介石到日本,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并与黄郛三人义结金兰,陈其美长蒋介石9岁,为盟兄,从此,蒋介石成为陈其美的心腹,二人感情笃切。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响应,电蒋回国。蒋正在日军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毫不犹豫地请假回国,助陈其美主持江浙军事;辛亥革命后刺杀与陈其美竞争的革命党人陶成章;二次革命时,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继续协助陈其美讨袁;1915年陈其美领导肇和军舰起义,蒋介石亦参与其间。陈其美、蒋介石二人可谓生死与共。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萨波路革命党机关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遗体被置于门外,无人敢料理,蒋介石毅然将其运回寓所,料理丧葬善后事宜。蒋介石撰的祭文中痛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④由于蒋介石对陈其美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对陈氏兄弟格外看重。
        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1911年的冬季,时武昌起义刚爆发,陈果夫与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准备去武汉参战,到上海在陈其美病床前遇见前来向陈其美请示工作的蒋介石,陈其美给二人做了引见。陈其美死后,陈果夫常去蒋介石处拜访,陈果夫回忆:“二叔殉国之后,我常到他生前许多同志友好处拜访”,“蒋先生生活严肃,所谈不外乎对革命的指示和大局的分析。他不在家时,我就在他书架上抽阅很多有益身心的书籍。蒋先生生活有规律,来客到了黄昏时,他就请你回去,明日再谈。因此,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⑤陈果夫与蒋介石的深交始于上海证券交易所。1918年陈果夫到上海普安钱庄工作,即曾征求过蒋介石的意见,蒋深表赞同。1920年秋孙中山命在上海的国民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筹措经费,以盈余救济革命先烈遗孤并掩护革命秘密工作,蒋介石要陈果夫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于是组织起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代客买卖证券和棉纱,收取佣金。恒泰号资本总额银币3.5万元,每股千元,分35股,股东17人,蒋介石由张静江代交4 000元购得4股,张静江5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陈果夫是内行,具体负责。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工作,密切了陈果夫与蒋介石的关系。1921年6月14日蒋母去世,陈果夫又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溪口,协助蒋安葬蒋母。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风潮后,蒋介石等人纷纷南下广东继续政治活动,陈果夫在上海善后。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在他到广州之前要比陈果夫与蒋的关系淡些,只是在上海求学时,在陈其美家中见过蒋介石,此后即求学天津、美国,在美国求学时曾得到过蒋介石的资助。
        1925年底,陈立夫在美国实习的煤矿发生工人罢工,因复工遥遥无期,陈立夫遂决定回国。蒋介石从陈果夫处知道陈立夫回国的消息,两次打电话要陈立夫到广州,因为蒋介石正在图谋发展,急需建立自己的队伍,年轻的陈立夫是留美学生,又有陈其美、陈果夫这样一层关系,无疑是自己的重要帮手。陈立夫回到上海后准备充任钱新之“中兴煤矿公司”的工程师,陈果夫不赞成,主张他先到广州见过蒋介石后,再做打算。陈立夫接受兄长的劝告,到广州拜见蒋介石。蒋介石非常高兴,立刻拿起笔来,写一字条:派陈立夫为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不等陈立夫陈述完自己做工程师的愿望,就急切地说:“我这里非常需要人帮忙,你来得正好,将来我会让你回到你的本行去的。”⑥从此,陈立夫就随侍蒋介石,参与机密事宜,成了蒋介石的重要亲信。陈立夫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积极参与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日益右倾,引起左派人士的不满,同时在权力上与汪精卫发生冲突,在武器军需方面因偏向嫡系部队也引起其他军队的不满,蒋介石处境比较困难,中山舰事件前曾携带现款3万元,与陈立夫坐汽车到天字码头,准备乘船离开广州。陈立夫在车上劝蒋,“有兵为什么不干?”陈立夫的意见促使蒋介石下了发动事变的决心⑦。回到黄埔后,蒋介石召集党徒多次秘密开会进行策划,陈立夫均参与其间。“中山舰事件”中,陈立夫表现出的对蒋介石的忠心,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临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⑧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蒋介石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不久即负责整个秘书处的工作。
        留在上海的陈果夫,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为黄埔军校筹办物资,招兵买马。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果夫被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积极地扩展自己的势力,函促陈果夫南下广州协助自己。陈果夫乃于1926年5月1日到达广州。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打击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当上了军人部长兼组织部长。陈果夫被蒋介石任命为组织部秘书,接收组织部。这是陈氏兄弟掌握中央组织部的开始。
        陈果夫出任组织部秘书后,秉承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旨意,下大力气控制组织部这一要害部门。陈果夫对组织部的29位职员, “从名册及思想方面加以缜密的观察调查”,认为“只有三位算得是真正的同志,其余都是跨党分子,其中一部分又为杨氏谭氏的族人”。陈果夫采取了种种办法清除组织部里的跨党分子,安插自己的亲信。他一上任,即与丁惟汾、顾孟余等人协商,让段锡朋和王乐平进入组织部,因组织部没有空缺,加进两人必须调出两人。为了不至于太露骨,他把共产党员杨某和国民党员骆用弧一起调出。他认为:“为加入两位同志,去了一位同志,也是不得已之事。”陈果夫还不择手段地对组织部的成员进行拉拢,以为己用。有两个姓杨的职员,陈果夫认为他们“工作都很勤奋,特予升级,以示奖励。杨匏安认为不应于此时升级,加以阻止”,但陈果夫先下手为强,将命令已经发表,造成事实,使杨匏安奈何不得,只好将姓杨的职员调走。陈果夫则乘机又把自己的人郑异、萧铮安排进了组织部。有一位姓莫的职员,照规则已经升到了顶级,陈果夫则不顾规则给他升级,杨匏安反对破坏规章制度,陈果夫则别有用心地表示愿意由个人来补足莫某升级所应得的薪水。“莫某受奖励后,颇为感激”。陈果夫回忆,“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⑨
        陈果夫的反共态度和清共办法得到蒋介石的赏识,1926年7月14日,蒋介石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陈果夫代理组织部长。
        陈果夫掌握了组织部后,把控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经验加以推广。首先控制了广州市党部和广东省党部。接着又派段锡朋、郑异到江西,萧铮、王宇春到浙江,郭春涛到西北,陈希豪到上海,负责整顿当地的党部,清除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陈果夫电令当地党部派人到广州受训,听候指示,然后回去清党。对于贵州、绥远、甘肃、福建等边远地区,派出了亲信张道藩、纪亮、田崑山、丁绍五等人。
        在整理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还决定开办国民党党政训练所,培养自己的干部。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亲自担任所长,选定校址,选择教师,录取学生。1926年夏,党政训练所开学,学员一百多人。为了把这些人培养成为国民党的骨干,陈果夫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学生的学习、生活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所学课程由陈果夫亲自选定,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讲话、国民党党义、章程等。陈果夫还经常到训练所训话,以建立学员对自己的信仰。第一期训练班学员不满陈果夫的专制作风和右派言行,有一半以上的人被陈果夫开除,剩下的人毕业后被陈果夫派到甘肃、福建、南京、北京等地,从事“整理党务”的活动。
        通过控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整顿各省市党部,陈果夫初步掌握了国民党党务大权,以陈果夫为核心,包括张道藩、曾养甫、萧铮、郑异等重要成员,CC系具备了雏形。
        1927年初,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陈果夫积极参与。陈果夫认识到“中央执行委员中多数同情共党,监察委员则多数为忠实同志”⑩,所以在南昌时他即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建议蒋介石召开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制造反共的合法依据。3月28日,蒋介石指示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召开监察委员全体会议预备会。陈果夫到上海后,4月2日召开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加上李宗仁、黄绍竑两个候补监委共八人,仍不足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是会后,陈果夫、吴稚晖炮制了详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成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蒙蔽广大党员的工具,制造了政变必需的合法依据。4月9日,陈果夫又与吴稚晖等人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发出护党救国通电,制造政变的舆论。在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等人的全力支持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共政变。
        “四一二”政变前,陈果夫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临时委员会”重要负责人,负责指导上海的军事、政治、财政大权,并负责指导党务。1927年7月,蒋介石下令成立“清党委员会”,陈果夫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七个委员中,陈果夫安排了曾养甫、段锡朋、吴倚伦、郑异、萧佛成等五位亲信,所以“清党”委员会实际上仍在陈果夫的指导下工作,整个清党的程序由他一手安排。而且推荐吴倚伦任组织部代部长。国民党党务大权仍操在陈果夫手里。
        在“清党”的同时,陈果夫感到“反共”人才匮乏,提出恢复广州时期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以此为基础,创办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国民党的高级党务人才,使其和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学校。蒋介石对此计划十分高兴。1927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议,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为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党务学校的实权掌握在陈果夫手里。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共进退,于8月15日退居上海。在控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一年多时间里,陈果夫已经培养、召集了一批亲信,所以表面上退出了权力圈,实际上却积极为蒋介石复出创造条件。
        经过多次策划,1927年11月,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了“中央俱乐部”。最初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江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的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萧铮、程天放等为骨干,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以反对南京桂系、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拥蒋东山再起为职责。后来发展到百余人。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他让陈果夫继续任组织部副部长,代行部长的权力。随着蒋介石的复职,丁惟汾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的主席,离沪北上,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到了南京,“中央俱乐部”的会员先后被派往各地任职。从组织形式上说,“中央俱乐部”不存在了,但其成员仍以掌握党务大权的陈果夫为精神领袖。
        蒋介石复职,给陈氏兄弟制造了又一次发展势力的机会。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陈果夫等人提出的进一步整顿党务的多种提案,陈果夫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主管训练委员会的工作。会后,陈果夫即采取行动,他回忆说:“第一件事,我拟了一整理党务案,将党的组织重新拟订。从前中央是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海外部、商人部、军人部,组织很庞大。经简化为秘书处、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民众运动委员会等,下层也依照变更。”“这是本党组织上一大变更,其精神在把以往就人来划定组织,改为以事来划定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这一变动的实质是扩大了陈果夫的权力。“第二件事,是重新举行党员总登记,这是全国普遍工作的第一页。当时着力于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11)选派党务指导委员是抓基层党务大权。陈果夫貌似公正,请各地中央委员推荐,同时自己和余井塘、张道藩负责审查。许多中央委员知道陈果夫决不会让别的人进入他的权力圈,都知趣地退避三舍,惟独西山会议派向陈果夫推荐了好多人。为了打击谢持,陈果夫从谢持推荐的人中审查出了共产党,迫使谢持收敛。通过选派党务指导委员,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完全被陈氏兄弟掌握,各地主掌国民党大权的大部是二陈的亲信:江苏为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安徽为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艾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泮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等,陕西为宋志先等,甘肃为田崑山、凌子惟等,绥远为赵允义、陈同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章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为陈石泉、庞境塘,青岛为李汉鸣等,汉口为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
        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控制,陈果夫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在组织部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活动。陈立夫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而兼任党务调查科长这一重要职务。调查科下设三个组,徐恩曾、戴笠、丁默邨负责,分别对文职人员、军人和其他人士进行侦察。调查科的成员由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遴选一批,后来又从黄埔六期学生中吸收一批。
        各地党务指导员的派遣和党务调查科的设立,使得国民党的党务大权牢牢地掌握在陈氏兄弟手中。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开始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陈氏兄弟把持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大权,再加上蒋介石圈选代表,蒋介石通过二陈完全控制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按照蒋介石的意志,把反蒋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排斥在大会之外。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时,在蒋介石的赞许下,陈氏兄弟把CC成员拉进了国民党中央。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陈立夫当选为中执委员,二陈的亲信曾养甫、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都被选为候补执委,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代理部长(蒋介石为部长),张励生、余井塘任组织部秘书,陈立夫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至此,以拥蒋为宗旨,以陈氏兄弟为核心的CC系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