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沪的对峙与合流,是指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同以蒋介石为主的国民党实力派及其南京政府从对立到合作及形式上的组织联合,这一联合也包括了早在上海自立中央的西山会议派。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昌后,特别是经过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但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削弱军权”、“提高党权”的议案,特别是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却使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矛盾迅速激化,其结果就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日,中央政治会议发布的文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以及蒋介石的《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告全体民众书》等。这些文件的主要篇幅均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奠都南京宣言》称:“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凡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在所必除”①。这些文件表明,反共是南京政府的首要任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日即发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人,命令称:“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这一名单实际上早已由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八人于4月2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所通过②。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二期清党”。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通过《清党原则》六条。17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萧佛成、段锡朋、冷欣和郑异等七人,以邓泽如为主席委员。其后,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福建、安徽和浙江各地陆续建立清党委员会,海外华侨和军队中也建立了相应组织,并限定6月1日至8月31日为清党日期,9月初又宣布延期。实际上清党已成为长期任务。在清党运动中,大批共产党人遭到滥杀。胡汉民直言不讳地说:“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③可谓清党运动的写照。
        武汉国民党中央当然地对宁方作出强烈反应。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称:“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又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事实上,武汉国民政府早于4月5日已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改任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方面军;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总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武汉政府并曾秘密下达逮捕蒋介石令,但这种非正常手段在蒋介石声望正隆、军权在握的时候,显然难以执行④。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斥蒋自立中央,屠杀民众,与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等,通告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⑤。
        宁汉对立虽然日益加剧,但北伐奉张则是其共同点,共同方向。4月6日,蒋介石决定四路北伐计划:第一路由津浦路进攻,以程潜、鲁涤平等四个军担任;第二路由陇海路进攻,以李宗仁、陈调元等三个军担任,第三路由京汉路前进,以唐生智所属三个军及刘佐龙部担任,第四路由江北前进,以何应钦、曹万顺等三个军担任。不过,唐生智后来北伐已属武汉政府的事了。南京政府成立之始,正面临着北面一江之隔的孙传芳、张宗昌的重兵威胁。孙传芳、张宗昌虽败退江北,但尚拥有兵力20余万人。其中孙部约5万,张宗昌、褚玉璞部约15万人。他们乘蒋介石清党反共之机,力图南犯,并已将合肥死死困住。最初蒋希图收抚孙传芳,谈判失败后,蒋介石乃于5月1日重定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夺取淮海;第二路蒋介石自兼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南京附近渡江,进攻津浦路南段;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攻津浦路侧面,救援合肥被困守军。在这三路中,重点在第二路。自5月初始,三路大军陆续渡江北进,战事进展顺利。5月21日,李宗仁所部攻克蚌埠;5月23日,何应钦所部攻克扬州。5月24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孙传芳军望风披靡,张军亦全线崩溃,至6月2日,李宗仁的第三路军第四纵队兵不血刃占领徐州。白崇禧的第二路军一直攻入山东境内。北伐军北进告捷。
        几乎与南京国民政府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在矛盾、犹豫和激烈的争辩中最后于4月18日确定出师北伐奉系,4月20日,武汉国民革命军陆续出师。由于冯玉祥军东出潼关,对奉军形成夹击之势,汉方北伐亦进展顺利。5月31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2日,张发奎部进入开封。
        宁、汉共同北伐之初,双方即已默契互不侵犯,表示“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⑥。这当然是一种互相防御对方的权宜之计。在初步解除北方威胁之后,主要是由于武汉政府内部的变化,宁汉双方开始逐步靠拢,直至最后联合。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最后转向同宁方在政治上的合作和组织上的形式联合,其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五点:一、就思想本质上说,主张三民主义、反对阶级斗争这一根本点对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多数人(共产党人除外)来说,同蒋介石并无二致;二、应当说,手握50万重兵的冯玉祥倾向蒋介石的态度对武汉政府转向宁方起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三、反动军阀的包围和武汉军队内部大量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军官对武汉政府革命政策的抵制、反抗对武汉政府形成巨大压力;四、武汉政府面临着经济财政上的严重困难;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摇摆不定的“左”、“右”政策都对武汉国民党政府形成刺激,下面分述之。
        早在汪精卫从海外归来踏上沪埠之时,即曾对吴稚晖说过:“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⑦汪精卫反共后,公开解释:“国民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共产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其势非冲突不可。即使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⑧这些话,可以说既反映了汪精卫的真实思想,也代表了当时所谓国民党“左派”中相当多数人的思想。所以后来武汉国民党走向反共,绝非仅仅是外力压迫的结果。
        由于革命力量过快地膨胀,国民革命阵营中混进了大量北洋时期的旧军阀,刘湘、杨森、何键等即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必然损害地主阶级及其本人的利益,因此必然引起他们的仇视直至武力反攻。
        1927年3月31日,重庆工农商学各界人民为抗议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在打枪坝举行抗议示威集会,刘湘令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向群众开枪镇压,打死四百余人,伤一千余人,制造了惨烈的“三三一”惨案⑨。4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王陵基撤职查办。4月8日,川军将领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出兵进攻武汉,公推杨森为总指挥。川军反叛武汉,同时也是受到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石青阳等人的策动,以便打击武汉的后方。5月5日,杨森自万县率军东下,9日通电讨伐武汉政府,同时与宜昌驻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达成反共协议,决定分由长江南北岸进军武汉。杨森、夏斗寅叛乱时,第二十五军周西成,袁祖铭残部(黔军)、第四十三军李燊,吴佩孚残部于学忠、张联升等也纷纷蠢动,企图响应。5月13日,夏斗寅发表《讨共通电》,16日占领咸宁,进逼武昌。杨森军则于5月25日占领仙桃镇,进逼汉阳。武汉政府军叶挺所部和程潜所部先后于5月21日、6月10日击溃夏斗寅叛军和杨森叛军,武汉政府方转危为安。此时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正在河南讨奉前线,叛军兵临城下,武汉三镇震动。叛军虽被击溃,足证武汉国民政府后方的严重危机。
        在夏斗寅、杨森叛军进攻武汉时,武汉政府军下层军官中亦发生反动暴乱事件,残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1927年5月21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所部袭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机关团体,杀害二十余人,史称“马日事变”。事后,武汉政府不敢认真查办,仅以给许克祥记过一次了事。
        武汉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也发生分共行动。5月30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将所部第三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142人遣送出境;6月5日下令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市党部、学生会、农民协会、《贯彻日报》、《民国日报》;并通告称: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省内一切农工运动暂时自行停止。武汉政府内部的反共态势已使汪精卫集团的联共政策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挑战,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在此严重形势关头,受共产国际操纵的中国共产党已被推到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境地。共产国际的政策摇摆不定,一会要联蒋,一会要夺取武汉政府的领导权。本来,过火的工农运动已大大刺激了军队将领的反共情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却又轻易将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武汉国民政府领导集团的紧急指示出示给汪精卫,给汪以反共口实。
        武汉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的局面都是与它所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形势相关的。首先是,武汉自身的经济条件远不能和沿海的江浙地区相比,加以长期的战争形势,致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陷于财政经济困窘之中。前方数十万将士嗷嗷待哺,后方库空如洗,致财政部常常处于军需催索人员的包围之中。宋子文企图求乞于上海财阀,推销武汉500万金融债券,岂料竟分文未销。武汉国民政府不得已于1927年4月17日公布《现金集中条例》,结果纸币马上贬值,黑市高价收购银元、物价陡涨50%;到处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至4月下旬,工人失业已达30万人。米荒、煤荒严重威胁着武汉。据统计: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财政收入1 100万,而同年4月仅军费一项支出即为1 189.4万元⑩。军费一项已入不敷出,何论其他。所以从经济上来看,武汉国民政府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都是最终迫使武汉国民政府走向彻底反共、谋求与宁方合作的因素,但缜密详尽地研究这段时期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冯玉祥的态度,即他的反共、调停及对汉方所施加的巨大压力。
        冯玉祥出身贫苦,是国民党军人中与共产党人接触较多、受共产党帮助较多的人之一。但冯玉祥在思想上并不赞成阶级斗争的手段。直到1931年他已被蒋介石彻底解除兵权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之后,这一思想认识也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理论固好,而办法太劣也”,这“办法太劣”指的就是阶级斗争(11)。这是他在国民革命的紧要关头明确反共、支持宁方的思想基础。
        冯玉祥五原誓师,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又办起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政治学校,一时间赢得了“北赤”之称。但冯玉祥以多变著称,有人给他作了一个打油诗般的总结,谓:“一信基督,二联俄共,三次逼宫,四次革命,五原誓师,六月反共,七驱老于,八结中正,九存阴险,十分活动。”不过,冯玉祥于危难之中得到苏联、中共和国民党的帮助,并于1927年4月5日被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远离武汉,对国民党内争可能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他最初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倒可能是真心的。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提高党权和民主,废除主席制以防独裁,并免去蒋介石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务。当武汉来电征询冯意见时,冯于4月2日复电表示赞成。说:“区区愚诚,悉与卓见深相吻合。祥矢志革命,誓以全力献给于党。”(12)但是随着国民党内分裂的公开化、反共力量的强大,以及冯玉祥所面临的奉张强敌威胁和阎锡山的潜在威胁,冯玉祥选择了骑墙、调和,以及更倾向于同蒋介石合作,而以调和为主要行动。冯的调停不是一般敷衍,而是劳心尽瘁,始终如一,且以实力作后盾,因而收到了极大功效,在宁汉合流的历史上抹上重重一笔。
        当然,冯玉祥的重要地位在宁汉双方分裂一开始就已被双方所重视。1927年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在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的同时,即分别任命蒋介石和冯玉祥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将冯与蒋并列,可见冯地位之重要。武汉国民政府几乎将全部希望都押在冯玉祥身上。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西安政治分会成立,以冯为主席。6月12日又组织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杨明轩等11人为委员,以冯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政务。另以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将河南及西北的党政军大权归冯一人独揽。又将冯部扩大为七个方面军,号称五十万,以于右任等为各方面军总司令。时冯玉祥的国民党党龄不过一年有余,而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并曾任党政临时联席会议主席的徐谦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中常委顾孟余等均屈居冯下,可见武汉国民政府的委曲求全以及其所标榜的“提高党权”运动不过画皮而已。武汉政府送官、送地盘给冯,蒋介石则送钱。冯部长期困守西北不毛之地,忍饥挨饿。蒋介石每月赠冯军费200万元,恰是雪中送炭,使冯大喜过望,政治天平岂能不倾斜?
        蒋、冯虽然素不相识,但蒋冯之间的联系早在冯玉祥出兵潼关之前即已开始,其中间人为曾在北京政变期间与冯过从甚密、深得冯信任的李烈钧。蒋派私人代表彭程万长驻冯部,为蒋做与冯亲密工作。因此在“四一二”前两天,4月10日,冯在给徐谦的专电中称颂蒋介石是“革命中坚分子,党国前途,同深利赖!”5月6日冯在给刘郁芬电中还说“宁汉发生隔阂,仅系一二人间之误会,与国民党共产党联合问题毫无影响”。5月10日在潼关会议上,他表示不赞成“倒蒋”的口号和张贴“倒蒋”的标语。他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
        另外,蒋同阎、奉之间的联系可能也促使冯向蒋介石靠拢。“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蒋高人之处,人谓:蒋介石政治权术炉火纯青,远超过其军事战术。国民党最早是通过李大钊同阎锡山联系,推动其参加国民革命。而阎则早于1926年12月初就同蒋介石建立了直接联系。1927年1月31日,蒋介石呈请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3月11日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督办的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5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国民政府委员。6月6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蒋介石派代表彭凌霄参加(13)。4月下旬,武汉政府曾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但阎已不感兴趣。阎未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即说明阎已决心倒向蒋介石一方。阎锡山并企图组织晋奉宁三角联盟,他多次指使其驻北京代表,劝说张作霖和各方妥协,“一致讨赤”。6月8日,阎锡山派政务处长兼警察厅长南桂馨赴北京,与张作霖直接磋商三角同盟事。晋奉勾结在先,宁奉谈判在后。7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派何成濬到北京,与杨宇霆、韩麟春等谈判,谋求妥协,协议虽未达成,战事却告停顿(14)。晋、奉都是冯玉祥的敌家,阎锡山虽已归顺南京,冯玉祥却不能不有所警惕,客观上,这些也是冯倾向南京国民政府的因素之一。
        无论从冯玉祥的思想上,还是就当时客观形势而言,冯都极愿将宁汉双方拉在一起,而宁汉双方恰恰又都向冯大献其媚、冯乐得其成,于是开始了他的历史性调和工作。
        以冯玉祥为主角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是宁汉双方力量消长和双方合流进程中的转折点。
        此前武汉国民政府不了解冯蒋联系的情况,急于拉冯反蒋。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移樽就教,派汪精卫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亲赴郑州与冯会商,并先期派邓演达到潼关相迎。郑州会议于6月10日举行,参加者武汉方面有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余、孙科、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等,西北方面有冯玉祥、于右任、鹿钟麟等。会上议决,陕、甘、豫三省均归冯管辖,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以孙元良、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任总指挥,总兵力达四五十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会上,汉方交口一词,赞扬冯玉祥打出潼关,对北伐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就是谴责蒋介石军事独裁,目无国民政府,以及共产党借国共合作之名搞阶级斗争,破坏社会秩序。在对工农群众运动方面,冯与武汉有同感,因其在陕西时即不满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幼稚”做法。因此可以说在郑州会议上,冯已与武汉国民党在反共方面达成共识。冯没有支持汉方的反蒋情绪,而提出要在“共同反共”的立场上来调和宁汉双方,只是未商得具体办法,由冯酌办(15)。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三次电蒋,愿与蒋会谈。6月14日冯玉祥电蒋介石,为徐谦、唐生智、于右任等辩明绝未加入共产党,电中说道:“目前唐孟潇(生智)同志南返,临别与弟郑重表示,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均嘱弟转达。”(16)是为转环之始。6月19日,蒋冯在徐州相会,蒋立即赠银50万元犒军,并决定每月接济冯部军饷200万元。21日、22日徐州会议两天,议题八项,主要为对付共产党,继续北伐,武汉国民政府问题等。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偕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等专程到徐参加。会议确定,蒋冯联合北伐:第一步先肃清革命军境内;第二步“北伐”:津浦线作战以靳云鹗、陈调元军为主力;京汉线作战以冯玉祥军为主力;另由阎锡山军出正太路。对反共问题,双方亦达成一致,胡汉民称:“共产党欲藉寄生我党来支配我国”,“毁灭吾党实力”,冯表示对此“极能了解”(17)。冯玉祥明确提出“宁汉合一”,并尽量将郑州会议中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唐生智、何键的谈话转述,表示武汉也会反共。并由吴稚晖代冯起草致武汉国民政府电(由冯修改)。电文说,工农运动“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不良分子“擅行威权,杀人越货”,“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鲍顾问既经解职,亟宜设法使鲍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以上是复述了冯玉祥在郑州会议时分头与汪精卫等人晤谈时的意见。电文接着说,“抵徐后,已尽情与宁来诸同志披陈;而宁方同志闻之,无不悲喜交集,一致欢迎”,现在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敢请汪、谭、孙、唐、徐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18)。冯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19)这个电报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确实几等于最后通牒。蒋、冯还联名通电全国,宣布: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武汉反共已成定局,蒋冯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以上就是宁汉最终合流的全部原因。
        冯玉祥的电报和徐州会议确实对武汉国民政府产生了巨大威慑力。6月27日,武汉政府根据冯玉祥驱逐共产党的提议,决定让步:一、解散工人纠察队;二、逼农政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长苏兆征辞职;三、停止宣传工作。至于党务问题及对鲍罗廷等苏俄顾问解雇问题,留待下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讨论。又决定如冯玉祥不满意而诉诸武力压迫,则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程潜、张发奎、李品仙等之军力防御之。足见武汉政府之恐惧。6月28日,湖北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械弹交武汉政府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李品仙又下令解散劳动童子团。6月29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对官兵发出反共训令,要求武汉中央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宣称“此而不去,祸将不堪”。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中共党员谭平山称病辞职。
        此后,冯玉祥调停宁汉之争更是不遗余力,几乎是三日一电、五日一文,或致汉、或致宁或通告全国。徐州会议后,冯返河南,又单独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同志书,公开宣称,要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要苏联人“急速自行退去”;并称“全国并无阶级可分,斗争者何?否则必演成民与民间之仇杀,使社会大乱而后已!”6月30日又发劝告宁汉两方电报,呼吁速息内争,共同“北伐”,电文称宁汉纷争是“螳螂相争,燕雀在后”;敦请双方“暂止阋墙之衅,共筹御侮之谋”(20)。7月12日,冯玉祥再次分电南京、武汉国民政府竭力调停,且措词严厉,要求双方“化除意见,努力北伐”,并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21)。14日,又会同徐谦、孔祥熙,通电提议在开封召集紧急会议,“所有本党领袖,除共产党跨党者外,宜共同集合,专讨论党的问题”,“会议所公认负咎之人均服从决议,各自下野”。宁方首先表现出合流的愿望,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汉方的分共行动已开始了(“七一五”事变)。7月18日,胡汉民、吴稚晖、钮永建复电冯玉祥,赞成携手反共,惟对武汉方倒蒋表示不满,称汪要“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22)。冯接电后,于22日再发电文,分致宁汉双方及其他要人,提出四点办法:一、“武汉所定分共产党,解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二、统一国民党中央,“或按原议,政、党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三、“各领袖在开封开一预备会,决定此次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四、“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23)。7月24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联名致电冯玉祥赞同反共,但称反共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并非迫于宁方的压力,且分共及解除鲍罗廷职,均已实行;中央迁都南京,3月份早已决定;中央会议应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故不宜召开开封会议;如有和平统一办法,宁汉自不必出于一战。汪精卫并另电冯玉祥,称他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但“政府法统必以死争”。
        至此,可以说,宁汉合流大趋势已定,政治方向上已无大分歧,所争者“正统”而已。
        汪精卫集团因在反共方面已经输给了南京国民政府,加以难以解决严重的财经困难,因此想以打“东征讨蒋”的旗号走出困境。于是唐生智挥军东进,并不无滑稽地通电称“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此种形势下,南京政府又起风波。先是奉系趁机反攻,蒋介石在徐州吃了北伐以来最大一次败仗,全军撤守长江以南;接着桂系企图联汪排蒋,迫使蒋辞职下野。蒋介石下野后,汉方失去了攻击的目标,宁汉合流的进程随之加快。冯玉祥、李济深、黄绍竑相继通电,要求宁汉双方“消除分裂”,“一致对外”;冯并斥责双方“操同室之戈,徒使敌人张目”。8月16日,李宗仁致电汪精卫并派人赴汉口迎汪赴宁。8月17日和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召开会议,正式通过迁都宣言,并撤销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人开除党籍的处分(24)。但汉方仍以正统自居,会议以党政名义联合发表声明,称“蒋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强调要“以党治军”。并决定要于9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政治问题。8月2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程潜、顾孟余等汉方要员前往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面商,并电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前来参加会议。宁方因此时面临蒋介石下野所造成的政府危机和孙传芳大兵压境的威胁,急于实现同汉方妥协,遂推李宗仁为代表,于22日乘兵舰到九江赴会。冯玉祥也派刘骥为代表赴会。22日晚,李宗仁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在九江举行会议。李宗仁首先代表宁方欢迎武汉诸人到南京,以求得党政统一。李宗仁并要求武汉东征军止于安庆。但唐生智坚持先占芜湖,再北进津浦,“共同御敌”。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协议:一、武汉国民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二、9月15日开二届四中全会;三、谭延闿、孙科先期赴宁(25)。至此,可说宁汉合作初步形成。
        宁汉合流,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最先是宁沪合作。
        蒋介石的清党反共使西山会议派得以东山再起。1927年春,邹鲁不失时机地提出与宁方合作清党的问题。西山派并提出粤(指广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沪两方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施行职权及沪、粤两方举出同等人数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四项办法。蒋介石对西山派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查封了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的中央党部;一方面又让林森、石瑛、沈定一等人参与清党工作。6月7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恢复了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人党籍。7月7日,西山会议派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与南京国民党中央协商统一及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事项,并推张继等与南京方面接触会商。西山派并曾派代表与武汉方面接触,以曾向宁方提出的各项合作办法提出与汪协商,但未获汪同意。理由是,汉方只能接受西山派个人,而不能接受其整个组织。汪精卫无论对宁对沪都以正统自居,激起宁方和西山会议派的强烈反感,于是二者联合起来倒汪。8月21日,张继通电要求汪精卫“暂避要路”。西山派是国民党的元老派,资历深。当宁汉合流进入关键阶段,双方都想拉西山派为己所用,所以沉寂多时的西山派又活跃起来。该派中坚人物许崇智在沪寓所“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西山派本自称是反共先知先觉者,此时更与胡汉民等同声相应,抵制汪派。尽管宁沪一直并未达成任何组织上的协议,但宁沪政治上的合作已先期形成。特别是宁汉缓和后,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孙传芳军,取得8月29日至9月2日的龙潭大捷,南京转危为安,于是宁方的腰杆也强硬起来。只是汪精卫在赴宁前,对这一局势的微妙变化似尚蒙在鼓里。而唐生智拒不赴会,已是他后来反对特委会的先兆。
        自9月5日始,宁、汉、沪三方的合流进入最后阶段,即多方反复协商、激烈争论和讨价还价阶段,其最终结果就是熔三方于一炉的“特别委员会”的产生。
        按九江协议,谭延闿、孙科先期赴宁。谭、孙到宁后,很快即与胡汉民和桂系站到一起。桂系又利用程潜与唐生智的矛盾,相约帮助他对抗唐生智,于是程潜也站到宁方。桂系又通过程潜秘密地将朱培德及其第三军拉到宁方一边。自认是文弱书生的汪精卫对这些变化全然不晓。
        9月5日,汪精卫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抵达南京。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汪仍然鼓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决定党国大计,但实则其计难售。胡汉民坚持反对汪精卫的立场,认汪等为“卖党罪人”。
        汪精卫在反共问题上输给了南京方面,为了在宁、汉、沪合流中免受攻击和保住正统地位,汪精卫集团自7月15日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后,其反共行动已迅速升级,后来居上。7月19日宣布在军队中取缔共产党;8月5日,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宣布共产党的所谓“罪状”,大捕共产党,枪杀多人;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定清查共产党员办法:著名之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有共产党嫌疑者,限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共;不声明脱离共产党之CP分子以“反革命”论。并下令通缉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人。8月10日又下令通缉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共产党人。8月30日,湖北省政府镇反委员会成立,由省政府和卫戍司令部等单位组织,并组织挨户团清查户口,派兵驻守学校,对职员、学生和工人实行连保连坐等(26)。但汉方这些反共行动却未能换得宁、沪方的喝彩或谅解。汪精卫抵宁当日,大街上遍贴反汪的无署名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
        9月7日,专程赴沪邀请胡汉民来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的谭延闿、孙科返宁,告知汪精卫:胡汉民坚持不与汪合作,坚决反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8日,南京方面李宗仁提出:如欲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中委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可让宁汉合作(27)。汪不得不决定亲自赴沪邀胡汉民商谈。9月9日,汪精卫偕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及宁方李宗仁等同到上海,但胡汉民、吴稚晖闭门谢客,避而不见。张静江则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武汉方面所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是联共会议,也是非法的。又称汪精卫根本无资格和理由召开四中全会。蔡元培、李石曾和西山会议派张继、许崇智等也同样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后者向汪精卫提出组织“特别委员会”,熔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于一炉,以实现三派的合作。9月10日,汪精卫等电奉化,邀蒋赴沪“会商党国大计”,未得蒋的回应。国民党三巨头蒋、汪、胡中的蒋、胡二人及汉方军事实力人物唐生智等均未参加此次三方合流会议,是为合流的隐患。汪精卫为迁就沪方,提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但仍遭沪方反对,汪只好同意在上海召开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
        9月11日,国民党汉、宁、沪三方中央要员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召开谈话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烈钧、褚民谊、李宗仁、程潜、张静江、蔡元培、杨树庄、李石曾、于右任、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居正等21人出席,胡汉民、蒋介石、吴稚晖、陈公博、顾孟余等拒不出席。会议连开三日,辩论激烈。11日会上,汪精卫所提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再次遭到宁方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众人的反对。孙科提出折衷办法,即避开三、四两次全会之争,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以使合作成功。孙科提议得到三方赞成,获得通过。综合三天会议,大致有两方面决定,一是党务和政府问题(统一及改组),一是人员组织名单。关于党务和政府方面: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作为行使党务政治之最高机关;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一俟特委会成立,即停止行使职权,并将其各自职权委托特别委员会行使。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面各推委员6人、候补委员3人及共推委员14人合组之。总计委员32人,候补委员9人。三、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别委员会另选国民政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部部长;同时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暂时撤销。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于三个月内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纠纷。代表大会最迟于1928年1月1日召开。五、推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统一宣言。因宁沪两方否认三月间武汉召开之三中全会为合法,遂改四中全会为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
        关于特别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沪方(西山会议派)推出林森、邹鲁、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6人,候补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宁方推出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枢、李烈钧6人,候补叶楚伧、褚民谊、缪斌;汉方推出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6人,候补顾孟余、甘乃光、陈公博;另三方公推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等14人为委员。另外三方公推特别委员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监察委员会职权。
        上海谈话会确立了宁、汉、沪三方对等平分的架构,从而打破了汉方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宁沪合作对汉方的胜利。汪精卫在会上处于受指责地位,而其昔日政敌西山会议派则卷土重来,占据要职,汪不免大感失落。谈话会结束当日,汪与汉方诸人磋商后,自感木已成舟,无力回天,于当日夜潜赴九江,行前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28)。汪派主要人员徐谦、顾孟余、陈公博也相继声明引退。
        9月15日,宁、汉两方在南京宁方中央党部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在中山陵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上海谈话会所拟定的各项议案及人选名单,正式通过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对汪精卫自请处分案,决定应无庸议。并决定劝汪、蒋及胡汉民等速出任事。执监委临时会议还重申了武汉中央已经决定的对二届中执监委中隶共产党籍的谭平山、毛泽东、高语罕等16人予以除名案;决定开除“附逆有据”之彭泽民、邓演达党籍;徐谦、陈公博、谢晋、詹大悲、邓懋修有无“附逆”嫌疑,交中监委审查;恢复王宠惠党籍。
        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宣言通告:“从前峙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
        特委会成立后,先后于16日、17日、19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综合众多决议案,主要有如下三端:
        一、发表修正后之国民党宣言。
        二、改组中央党部及政府机构。
        (一)中央党部设秘书组及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海外八部;
        (二)国民政府改设内政、外交、财政、司法、农工、实业、交通七部及大学院与军事委员会;
        (三)设置监察院;
        (四)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权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限10月1日前取消;
        (五)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立即合并于新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立即移交。
        三、推定党政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一)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为汪精卫、蔡元培、谢持,秘书长为叶楚伧;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主任一人)。组织为汪精卫、陈树人、谢持等八人;宣传为戴季陶、顾孟余、胡汉民等八人;工人为陈公博、居正等四人;农民为甘乃光、陈果夫等五人;商民为褚民谊等五人;青年为傅汝霖、邹鲁等四人;妇女为何香凝、陈璧君等六人;海外为邓泽如、林森等四人。
        (二)推丁惟汾、于右任、王伯群、王宠惠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五人为常务委员。
        (三)推于右任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何应钦、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程潜、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等14人为主席团成员。
        (四)通过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各部部长名单。
        9月20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所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宣誓就职,并在小营阅兵。同日,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宣布六项施政纲领:(一)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二)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三)肃清共产党;(四)建设革命秩序,厉行革命纪律;(五)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建设国家资本; (六)扫除文武官吏贪污腐败积习(29)。
        至此,宁汉合流成立,国民党获得了暂时的组织上统一,但因汪的引退以及唐生智野心未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酝酿之中。
        首先出来与特委会作对的是汪精卫。9月21日,他同唐生智一道返回汉口,次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宣布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违反党章,不能承认;它的党务、政治决议不承认为有效(30)。接着湖北、江苏、浙江、南京、武汉等省市党部纷纷通电,否认特委会。宁汉再次对立。
        武汉政治分会由唐生智、顾孟余、孔庚、陈公博、邓寿荃五名“常委”主持工作。汪精卫躲在庐山牯岭静观形势。10月初,南京孙科上山找汪,要求取消武汉政治分会,并请汪劝唐生智北伐。汪以召开四中全会为先决条件,北伐问题可找唐商量。10月10日,汪孙同到武汉与唐生智商谈结果是:召开四中全会恢复中常会,取消特委。孙科携此方案回宁,遭到桂系和西山派的反对。10月20日,李宗仁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唐令,列举唐生智勾结张作霖,把持财政,窃据湘、鄂、皖,清党后复用共产党人等罪状,并用特委会名义开除唐生智的党籍。桂系还与程潜、朱培德结成反唐阵线,又得广州李济深、黄绍竑,河南冯玉祥的支持。唐生智四面受敌,内部离心,处境不利,11月11日通电下野,东渡日本。14日,桂系占领武汉,程潜回了湖南,二次宁汉对立就此结束。
        汪精卫善于政治投机,靠唐生智不成,又于10月下旬跑到广州,依靠张发奎军再建两广基地。广东原为李济深留守,张发奎本是李济深部(第四军)一个师长,北伐中张部扩充为第二方面军,镇压南昌起义后,取得李济深同意进入广州。李济深不承认南京特别委员会,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进行活动,组织了临时军事委员会。汪系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中央委员甘乃光、何香凝等,军事将领陈铭枢、蔡廷锴等云集广州,形成粤系中央集团。汪精卫回粤后重提召开四中全会问题,由张发奎发表通电宣布:南京特别委员会不合法,应予取消;唐生智的行动系个人问题,与武汉政治分会无关,以洗清汪唐关系。10月30日,粤方中委在广州葵园开会,汪精卫、李济深、李福林、陈树人、甘乃光、陈公博等出席,会后联名发表通电,主张立即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务、政治、军事诸问题,并设立了办事机构。同日,汪等七人联名通电催促各中央委员齐聚广州开四中全会(31)。宁汉对立转为宁粤对立。
        但是宁粤双方都是矛盾重重。粤方张发奎扩充兵力引起李济深的疑虑;汪精卫与桂系对立,李济深却与桂系关系密切。宁方对粤方中央的出现也意见不一,谭延闿、孙科、吴稚晖、李石曾等主张电请粤方中委到南京来开四中全会;西山派张继、邹鲁坚决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则主张先整顿粤局,把汪精卫、张发奎排挤出广东。蒋介石则准备首先联汪反桂,宋子文秘密赴粤找汪,商讨驱逐李济深和桂系出广东事宜。在宁粤对立中,蒋汪与桂系之间、汪张(发奎)与李济深之间、汪蒋与西山派之间,逐电交驰,互相斥责,莫衷一是。后来李济深提出调和办法,宁方特委停止行使职权。粤方中委赴宁开四中全会。经双方商定先在上海开四中全会预备会。
        但是预备会未及召开,蒋介石插手又横生枝节。蒋介石下野后,于9月28日偕张群、陈诚东渡日本,先后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会见、会谈,要求其支持蒋的反共,蒋以承认日本在满洲利益为交换条件。同时在东京又与美国驻日公使秘密谈判,获得美国对蒋统一中国的支持(32)。蒋介石一行在日本活动了一个多月,找到日美政府作靠山,又定“蒋宋联姻”,于11月10日返回上海。一时身价颇高,在各派争斗中,他本可以立即复职,以收渔利。但他以准备婚事为由,等待时机。
        蒋介石返沪当天即电汪精卫来上海“晤谈党务”,并谓欲使党从破裂恢复完整,非从速举行四中全会不可(33)。汪精卫受宠若惊,立即发表谈话“声明与蒋复合”,“深信蒋为党谋幸福,现在友谊恢复,当益团结”(34)。汪不仅同意到南京开四中全会,而且还答应此前宋子文受蒋之托向汪提出的驱逐李济深、黄绍竑出广东的要求。于是,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制造了广州事变,原来协议到上海开预备会的计划被搁置。
        汪、张策划广州事变,先是张发奎将第二方面军指挥权交
        给黄琪翔,自称准备出洋,于11月14日出走香港。11月15日,汪精卫与李济深同船由广州起程赴上海。同时电召在南宁的黄绍竑立即回广州。11月16日夜,黄琪翔、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李福林、朱晖日、薛岳等开会,决定发动军事政变。17日凌晨,黄琪翔指挥军队将桂系驻广州部队和陈济棠部“悉予缴械”(35)。同时包围了李济深、陈济棠、黄绍竑的住宅。一夜之间,广州街头贴满了“打倒新军阀”、 “打倒广西派”、“反对特别委员会”、“拥护汪精卫”的标语。张发奎立即由港返粤取代李济深代理军委主席,又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任命陈公博为广东省主席。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汪精卫应蒋介石之计,利用张发奎,将桂系排挤出广东。
        广州事变突如其来,在国民党各派中造成了新的混乱。桂
        系措手不及,通电求和。李济深谴责张发奎与陈公博等串通偷袭广州,实指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等则借此猛攻汪精卫。12月2日,南京方面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张、黄,指其“勾结共党,扰乱后方,阻挠北伐,背叛党国”(36)。汪精卫把筹码压在蒋介石身上,11月18日到沪当天,即与蒋在宋子文住宅会见。汪精卫对记者说:“极愿与蒋先生同时出而为党国效力。”(37)蒋介石十分得意,汪虽受多方指责,但仍可利用。否定特委会,还需要汪出面。11月25日,汪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11月17日的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无关,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特别委员会。汪本是同意成立特委会的,孙科立即指责汪自食其言,出尔反
        尔。邹鲁等发表宣言斥汪,李济深反汪尤为激烈。汪处境不利,只待蒋出来说话。12月3日,原宁粤双方商定的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李济深、何香凝、李宗仁、张静江等29人出席会议。会上、对广州事变及处置方针发生争论,蒋介石以公见调和者角色,力劝各方,“捐弃成见”,对缓和矛盾起了重要作用。汪精卫从解决当务之急的军事问题为题,提出请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38)。李宗仁虽对此不满,但这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多次通电拥蒋复职,也只好同意。预备会决议蒋复总司令职,并决定由蒋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从而东山再起。12月13日,蒋向记者发表谈话,强调一致反共,为广州事变圆场。并佯称“我在党内是一个后辈,一切都遵从前辈同志的意志,希望前辈同志团结起来做后辈模范”(39)。
        蒋介石与西山会议派本有宿怨,又眼见他们在特委会中自诩正统、觊觎党权,不能不加以惩戒。为了打击西山派,蒋一手制造了“一一·二二”血案。1927年11月22日,南京召开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忽然一个穿西装的人放了一枪,随之军警开枪乱射,民众死伤数十人。惨案发生后,街头出现打倒谢持、邹鲁的标语,并有人抬尸游行、声讨西山会议派。邹鲁等西山派人士要求惩办凶手,查清原委。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则说:“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实党内之争,为人所乘,拿办愈加纠纷。”(40)西山派无可奈何,且成为众矢之的,也为蒋控制中央党权排除了一个障碍。
        蒋汪一唱一和,实则貌合神离,汪更是蒋的权力障碍。国民党内新老右派一直以汪精卫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而责汪。事有巧合,12月11日,中共广东区委利用广州事变后兵力空虚之机,发动了广州起义。李宗仁、吴稚晖等抓住“广州暴动”猛攻汪精卫,硬说张发奎、黄琪翔是“共产党”,与共产党演双簧戏。汪精卫在舆论重压下不敢出门。13日,他在报纸上公布了陈公博反共密电数件,声言“张发奎正和共产党作殊死战,那些以勾结共产党诬张发奎等并以诬我们的是绝对的不确”(41)。并一再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以示清白。蒋介石一面鼓动张发奎与广州各军合作镇压广州起义;一面保护汪派,说张发奎不是共产党,只是对事变要负责任,他掩盖了自己,态度超然。但对汪的围攻仍然不止。吴稚晖以“两个旧电报”为文,讥讽汪为“党纪先生”,玩弄正统“党纪”的把戏(42)。有消息说白崇禧已秘密布置暗杀汪精卫。蒋劝汪回避,汪不得不于12月17日通电引退,出走欧洲。
        汪精卫被蒋放走,使反汪派的目的落了空,胡汉民派邓泽如、古应芬等以国民政府特派员名义提出查扣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汪派人士。但汪走后,蒋介石已秘密布置上海卫戍司令部将他们监护起来,对胡汉民提出的公开查办的要求,不仅置之不理,反而通电留陈公博等人出席四中全会。胡汉民十分气愤,拒绝出席四中全会,随后,即同孙科、伍朝枢赴欧游历去了。蒋介石复总司令职后,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通过精心设计,打击了西山派,放走了汪精卫,挤走了胡汉民,为自己独揽大权铺平了道路。
        蒋介石把二届四中全会当作确立他党内独尊地位的关键一步。原通知1928年1月1日在南京开会,但各地党部仍有不少人反对。奉、直、苏、鲁、豫、皖、浙、闽、粤、桂、湘、鄂、赣等十三省党部1 381名党员联名通电,提出“以武汉之中央为中央”;驱逐已经开除党籍的西山会议派;制裁蒋介石私立南京中央;恢复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各级党部等共十三项要求。蒋介石为变被动为主动,迅速于1月4日和5日连续发表通电和通知,表示务使会议开成,党基重建,请各中委迅即移驾前来,一俟到京委员满法定人数即正式开会(43)。7日,由谭延闿主持召开中常会,宣布中央党部取代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式恢复办公,并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四人中委职务,不得出席四中全会。根据二届中执委人数(正式36名,候补24名,共60名,其中共产党员15名),至少有31人参加会才够法定人数,但迟迟凑不够数。遂派人去上海,劝说在沪中执委来宁参加会议。
        四中全会于2月3日开幕,2月7日结束。会议出席者有陈树人、丁超五、白云梯、朱霁青、朱培德、王乐平、何香凝、经亨颐、黄实、谭延闿、于右任、褚民谊、陈肇英、宋子文、王法勤、缪斌、丁惟汾、何应钦、蒋中正、李烈钧、周启刚、柏文蔚和戴季陶。列席者有潘云超、张人杰、蔡元培、李宗仁、邵力子、郭春涛、李石曾和陈果夫。出席和列席者共三十一人,刚够法定人数。蒋介石为会议制定了“清共”和“整党”的基调,他在开幕词中说:“想实现总理的主义和政策”,“惟一的方法,就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我们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和方法。”(44)会前,由丁惟汾、陈果夫、蒋中正三人提出一个《关于整理党务的提案》,会议以党务问题为中心,通过决议案25件,其他还有政治军事决议案。
        党务方面:决议各级地方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在《改组中央党部案》、《政治委员会改组案》中,确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下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这四处是粤、桂、冯、阎四大军事集团中心,设立政治分会,既给这些地方实力派一定权力作为安抚, 同时,又可用党统一的名义加以控制。《整饬党纪之方法案》规定: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自行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下级党部必须绝对执行上级党部之决议及命令”(45)。企图以此解决国民党涣散和四分五裂的局面。
        会议还决议开除中执监委内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有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陈独秀等15人。凡与联俄容共有关的决议一律取消。凡因反共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并通过《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要从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四个方面进行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以国民党中央全会名义通过“反共”决议案,此为首例。
        会议设立的中央党部,有常委九人,暂推蒋介石、谭延闿 、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五人,留下四名待胡汉民归国补齐,汪精卫被排除。设中央政治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蒋还兼组织部长(陈果夫代),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维汾任训练部长。蒋介石基本上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
        政治军事方面: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等十三个决议案。主要有:第一,“以党统政”,“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监督,掌握全国政务”。国民政府设委员49人,由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五人任国民政府常委、谭延闿为政府主席。第二,改定军事系统,暂以军为单位,待全国大定,即以师为单位。设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交国民政府特任之,以一人为主席。《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又规定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当然又是蒋介石。
        二届四中全会是国民党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以来,经过宁、汉、沪三方对峙分裂,蒋、汪、胡以及地方实力派的明争暗斗,历时半年有余,最后由蒋介石派以中央全会的名义达到了暂时的统一,它为建立蒋介石集团在全国的统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