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回奉的专车在皇姑屯附近的南满、京奉铁路交叉处,被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抬回帅府后身亡。
        炸死张作霖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的阴谋。当时在旅顺设有关东军司令部,在满铁附属地内驻有关东军守备队。按规定,关东军平时只能在附属地内活动,满铁沿线发生紧急事态时,由领事向关东军司令官提出派兵要求,关东军才可以向附属地以外出动。关东军企图除掉张作霖,以引起东北局势混乱,然后,趁混乱之机出兵,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举占领中国东北。东北当局洞悉日本的阴谋,列车爆炸案发生后,采取了谨慎克制的态度,关东军没有得到机会。6月5日,日军又制造了京奉路停车事件,奉军兵车五节在锦州榆关之间的东新车站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停车。6月10日,“宗社党的一伙人,若月、吉田等浪人蠢动,晚间十时左右,向五六个地方(商埠地带)投掷炸弹”①。6月16日,日军18 000人在奉天城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归途中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仍企图制造出兵的借口。关东军蠢蠢欲动,造成了东北紧张的局势。
        此时, 日本国内是保守派政党政友会执政。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是日本前陆军大臣,得到日本军部的支持,1927年4月20日,出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奉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对华政策。一上台即召集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关东军司令部、驻华公使馆领事馆等方面的有关人员,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制定对华根本政策的东方会议。会议议决对中国东北的政策是:“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考虑”,“在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②这一方针表明日本将要顽固地维持其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面对国民政府北伐奉鲁的军事行动,日本试图予以阻止。蒋介石下令北伐还不到两星期,日本即于4月19日迫不及待地下令第二次出兵山东。5月3日,攻击进入济南的北伐军,制造了“济南惨案”,5月4日,派飞机轰炸济南北伐军总司令部,5月5日,得悉济南中国军队回避日本干涉渡河北伐消息后,日军派飞机10余架轰炸,还用大炮轰击已经渡过黄河的北伐军。日本企图以此破坏国民政府的北伐,延续奉鲁军阀在北方的统治。
        日本出兵阻止北伐的阴谋破产后,意识到奉张无力抵御北伐军,东北必将受到国民政府北伐的影响,便于5月16日作出决定,“若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时,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但若只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可不解除武装”③。5月18日,上海日本领事矢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递交了日本觉书,表明日本的立场:“目下观战乱情形,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方面亦将有蒙其影响之虞。缘以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最为重要,如淆乱该地方治安,或者造成淆乱原因之事情发生,我国政府应须极力阻止之。故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④,同时对将要采取的措施作了说明:一、奉军不战而退,准许出关;二、奉军战败而退,则须先缴械,方准出关;三、奉军无论是不战而退,还是战败而退,都不许北伐军追击。为了贯彻上述意图,5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给关东军下达密令:一、驻屯满洲各地部队立即向奉天移动;二、由济南撤到大连的外山旅团,改赴奉天;三、驻满洲日军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劲旅向锦州、义州、山海关、朝阳镇担任奉军警戒;五、维持新民屯与新家屯的治安⑤。
        日本的种种举措表明,为维持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日本将阻止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一行动,尤其是武力统一,不惜发生冲突。
        对于日本的意图,国民政府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7年秋蒋介石下野东渡寻求日本支持时,田中即告诫他不要急于北伐。蒋在日记中记述道:“中日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统一。”⑥有鉴于此,对于日本的挑衅,国民政府小心应付,力避冲突。5月9日,当张作霖发出息争通电后,蒋介石即考虑以政治手段解决与东北的统一问题,5月12日,蒋密电谭延闿表示:“北方宣布停战,如其果确,则中正以为可允其全部集结关外,以固东北国防。至一切国是,当俟国民会议解决,并允奉方参加国民会议,即唯一条件,要求奉鲁军退至关外。”⑦5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讨论答复日本5月18日的觉书时,决定向日本表示:“若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⑧。国民政府的要员们清楚,即使出兵东北,因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除非有和日本一战的决心,否则在东北必遭日军的干涉,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为避免日本干涉,国民政府已有政治解决东北问题的腹案。
        政治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张学良。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生于1901年6月4日。七八岁时,父亲为他请塾师讲授四书五经。1916年父亲又给他请了英文教员,让他学英文。以后他每天去奉天青年会学英文,也学一些国际知识和西方习俗,开始接触欧美文化。1917年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很多新派人物。父亲一心要把张学良培养成为文武全才的人物,1919年又让他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在讲武堂他结识了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教官郭松龄。郭松龄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对张学良以后的政治生涯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讲武堂毕业后,1919年1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天暂编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从此步入军界。1920年10月任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22年直奉战争时立下战功,开始成为张作霖的得力助手。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第三军军长。翌年4月晋升为陆军中将。1926年3月任奉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成为统兵大员。1927年3月,率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南下,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但是,他对北伐军并无恶感,奉军由郑州北撤时,他保存了军火库,不炸黄河大桥,同时留下一封信表示对北伐军并无敌意。1928年春,与杨宇霆统率奉军主力三、四方面军在京汉线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作战。
        张学良时代的东北是日本人的天下, 日军和日侨在东北各地横行霸道,中国人则忍气吞声,包括其父张作霖也得仰日人鼻息。张学良自小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亲见日人的暴行,痛恨日本的侵略,感觉自己的国家太弱了,渴望祖国统一富强,产生了抗日的决心。在跟随父亲驰骋疆场的过程中,开始觉醒,“反对父亲打内战”,认为“老百姓受这么大苦,都是我们这个内战搞出来的”⑨。
        面对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战争之初,张学良即主张罢兵议和。他在河南前线致电周大文、胡若愚,要他们在安国军大元帅府酝酿停战空气;并密派危道丰南下联络。4月21日,冯玉祥军陷济宁;5月1日,蒋介石军占济南;军事形势紧张,京津震动。张学良又派葛光庭去上海,会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何成浚,谋求议和。何表示蒋是以总理遗教定国,决无对人问题,只要皈依三民主义,决不追究既往。要葛光庭电张学良,迅让京津,退守滦河东岸,徐图善后⑩。此时军事形势愈加不利。张学良乃将奉军主力撤到保定。未几,济南惨案发生,奉系新派懔于阖墙御侮之旨,都主张与国民政府妥协。张学良从前线回京,让郑谦起草复上海总商会的息争电稿,并力劝张作霖停战息争。5月9日,张作霖乃发出息争通电。息争通电发出后,张学良连电上海的葛光庭,令其敦促何成浚北上,并表示愿意和平退出京津。何因前线军事吃紧,商明蒋介石后,派孔繁蔚、尹扶林为代表随葛北上。5月30日,孔、尹等人到京,即刻与张学良、杨宇霆接洽,双方很快达成奉军退往榆关,国民政府和平接收京津的协议。由此国民政府分别于6月8日、6月14日和平地接收了北京、天津两大城市。
        6月4日,张学良获悉父亲被炸的消息后,立即从北京赶到滦州,布置军队的撤退工作。6月17日,将军务交付杨宇霆,自己化装成伙夫,在卫队营长崔成义的护送下,混在运兵车里,6月18日潜回奉天。6月20日,发表就任奉天军务督办的通电。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从此主政东北,时年27岁。
        摆在年轻的张学良面前的东北何去何从,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路是靠拢国民政府,接受国民政府的建议,改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促成国家统一。另一条路是靠拢日本,在日本的支持下,保境安民,继续张作霖时代的半独立状态。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也就是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与国民政府统一,抵御日本的侵略;要么在日本的保护下,抗拒国民政府的统一。
        张学良内心是拥护统一的。他说:“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统一和富强,不是因为父亲的死才引起的,只是因为那件事,促使我抗日的决心更坚定了。”(11)6月20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的当天,张学良即发表《致奉省各县父老宣言》,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绝不轻言战事。7月1日,又致电北平的蒋、冯、阎和南京的谭延闿、李烈钧等人,表示绝无妨碍统一之意,已令前方军队从事撤退,希望国民政府同时收束军事,速开国民会议,以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7月2日,派前奉天省长王树翰、司令邢士廉、总监米春霖、参谋徐祖贻为代表,前往北平商谈易帜问题。
        张学良主张统一,但并不鲁莽行事。他深知日本对东北的态度和在东北的势力。也知道自己主政伊始,权威未树,根基未稳。为了东北政局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就职后首先采取了稳定日本的策略。就职宣言中表示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诚恳的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务达共存共荣。6月9日下午,张学良派参谋长臧式毅礼节性拜访关东军司令村冈和参谋长斋藤,通告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之事。6月24日,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来访时,张学良表示希望日本今后继续给予支持。
        日本方面,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对张学良主政东北给予了支持的态度。当时能主政东北的有三个人选,即张作相、杨宇霆、张学良。关东军认为吉林督军张作相是铺设吉会铁路最顽固的反对者,应予除外;杨宇霆和张学良虽然都是新派人物,且有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的可能,但是如果从两人中选择的话,实权人物杨宇霆曾顽固地反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筑路计划,而且为人狡诈,难以控制;张学良的对日态度尚是一张白纸,且年轻容易驾驭,较为适宜。6月21日,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表示愿给张学良以全力支持。6月23日,秉承首相田中义一的旨意再次访问张学良,转述说:田中首相对年轻的张学良怀有恻隐的深情,抱有父子般的情义,将一定给予亲族般的支持(12)。日本企图利用张学良的年轻,施以恩惠,进行笼络,防止他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以维护东北地区的特殊属性,进而完成张作霖时代遗留的各项悬案。
        国民政府方面,在和平接收京、津的过程中,与张学良已经有所联系,有所认识。张作霖被炸、张学良主政东北,意味着和平统一东北的大门进一步敞开。6月27日,主持京津地区的阎锡山派于珍、邢士廉赴奉天劝导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派特使祈暄到奉天与张学良晤谈。在得到张学良赞同三民主义的确切信息后,7月3日,蒋介石对记者谈话,公开表示:东三省问题务希和平解决。同一天,国民政府将处理东三省的原则电告张学良等人,内容为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以公正办法处理三省政务军事(13)。
        经过特使往还等多渠道的联系,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很快达成共识。此后双方进一步磋商统一的条件。
        7月9日,张学良所派代表王树翰等人抵天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明了奉方的条件:一、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二、东三省成立政治分会,张学良任主席;三、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分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四、所有军权暂由原人统率。7月10日,蒋介石在碧云寺接见王树翰等人时表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14)。张学良派出代表到北平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向奉天派出了代表。7月14日,国民政府的代表刘光、张同礼到奉天会晤张学良,协商东北易帜问题,刘光提出: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张学良表示上述要求均能办到。但国民政府方面须解决四个问题:一、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奉方先派人到南京学习,然后再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问题,国民政府明复一电,言明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四、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暂停止,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15)。
        热河与东三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是热河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国民政府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不用担心日本的动向;联系是热河为奉系军阀汤玉麟的地盘,对热河采取军事行动势必要牵动和平统一东北的大局。考虑到热河与东北这样一层关系,国民政府令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率其直辖的第四军团和徐源泉的第六军团讨热,临之以兵,迫其归服,同时也是与张学良进行易帜谈判的一个筹码。
        张学良所提的四个条件,国民政府均予承诺。于是东北决定7月24日易帜(另外还有7月17日、7月22日两种说法),并令热河7月19日先行易帜。日本侦知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妥协活动,立即出面干涉,加以阻止。
        6月29日,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训令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命其转告张学良:“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16)张学良不理会日本的警告,继续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工作。和谈取得结果后,考虑到日本与东北的关系,7月16日下午,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时,张学良把与国民政府洽谈易帜的经过以及东北当局倾向易帜的事情见告,探听日本方面的反应。林久治郎当即提出警告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主张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同其他各国的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的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关于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我个人也要奉劝您加以阻止。”(17)总领事林久治郎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首相田中义一报告。7月18日晨,田中首相训令林久治郎:“因我方对张学良之态度从来表示过分好意,致使彼怀有日本易于应付之感。此时,一切应根据对方之态度,亦有示以强硬一面之必要。”“东三省以保境安民、观望形势为至要。至于取其形而不取其实,则实无可能。同时,如持续从来保境安民及中立之方针, 日本对巩固其地位之措施,将以同情态度充分予以考虑。此外,对南军之进入东三省或东三省内不法分子之行使武力等,日本采取决不袖手旁观之方针”(18)。该训令既有威胁也有利诱。7月19日,林久治郎根据田中的训令会见张学良,对易帜活动发出第三次警告。张学良除了答应可以继续加以考虑之外,始终未应诺日本的劝阻。7月20日,张学良偕顾问土肥原访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在奉天满铁公署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张学良强调了南北不得不妥协的形势,希望村冈理解。村冈则指责张学良“阁下在父之葬丧未毕之今日,竟欲屈服于敌,废除三省,有何面目忝为三省保安总司令”(19)。
        因日本态度强硬,关东军虎视眈眈,为避免“济南惨案”之类的事发生,张学良决定延缓易帜的时间。 日本并不满足。为了彻底打消张学良易帜的想法,阻止东三省与内地的统一,田中义一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男爵为特使,以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为名,前往奉天做说服张学良的工作。林权助由东京出发时,田中就其此行的任务作了说明,田中指示:“为促进中国之统一而牺牲我对满洲之信念,断无必要。盖多年来协助中国之统一,同时亦即在于实现我对满洲之所欲。有人认为实行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亦无所谓,但我则认为决不可行。如将满洲之事与南方政府交涉,则可能成为国际问题。”(20)
        特使林权助8月4日到奉天,5日参加张作霖的葬礼,8日在林久治郎的陪同下访问了张学良。林权助劝告:此时绝对不可南北妥协,悬挂青天白日旗,如不从日本忠告,田中已具决心,决取自由行动。张学良则以妥协乃大势所趋为由婉拒。9日,张学良携秘书王家桢赴日本总领事馆回访林权助,就东北易帜问题又发生争论。林久治郎在他1933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记述道:“九日下午两点,张学良由王家桢陪同前来回访林男爵。礼节性的问候刚一结束,我便向他讯问葬礼前尚未决定的南北妥协问题是否已经停止进行?张回答说,他准备在近期内使其实现。于是,我又向他详细陈述了国民政府外交与日本权益不能两立的理由,如果东三省的主政者想维持同我国的亲善,南北妥协是无论如何不能设想的。对于我这样的反问诘责。张学良表示,他要与国民政府合作,也要同日本继续保持亲善关系。我以事理说明这是不可能的。他竟然不予回答。于是,我又以强烈的口气警告他说,如果强行实行南北妥协,就等于无视我国的权益,也就是对我们的抗拒。他说: ‘没有办法!’仍然不肯应诺。其后就默默无语,一言不发了。我在正眼凝视着张学良的林男爵面前,连续诘问他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其间,言辞激烈时,甚至使翻译王家桢都感到为难,他仍然不肯接受。会谈中,佐藤少将虽然时而插言几句,林男爵则始终一言未发。帝国政府的意图,几乎全由我一人用最高级的措辞向他作了宣示,并强要他表明究竟是否肯予答应,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一天的会谈,就到此以破裂而告终结。”(21)日本对东北易帜的干涉行为达到高潮。当日夜,张学良召集东北保安委员会进行讨论,研究应付之策,认为有三种办法,“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22)决定暂用圆滑的办法延宕之。8月10日上午,派保安委员会委员刘哲往访林久治郎和林权助,表示东北保安会尚未作出立即实现妥协的决定,为顾全日本的体面,在三个月内不匆忙实现妥协。8月13日上午,张学良到日本领事馆与林权助话别,重申了延期三个月易帜的决定。林久治郎表示接受。延期三个月的决定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日本的阻挠做了让步,林久治郎认为是保全了林权助特使的体面,使得“老前辈得以不受什么责难,踏上归国之途了”(23);其二是意味着三个月后东北即行易帜,日本不再阻挠。
        张学良延缓易帜的举动,一度引起国民政府方面的怀疑和不满。当时北平政界揣测,“热河挂旗为阻兵之计,日本劝告为借口之谋”(24)。蒋介石在屡次催促张学良易帜没有结果后,亦流露出不满。7月25日在北京饭店召见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邢士廉,指出:易帜为东三省自主权力,不应受日本干预,三省既有诚意易帜,不应再通电公布保安制度。同时派方本仁为驻奉天代表,打探虚实;并就易帜问题与张学良做进一步的沟通。
        张学良为表示诚意,在声明延期后频频给国民政府要人打电报,进行解释。7月24日致电蒋介石,申述不能立即易帜的苦衷,说:东三省易帜不能立即实行,“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弟可誓诸天日”,如再怀疑,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7月26日,致电北平邢士廉等人,请他们转达蒋介石,“无论何时,愿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东三省一切不成问题”(25)。
        8月3日,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偕王树翰、邢士廉抵奉天,参加张作霖的葬礼。4日,张学良会见方本仁,重新解释了奉天的易帜条件。提出东北易帜须分三步骤:第一步,国民政府须停止热河、关内的军事行动,关内所有军队由国民政府收编;第二步,东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东三省人员充任;第三步,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东三省政府同意后始成立。此次所提的条件较之7月14日张学良提的条件提高了。
        如何处理热河及盘踞在关内津东地区的直鲁军残部,成了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东北易帜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张学良本意不想放弃热河,蒋介石却陈兵数万,欲武力解决热河,方振武的左路军5万余人,一度攻入热河的腹地。此时,张学良无心也无力与国民政府发生军事冲突,在政治上却占有优势。国民政府若贪小利,军事占领热河,必将损害和平统一东北的大计。蒋介石非常清楚这层关系,便把方振武左路军的行动作为与张学良进行易帜谈判的政治筹码,相机为用。张学良为保住热河,曾令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易帜,以免去蒋介石军事进攻的借口。蒋介石无心于此,对汤玉麟的易帜行动不以为意,反而还警告汤玉麟:借此谋取地盘,决不姑容。请张学良劝汤玉麟自动离职,以免引起风波。汤玉麟是张作霖的结拜弟兄,属于东北老派人物,措置不当,将影响老派人物对张学良的信心,实际上也会影响张学良的易帜行动。张学良曾计划调离汤玉麟,予以奉天省府委员或其他较高的职务,最后都没有实现。随着蒋、冯、阎、李矛盾的激化,蒋感觉占领热河与己无利,反而会壮大反蒋派的力量,于是顺水推舟,把热河作为东北易帜的条件,送给了张学良。
        盘踞津东的直鲁军残部有近5万人,2万枝枪。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到关外制造麻烦,不许张宗昌的军队出关。张宗昌的军队本来纪律就不好,此时盘踞津东地区无粮无饷,到处抢劫,形同土匪,而且与日军勾结,企图夺回直、鲁。国民政府当然也不许这样一支军队存在于关内,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所以,令白崇禧为右路军总指挥,东征讨伐。张宗昌的军队毕竟隶属于奉系,张学良不能不筹措善后。曾建议国民政府收编,蒋介石不肯,张学良只好自己解决。8月21日,张学良与张宗昌的代表直鲁军副司令褚玉璞商定直鲁军残部遣散办法:军官每人50元、士兵10元遣散费,滦河以西遣1.8万人,余部开到滦河以东,陆续裁编,留至三个旅为止。张学良发给遣散费40万元,张宗昌却毁约,不仅不遣散部队反而要求张学良任命他为黑龙江省督办。要求未遂后,又要求白崇禧改编自己的部队,条件是愿率所部出关打张学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很快与国民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合击直鲁军残部。从9月2日到21日,历时21天,歼灭了直鲁军残部。东北易帜又解决一悬案。
        为了安定东北人心,消除奉方的疑虑,加速东北易帜的进程,国民政府方面连续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10月8日,在蒋介石建议下,国民党中常会选举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6日,蒋介石请邢士廉、王树翰携亲笔密信返奉,信中蒋允诺:“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办理,东北内政由现各职员维持,概不更动。”(26)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吉、黑、热四省主席,东北易帜后即发表。
        日本政府的态度因面临各方面的压力,亦渐有缓解。9月25日,蒋介石指示即将赴日参加阅兵典礼的张群:到日后“先与田中首相约明勿干涉奉天易帜事,必使中国统一,乃可开始解决各案”(27)。所谓“各案”是指:南京事件、济南撤兵问题、关税问题、中日通商航海条约问题等等。由于日本政府奉行侵华政策,各问题的谈判均陷入僵局。11月15日,是日本新天皇的即位大典,田中很想在大典之前将上述各案以及满洲地区的悬案有所解决,对华外交取得成绩,作为对大典的献礼。各案能否如期解决,对田中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中国人民自发地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经济以很大打击,仅1928年6月和7月,日本贸易损失即达1 700万元。外交上的困境也成了日本国内反对党攻击田中内阁的材料。7月19日,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之事发生后,《朝日新闻》即发表社论,指责政府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民政党派代表向田中义一提出质询,田中虽以此事乃总领事个人劝告之事为由搪塞,民政党还是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抨击“现内阁屡次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因政府命令不彻底,致出差官吏及其他之言动,不少被误解为干涉内政之处”(28)。美国的态度也让日本不安,5月19日,美国国务卿即发表声明:不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势力的要求;对日本干预代表易帜之事给予极大的关注,8月13日,驻华公使马慕瑞去朝鲜旅行,受国民政府委托,途经奉天时借故停留一日,劝说张学良易帜。7月25日,中美关税条约签字,日本特别担心此事使自己对华交涉的地位陷入被动。
        内外交困,田中的对华强硬政策难以推行了,对东北易帜的态度也不得不有所缓和。9月19日,林权助把田中对东北易帜的软化态度经秘密渠道转达张学良:“如果维持满洲现状的话, 日本就同意你们出于不得已而和国民政府所作的一切妥协。”(29)11月6日,张学良派莫德惠前往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莫在日期间与田中谈及东北易帜问题,莫告以1929年元旦前实行易帜,田中表示此为中国内政问题,意味着他对易帜的默认。
        统一时机成熟,经过周密的准备,1928年12月29日上午7时,东北宣布易帜,奉、吉、黑、热四省同时更旗,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联名发出易帜通电,通电全文为:“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际,先大元帅赞助最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自共党横施阴谋,流毒海内,不特中外皆为疾首,即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主义亦几为之不彰。先大元帅发起讨赤之师,首先明与中山先生合作历史,词旨恳切,专注反共,本无黩武之意。5月佳(九)日又有息事通电;临终复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瞩。苦心远虑,益复昭然。现在国府诸公反共清党,与此间宗旨相同,彼此使者往来,一切真相,更加明澈;自应仰成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盼祷。”同日晨,在奉天礼堂举行易帜典礼,除日本未到外各国驻奉领事均应邀参加。张学良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张学良即席演说,他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作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30)
        12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仍冠以东北字样。任命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刘哲、方本仁、刘尚清、袁金铠、莫德惠、王树常、王树翰、沈鸿烈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为主任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为东北四省最高行政机关。任命翟文选、高纪毅、王树常、邢士廉、高维岳等11人为奉天省政府委员,翟文选为主席。任命张作相、诚允、熙洽、章启槐等11人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张作相为主席。任命常荫槐、马景桂、万国宾等11人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常荫槐为主席。任命汤玉麟、金鼎臣、梁国栋等六人为热河省政府委员,汤玉麟为主席。
        1929年1月12日,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奉、吉、黑、热四省主席及要员通电就职。易帜前的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于1928年11月1日取消,东三省保安委员会于1929年1月9日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1月29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3月29日,奉天市改称沈阳市。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冲破日本的阻力,东北毅然易帜,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时值1929年元旦,关内关外,人心振奋,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元月1日,哈尔滨大中学生集会庆贺东北易帜,高歌:青天白日满地红,贪官污吏一扫清,打倒帝国主义讲平等,同胞乐升平。对统一后的国家寄予了美好的希望。徐州举行了阅兵式、提灯游行、戏剧演出等各种庆祝活动;并宣布各机关团体自12月31日至元月6日放假七天,以示对国家统一的庆贺。
        与此相反,日本则很恼火。12月31日下午,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了张学良,表示:“限期以后实行易帜,本是预先可以想到的事情。但鉴于贵我双方的友谊,似乎事先总该打个招呼,本人一直在盼待着,但竟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令人失望。”同时警告道:“即使实现了妥协,也决不能容许对我国权益发生丝毫的危害。”提出修筑吉会、长大两铁路问题,请张学良承认。张学良初以问题复杂婉拒,继则以事与南京国民政府有关推辞。林久治郎则威胁:南北妥协固非我国所欲过问,但若用革命外交危害我国权益,“我国政府则断然不能容忍”,“贵总司令既然企图用易帜来蹂躏我国权益,即请慎加考虑,下定承担后果的决心”(31)。日本国内则哀叹:“经济余裕之张家军阀,与三民主义下之国民政府合作,可畏的劲敌飒爽的在满蒙天地登场矣。”(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