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在两湖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迁都之争。迁都之争和随后出现的恢复党权运动实质是国民党内左、右两派长时间矛盾的继续与发展,是两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1926年9月9日,当武昌尚在围城之时,蒋介石就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称:武昌克后,他将赴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18日,再次致张静江、谭延闿电,称:“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①武汉为中国中心地带,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政治中心向北迁移,势属必然,决策先机。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蒋介石到长江后,看到唐生智声势骤大,兵力已扩充至六个师,远在其他各军之上,并且控制了湖南省政府,蒋感到了对他的威胁,因此他希望国民党中央迁鄂可抑制唐生智的势力。蒋介石此时甚至转请中共及苏联顾问“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招致已经退出一军之C.P.分子回去工作”②。但当时广州国民党中央经讨论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主要怕迁到北方易受奉系威胁,认为不如先把后方各省基础巩固起来。当时中共中央则担心国民政府迁武汉后会“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此对国民政府迁汉一事也持反对态度③。
        国民政府暂不迁汉的决定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作出的。该会于10月15日开幕,28日结束,共开会12天。出席人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其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一多半。联席会议所讨论的同后来迁都之争和恢复党权运动有关的议案是迎汪案。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的权力日益膨胀。特别是7月9日北伐誓师之后,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威福日甚。左派感觉到压迫,便想借助钟馗打鬼,抬出汪精卫,以为抵制。因此自1926年5月起就不断有人提出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于中山舰事件后,被迫请“假”出国)。各省党部,如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也都通电要汪精卫归国④。广东内外迎汪空气异常浓厚,不仅在民众运动中,就是在军队中,甚至黄埔军校学生,也提出迎汪口号。群众情绪,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国民党左派也在积极进行迎汪复职运动⑤,如顾孟余、何香凝、吴玉章(共产党员)等。他们提出“恢复党权,拥汪复职”和“巩固左派与C.P.谅解合作”等口号⑥。蒋介石对迎汪运动深感疑惧,认为其目的在“倒蒋”,并猜疑幕后有共产党在操纵。“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⑦。此时,他因嫡系部队作战无能,特别是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进攻武昌失利而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斥,很怕汪精卫回来后,受到唐生智等实力派的拥戴而危及他的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共产党靠拢和求援。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说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分散国民革命势力。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总司令地位,不要赞同汪精卫回国,并邀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维经斯基)到武汉商谈⑧。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陈独秀答复胡公冕,中共赞成汪精卫回国,这样对国民党,对蒋介石有三种好处:一、武汉攻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更能增加国民政府力量;二、新归附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些人,他们与蒋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于被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断送了国民政府的民众基础。陈独秀并表示,在三个条件下赞同汪回: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⑨。有共产党保证,加以汪精卫致信蒋介石解释前事无嫌。蒋介石才于10月3日发出迎汪电。
        联席会议因近30个支部提议迎汪而通过迎汪案,但为维持汪蒋合作,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会议于10月18日议决“请汪兆铭销假案”,并决定派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李石曾等为代表,即日启程,劝汪回国⑩。
        联席会议是国民党二大以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除上述关于国民政府发展和迎汪案之外,还通过了执行党纪及肃清反动分子案、民团问题案、查办右派学生沈鸿慈案等众多议案。会议精神主要体现在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中。政纲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尊重中国主权的新条约;实行关税自主;废除苛捐杂税;扶助本国工商业,取消在华外国工业的特权;减轻佃农田租25%;禁止重利盘剥,年息最高不得超过20%;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制定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等等。这一纲领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富有民主主义精神。
        联席会议确实是发扬了国民党二大的精神,但左派的胜利只是反映在决议上。这些决议对蒋介石等人毫无约束力,正如陈独秀一个多月之后就发现:“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势力握在右派手里。”(11)
        虽然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北移,但蒋介石仍然力主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强调指出“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12)。在武汉的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张国焘等也都对唐生智表示不满,认为他一个人控制着形势,又有野心,是危险的。同时此时日本同张作霖矛盾日趋激化, 日本试图谋求与国民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广州国民政府领导人因而打消了迁都武汉可能会同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至武汉。16日,派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随员共六十多人,以调查各省党政情况的名义,先行北上,拟经江西到武汉,为迁都做准备。12月7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迁鄂通电。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能北上,甚为高兴,他在致广州电文中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13)鲍罗廷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在12月6日至7日,蒋介石在与鲍罗廷等人的会谈中仍然赞同迁都武汉,也赞同迎汪回国。
        12月10日,鲍罗廷等抵达武昌。12月13日,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先行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其成员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另外特准湖北省政府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必武)二人参加。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同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扶持和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其要点是“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⑭。两党的两个会议在日期上是如此巧合,从中共特别会议所确定的对国民党政策的要点来看,这一巧合不是没有实质性关联的。这一关联的枢纽人物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鲍罗廷认为:一、蒋介石占领江西之后的目标是东进夺取南京和上海,而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联的利益日渐疏远,而将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买办寻求妥协;二、他以灵敏的政治嗅觉预感到,蒋如攻取南京、上海,将会发动一场反共运动;三、蒋一直要建立个人军事独裁,因而成立联席会议可使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而国民党左派浓烈的迎汪复职运动,使鲍罗廷认为,反蒋时机业已成熟⑮。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以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并指定财政、外交、交通三部长,武昌、汉口二市长及武汉卫戍司令等九人为京兆区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31日抵达,原定只停留三四天,就赶赴武汉。但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出席人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林祖涵、陈公博等人,改变了中央政治会议于去年11月26日作出的迁都武汉的决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决定驻地后,再行迁移。4日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
        迁都之争几乎是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行动同时发生的。1月3日,武汉发生“江汉关惨案”。当武汉方面接到南昌通知后,都持反对态度,认为迁都武汉是既定之事,何况武汉正临外交紧张之时,又是筹款中心,岂能随意改设南昌。6日,徐谦、孙科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守秘密,以免影响武汉局势(16)。7日,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议决: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同日,南昌也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为分会委员。这一决定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但10日,武汉再开临时联席会议,陈友仁提出,如将临时联席会议改成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对外交非常不利,经讨论认为,武汉已有代表中央之机关,毋庸成立政治分会;并决定仍请南昌同志赴汉(17)。至此,可以说,武汉、南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蒋介石无可奈何,1月12日,偕加伦将军、海外部长彭泽民、宣传部长顾孟余、妇女部长何香凝等到汉口,本拟对在鄂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作迁赣的疏通工作。武汉给予蒋以盛大欢迎。但就在这一次,蒋介石与鲍罗廷两人作了面对面的交锋。在蒋抵汉当晚的欢宴会上,鲍罗廷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指责蒋的军队妨碍工农运动、欺压共产党。鲍发言后,自己即感“后怕”(18)。果然,蒋对鲍罗廷的讲话耿耿于怀。第二天,他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蒋并反击鲍罗廷是“跋扈横行”,“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⑲。两人自此背道而驰。
        15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再次议决,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在蒋举行的宴会上,各界代表一致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邓演达带头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一句百和,各极热烈”⑳。蒋表面上敷衍,感觉上不免狼狈。
        广州10月会议已露反蒋锋芒,迎汪复职运动使蒋深感不安;在迁都问题上,武汉的对抗态度更使蒋如芒在背。特别是蒋在武汉停留一周,看到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声势浩大,武汉已成左派天下,更不愿中央党部迁鄂。在返赣途中,蒋已决心驱逐鲍罗廷。1月21日、22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之前,暂不取消。至此,武汉与南昌已成分庭抗礼之势。
        为了迫使蒋介石将中央党部迁汉,武汉联席会议成员决定动员群众舆论,并采取财政施压的手段。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第188期发表彭述之的文章《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指出“国民政府目前的问题不仅只是迁移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主义的统一集中的政权问题”。提出应对国民政府“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彻底打破军事独裁”。2月5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名急电南昌、武汉,敦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立即迁鄂,内称:为对付外交紧迫,中央党部及政府主席留滞南昌,不能策应严重时局,务请依照广州决议,刻日莅鄂主持大计。并通电全国各党部,呼吁一致电请中央迁鄂(21)。同时,宋子文将蒋介石所急需军费一千三百万元扣留不发。在各方压力和财政威胁之下,2月8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并决定中央全会推迟举行。但这似乎只完成了迁都的法理上的程序问题,南昌人员迟迟并未启程。于是,21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在鄂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中央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参加。会议决定:一、结束联席会议;二、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办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并请南昌各委员即日赴鄂(22)。而蒋介石毫不示弱,迅速作出反应。22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这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风波正在酝酿着。
        实际上,迁都之争是和恢复党权运动交织进行的,或可说,迁都之争是恢复党权运动的一部分。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的专横跋扈刺激了国民党左派们,因而展开了恢复党权运动。
        2月9日,武汉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并发表会议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请汪精卫复职,扶助农工运动,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等项主张。并决定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斗争(23)。
        2月13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召开会议,14日颁布全省民众欢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口号,其中有“反对个人独裁,实现党的民主化”,“打倒党内、党外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等。21日,两党部致电中央党部,提出四项要求:1.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在鄂开始办公;2.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3.促汪精卫克日销假;4.肃清党内昏庸老朽破坏党务分子。
        2月17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致电中央党部,提出四项主张,其中尖锐的两条是:集中民主势力和明确提出反对张静江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月21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也致电中央党部,提出与两湖党部类似的主张,其中醒目的则有“扫除封建独裁制”。
        2月15日,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在汉口举行会议,到会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三十余人。宣传部长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问题: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付党内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七、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武装决斗。
        从上述宣传要点看,各省党部的通电系由左派自上而下发动的,在此前后还有安徽省党部等通电,要求恢复党权。
        恢复党权运动迅速普及于广大基层党员。2月23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员一万五千余人于武昌集会,进行恢复党权运动。大会由董必武主持,徐谦发表讲话,台下大呼打倒张静江的口号。大会提出的口号和决议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如“巩固中央权威”,“肃清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反动分子”等,这是一种猛烈的宣传攻势。下午更有二十余万人参加庆祝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迁都及支援上海大罢工大会,可谓轰轰烈烈。
        在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气氛之下,武汉国民党于2月22日召开中央党务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议决即日以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委员3月1日前开中央全体会议,并推徐谦、孙科、顾孟余、宋子文、吴玉章、陈友仁等七人为提案委员会委员。次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指名地斥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而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造成党内独裁。实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派们所真正反对的是蒋介石。
        武汉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在南昌洞若观火,他以反共的旗帜来回敬武汉的左派。蒋介石在南昌多次发表演讲。2月19日,蒋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并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24)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纪念周上再次发表调门强硬演讲,对武汉国民党左派公开进行攻击。他说:“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这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党里有独裁的倾向”,“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他以没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至以旁的,无论那一个军长,或无论那一个机关,决不会成独裁制的!”“独裁制的倾向,如果是指我总司令而言,那完全是不明白事实的人说”。蒋同时将锋芒转向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以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的趋向,使国民党党员难堪”。并说,“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制裁他的”,“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25)蒋也不忘把矛头指向鲍罗廷,威胁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武汉左派在反蒋的时候,不无顾忌,他们只能把棍子打在张静江身上,对蒋还得表面上恭维他“在军事上屡建奇功”。蒋则不然,他回敬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就是这样充满杀机的赤裸裸的语言,这实则等于向世人宣告,他要有所动作。的确,蒋首先拿鲍罗廷开刀。2月25日,当蒋介石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左派通过三中全会所要实现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态,蒋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2月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同时向武汉方面提出同样要求㉖。并正准备以武力手段剪除左派的支持者——共产党。
        但在迁都问题和三中全会问题上的这一回斗争,武汉赢得了胜利,蒋介石暂时受到了挫折。因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集中在武汉,而且都一致主张在武昌开中央全会,蒋不愿自招独裁之讥,于是在2月27日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表示拥护中央。但要求会议展期一星期开会。次日,武汉方面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南昌方面虽然在2月8日同意迁都武汉办公,但直至3月3日才经过长时间开会讨论,确定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会后,蒋再次要求三中全会展期。而最终,他没有到会。
        3月7日,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及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当即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当日到执监委员二十五人,以孙科为临时主席,首先由谭延闿报告南昌方面情况,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二天。谭表示:“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徐谦报告联席会议成立经过,说明自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内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情况,现应急谋改正,这不是对人问题,乃是改正制度,使革命得到最后胜利(27)。会议就是否等候蒋介石、朱培德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激烈争论,最后折衷解决,以7日为预备会议,8日开提案委员会议,9日开全体提案审查会,10日开全体会议。
        3月10日,会议正式开幕,詹大悲、经亨颐、谭延闿、恽代英、谢晋、丁惟汾、孙科、周启刚、朱霁青、徐谦、夏曦、宋庆龄、于树德、毛泽东、陈其瑗、王法勤、吴玉章、丁超五、林祖涵、董用威、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邓懋修、何香凝、李宗仁、陈公博、彭泽民、江浩、邓演达、许苏魂、王乐平、柏文蔚等三十三人到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十八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一人,候补监委四人。左派占大多数,会议至17日结束,共通过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
        一、会议首先肯定并批准了临时联席会议的工作,追认该会一切决议的效力。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这无异是对蒋介石否认“联席会议”的断然否定。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集体领导的委员制,以防止个人军事独裁。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大权于一身,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众矢之的。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全体常务委员及全体会议选出之执行委员六人组成,并指定其中七人为主席团,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组成,前者九至十三人,后者六人,其中七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四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会议还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和《统一财政决议案》。前者中明确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条件。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这是针对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个人势力所作出的。
        三、坚持并重申了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政策,提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联系和合作,强调加强农工政策实施,突出强调农民问题。会后,共产党人谭平山和苏兆征分别担任了国民政府新设立的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发展为在国民政府内的合作。会议还否定了一些地方的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
        四、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人: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徐谦、蒋中正、吴玉章、陈公博、孙科、谭平山。
        中央各部长:组织部部长汪精卫、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部长陈其瑗、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青年部部长孙科、海外部部长彭泽民。
        政治委员会(九名中常委为当然委员):宋子文、宋庆龄、王法勤、林祖涵、陈友仁、邓演达。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谭平山、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汪精卫、徐谦、谭延闿、蒋中正、邓演达、唐生智、程潜。
        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谭延闿等二十八人。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
        由于取消了主席制,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失去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权力高峰上陡落下来。而汪精卫在各项委员会中都排名第一, 自然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第一号人物(28)。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这标志着迁都之争以武汉方面的胜利而结束。表面上看,三中全会的胜利果实似乎也落到了左派手里。但是就在左派们沉醉于胜利果实,作着多姿多彩、有声有色的漂亮文章的时候,最注重实力的蒋介石却对那些什么决议案不屑一顾,他用铁与血写下惨烈的反共历史。就在三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1927年3月11日,中共党员、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决了;3月16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另行由他指派亲信重新组织党部,3月19日,蒋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倾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
        历史证明:批判的武器是不能和武器的批判相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