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间,在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第一次主要依靠群众力量,从英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汉口、九江(浔)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和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重大胜利。
        租界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一些口岸或城市划出一定区域,供外国人居留和经商,永久租用。在中国的外国租界中设有立法、警察、市政管理和税收等机关,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按照一国专管还是多国共管,可将在中国的租界分为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两大类。一国单独管理的租界,如天津的日租界,汉口英租界;几个外国共同管理的租界,如上海公共租界。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是1861年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英不平等条约设立的。中国人民为了收回租界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在人民的压力下,都提出收回租界的要求,但是未能成功。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租借地作为对外政策的第一项:“(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①从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外国租界便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25年,在英国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后在汉口、广州等地又相继发生英人屠杀中国民众的流血惨案。这样,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中国大地上出现集中反对英帝国主义及收回租界的浪潮。
        五卅惨案发生后,镇江、九江等地都发生了群众冲击英租界的行动。6月13日,厦门英国领事许立德在英租界面临厦门人民冲击的危急形势下,不得不命令租界工部局巡捕停止值勤,而由中国军警“入界保护”;此后英租界工部局撤销,界内治安、交通、卫生等事宜完全归中国警察管理②。
        北伐革命战争兴起,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南方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列强意识到国民政府已不可忽视,将来有可能统治全国,而北洋军阀腐败没落,四分五裂,一直不能按照列强的希望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效而稳定地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南方国民政府的辖区日益扩大,列强为了维护自己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的既得利益,也需要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和交涉。于是,列强摆出“中立”、“观望”的姿态,开始逐步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陆续与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实际交涉关系,并以承认为“诱饵”,诱其放弃和压制反帝斗争。对1926年4月段祺瑞垮台后频繁更替的几届北京政府短命内阁,列强一直未予正式承认,只作为“事实政权”与之交涉。列强这一总体态势,可从下述外交文件中得到印证。
        1926年12月18日,英国代理公使欧玛利在北京外交使团会议上发表《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声称:当此“一切国内战争时期内,本政府无不恒持避免与交战各党派对峙各政府之间加以何种干涉之态度。”“乃仍未尝肯与任何党派携手,及以何法干涉民间之喧讧。”③
        1927年1月16日,日本外相币原发表对华政策演说,虚伪地表示:“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④
        美国除申明“极严谨的中立态度”外,积极地表示“欢迎中国人民在改变政府制度上所获致之每一进步”⑤ (美国已于1903年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在列强公开表明中立态度的同时,暗地里已作了承认国民政府的思想准备。美国曾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美国无疑要考虑承认它。由于英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大革命浪潮中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英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软化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的措施。1926年9月,上海领事团与江苏当局达成了归还上海会审公廨的协定,1927年1月1日生效。这样,上海公共租界的部分法权回到中国手里。英国并试图分化革命阵营,以承认国民政府为条件,促使武汉国民政府抑制民众的反英运动。英国公使蓝普森亲自或派欧玛利等为代表赴汉口,讨论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的承认国民政府方案,条件是国民政府须保证只有经过谈判才能改订现行条约,制止反英宣传。当然,在维护其自身重要权益方面,英国是决不肯轻易让步的,甚至采用武力威胁的手段,因而不时发生血案,结果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抗,使其陷入更严重的窘境。
        汉浔租界回归事件就是在北伐革命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日渐衰落而又不肯放弃武力威胁手段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9月占领汉口后,汉口英租界当局与革命势力之间的摩擦就不时发生。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以北伐军军车运送子弹通过租界及武装卫兵站立汽车两旁往来租界事屡次向国民政府汉口交涉员和国民革命军汉口当局提出抗议,革命军方面未予理睬。11月19日,英驻汉口总领事又转请英驻广州代总领事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以威胁的口吻称:“倘南军继续闯入英国租界,恐与租界警兵发生冲突,酿成国际严重案件也。”11月27日,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对英领抗议函予以严正驳复,文称:汉口租界之自治权利本系中国政府所授予,主权在中国,因此中国方面的行动无所谓违法问题;汉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系中央军事机关,无权办理外交事件。陈友仁的驳复函表明了广州时期和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也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民众反英运动不言而喻的支持。
        汉口英租界是当时汉口三个外国租界(原有五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收回了俄、德两个租界)中最大的一个,三个租界都面临大江。英租界面积115英亩,有外侨772人,华人7 288人,三租界内共有外侨1158人,共有华人13789人,而武汉三镇总人口为约二百万人⑥。
        在汉口“一三”惨案发生前,市民中已酝酿了强烈的反英情绪。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1926年12月26日午前10时,汉口各界在济生三马路开反英市民大会,到会群众二十万余人,组织者有全省总工会、汉口学联会、妇女协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等,李立三为总指挥。会上,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来汉代表辛生报告天津英租界封闭市党部,并将国民党员十七人非法引渡给张作霖,已有七人遭枪杀。天津党部代表的报告无疑地引起与会群众极大愤慨。于是,大会通过了要求国民政府向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交出被捕党员、赔偿损失及通电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等七项决议案。大会并通过宣言,“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⑦。这实际是一次群众性收回租界的动员大会。
        1926年9月初,在国民革命军兵临武汉城下时,汉口英租界当局就在租界周围安设电网,堆放沙袋,设置路障,架设机枪,加强戒备。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屡次要求英租界当局撤去电网、沙包等,均遭英租界当局拒绝。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民众连续欢庆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游行集会,盛况空前。各党部、人民团体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都组织了讲演队到各重要地段讲演。3日下午3时,有宣传员数人在汉口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处的空场内讲演,当时听众甚多,但秩序井然。英租界工部局深恐民众进入租界,出动巡捕和侨民义勇队,荷枪持械,沿街设防,并于中午时分请求驻汉口的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派兵支援,该舰队陆续将水兵和陆战队全部调派上岸,试图驱逐中国民众。英大批水兵登陆后,架机关枪16挺,取作战姿态,放空枪威吓。但听讲民众置之泰然。于是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武力驱逐徒手群众,并进而追入华界,用刺刀乱刺,当场重伤两人。李大生的大肠随刀拖出,血流遍地;明宿廷,腰部受伤,肠亦流出。轻伤者三人。群众被迫自卫,伤英兵四五人,夺下马枪一支。这就是“一三”惨案。事故发生后,汉口公安局长亲赴现场处理,并与英人交涉,要求撤退英兵。但公安局长离开现场(赴联席会议汇报)后,英兵又刺伤群众一人。联席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当即议决:一、由徐谦(主席)、蒋作宾去向群众说明,政府将在24小时之内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并为人民雪耻;在政府办法未决定前,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二、外交部立即对英租界当局严重交涉,要求撤退武装水兵,保障秩序安全;英方如不撤退水兵,政府将不负保障英人安全责任。当晚7时15分,武汉政府官员赴现场要求民众撤退,民众则要求英兵撤退,最后双方商定,英兵放弃障碍物,退至怡和路,群众至晚8时亦后退。当晚,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召见英驻汉口总领事,告以若英人不检束,则民众将使英租界成为无价值之物,并令其从速撤退水兵。
        4日晨,根据英国驻华公使的指令,汉口总领事葛福尽数撤退水兵和义勇队,并完全撤除电网、沙袋,仅让少数租界巡捕继续值勤。但民众涌入租界很多,秩序不能维持。当日上午,葛福与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分别同陈友仁和汉口公安局长会晤,双方议定,英方撤兵上舰,中方负责维护租界临江地区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下午5时,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三个连入驻英租界,工会纠察队同时开进。至此,汉口英租界实际上已为中国方面所管理。当日中午,武汉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当即决定了由中国政府管理英租界等八项对英办法。这些办法旋为国民政府采纳。
        1月5日上午,武汉全市人民罢市、罢工、罢课、罢业。11时,巡捕房中华捕与围观群众发生冲突,巡捕房被数万群众围住,后因政府代表及增派的卫戍部队先后赶到,事态趋于缓和。下午2时,三十万群众在英租界附近举行对英示威大会。会后,群众游行示威,群情激昂,大有冲击租界之势。进驻英租界的中国军警遂紧急戒严,断绝界内交通,仅让游行队伍经指定的街道以达旧日的俄租界。在此种情势下,租界工部局巡捕和其他公务人员逃避一空,纷纷同英侨民登上停泊江边的英国兵舰和英国商船,英商汇丰银行及其他洋行完全停业,行内的现金、货物等也全部运上兵舰、商船。整个英租界已极为混乱。当天晚上,中央临时联席会议鉴于英租界现状,决定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由陈友仁任主席,主持界内一切公安、市政事宜;该委员会由外交、财政、交通三部代表、卫戍司令部代表及党代表共五人组成。同时,外交部宣布:所有界内中外居民生命财产,概由国民政府完全保护,希望民众协助维持秩序。当晚,外交部正式照会英国领事,捕房招牌已撤下,改换中央临时联席会议特派党代表办公处招牌,并改悬党国旗⑧。
        1月6日,汉口英租界秩序开始恢复,但同日,下游的九江英租界也受到民众冲击。1月3日下午,因英人控制的九江海关扣押中国小船事,引起中国民众与英人冲突。九江气氛由此紧张。但实际上,自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九江后,中英之间摩擦不断。驻守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以大敌当前,“诚恐发生意外外交,致使军事受其影响”,派遣宪兵在九江英租界周围日夜巡逻,“以资防范”。九江英租界与汉口英租界一样,如临大敌,在界内堆积沙袋铁网,有英兵持枪守护道口,并在界内来往逡巡,如临大敌;并将英舰上武装水兵调入界内。贺耀祖即派师部秘书往英领事馆交涉,劝英人撤除沙袋铁网,撤退英兵,以免民众误会,发生反抗。英领事鄂克登以须与英舰长磋商等借口,未予答复。12月27日,当地受雇于英商太古、怡和航运公司及日本日清等三公司的中国工人联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独立二师政治部曾派人会同工会,参与与英、日方的谈判,从中调停。数日后,日清公司接受工人条件。1月4日,英国水兵撤离汉口英租界的消息传至九江,独立二师再次以书信和当面会晤的方式同鄂克登协商,先是要求英领“援照汉口之例,速将水兵撤退,以免激成事端”,后又提议“援照汉口办法,将水兵巡捕一律撤去,由我师派兵维持界内秩序”。但鄂克登仍以“九江租界内巡捕过少,不能不借水兵以为辅助”、 “浔地发现激烈排英标语”以及租界内“现尚安谧”等为理由,拒绝独立二师建议。
        在贺耀祖与英领事往返磋商之时,九江、庐山等地的英人已成惊弓之鸟,纷纷逃往上海。1月6日下午3时,一离境外人雇一中国工人将行李由租界搬上轮船,当时工人与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罢工谈判正陷于几近于破裂的僵局,故罢工纠察队员吴直山上前阻止该工人为外人搬运行李,外人叫来海关人员,用枪托、警棍乱打吴直山等,吴直山“当即昏去,受伤甚重”。于是双方发生冲突。九江人民本来就想效法汉口人民行动,一闻此信,群起向租界冲击。江边英舰发两响空炮示警,租界中侨民极为恐慌,纷纷逃上英轮。租界当局立即派出水兵、巡捕,紧闭租界入口处所有铁门,并架起机关枪。群众更加愤怒,高呼“收回九江英租界”口号,将租界团团围住。此间,适逢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路过九江,应英领事之邀,曾亲赴江岸对民众进行劝解。贺耀祖也亲自同英领事交涉,要求英方将水兵、巡捕一律撤去,由国民革命军入界维持秩序,但英领鄂克登仍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次日,在民众冲击租界的过程中,有些社会渣滓,甚至贺耀祖部的士兵乘机劫掠界内的民宅。租界内治安已无法控制。当日中午11时,鄂克登派人请求北伐军进驻租界维持秩序,他和当地英侨全部登上停泊江边的英国兵舰。贺耀祖要求互换公函,以为案查,鄂克登被迫同意。鄂克登致贺耀祖函称:“兹因风潮日形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本领事业经定意携外侨退上兵舰,再行将本埠情形报告本国政府。至本租界之屋宇产业,则请贵师长负完全责任,以后如有何项损失,只得以贵师长是问。用特函恳贵师长,请即饬人前来,将各项屋宇封锁,是所祷盼。”等。贺耀祖复鄂克登函称:“此次为劳工问题,发生今日事端,殊属缺憾,贵领事既将率侨民退上兵舰,函请敝师派兵入界,维持秩序,治安所系,义岂容辞,惟屋宇内之器具什物,应请贵领事转饬各屋宇主,派人看守,倘有人擅自闯入,可报告当地指挥长官,以便惩办,至在敝师未行使维持租界治安职权以前,所有一切不能负责,理合声明。”双方交换正式公函后,当日(1月7日)下午4时半,国民革命军正式接收九江英租界。贺耀祖派该师第三团团长驻租界内,负责警卫任务。
        第二天,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九江召开联席会议,九江海关监督、各部队长官、地方团体代表等出席,一致议决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并组织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1月10日,奉国民政府命令,九江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委派赵畸、周雍能为委员,管理租界,恢复秩序,并知照外侨照常居住,勿自惊扰。此后,英租界秩序完全恢复。禁止一般华人出入租界,日美法等国人,则发给护照;英国领事馆由中国军警监视,领事则留在军舰上,一般日用品照常供应,惟租界内到处贴满“收回租界”、 “驱逐税务司”、 “禁止英兵登岸”等标语口号⑨。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全国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汉浔事件发生后,江西、湖南、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市和湖北各县人民,纷纷组织反英援汉委员会,举行反英大示威。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会总会通电全国,抗议英帝国主义者暴行。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反英帝国主义斗争的洪流。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英、德、法、意等国工人阶级纷纷通电支持中国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⑩。
        汉浔英租界轻易地被赤手空拳的人民群众夺回,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首先是革命力量因北伐战争的胜利而空前强大,人民群众与武汉国民政府互为后盾。虽然陈友仁一直否认收回汉浔租界是有预谋的行动,但从武汉《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记录》看,早在1926年12月22日,鲍罗廷即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上提议加强对民众和军队的反英宣传,并考虑应否对英经济绝交。他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四天后,武汉即出现了二十万人的反英群众大会,而且由著名的“左”倾分子李立三(共产党员)指挥。所以很难说,收回汉浔租界是完全自发的群众行动。
        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如此狂烈的反英风暴的骤然降临也缺乏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因此时英国正在标榜“中立”政策,并对中国革命采取软化和分化的手段。他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轻启武装干涉之战端。英国政府意识到,以武力拒守或夺回汉浔租界是不明智的,只会激起中国民众更猛烈的反抗。
        最新研究者根据外交档案发现,1月6日,英国外交部专家即已按照制定《英国对华政策声明》时的设想,拟出了修订英中条约的方案,该方案建议,英方将调整在华治外法权和租界治安权,其中将通过地方协定,把九江、镇江、厦门英租界的治安权完全交出,天津、汉口、广州英租界的治安权则在一定条件下交出。1月8日,英国外相张伯伦进一步训令欧玛利同国民政府谈判放弃汉口九江英租界事宜。英国外交部认为,租界已成过时之物,由中国人接管其行政和治安责任,对所有人都更好(11)。
        汉浔英租界回归在外交手续上的正式完成可以看作是中国革命力量的坚决斗争和英国妥协的产物。
        1927年1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代表、英驻华使馆头等秘书欧玛利及汉文秘书泰科曼抵达汉口。12日,开始与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及秘书吴之椿谈判。初次谈判,欧玛利要求归还汉口英租界,恢复以前状态;陈友仁告以如此办理,必将引起民众罢工和抵制英货,使租界无法生存,引起较现在更为险恶的局面,国民政府将丧失声誉,以致不可能再控制愤怒的民众,保护英人生命财产。现在双方交涉,只可以现在之新状况为根据,不能以以前的状况为根据,即以国民政府因三日事变发生实行管理英租界为根据,进行磋商。谈判共达16次,至1月下旬已大体就绪。期间,1月22日,陈友仁发表《国民政府宣言》;1月23日发表《对汉口事件宣言》。陈友仁称1月22日宣言“不仅为对于英国政府12月18日宣言(见前文)之答复,与对于汉案之一种表示,而实为中华民族运动对于世界之一种正式宣言也。”“国民政府深望以谈判及协议之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一切之问题。”“愿单独与任何列强开始谈判,讨论修改两国条约及其他附属之问题”⑫。
        但据《申报》披露,英方只承认陈友仁为地方代表,只愿谈判解决汉案问题;修约问题,留待将来有正式政府时办理。英方认为,汉案发生,国民政府不无怂恿群众运动之处,但承认国民政府近日确在制止越轨行动⑬。关于英租界解决办法,国民政府意见是仿照前德、俄租界办法,成立一市政特别区,至1月底,双方达成谅解。但1月24日,英国陆军部宣布,将派邓堪为总司令,组成上海防军,率两个步兵旅和三个步兵大队来华⑭。国民政府认为,英国大兵压境,形同威迫,如于此时签字,实有损国民政府尊严。因此,陈友仁拒绝签字,并向英方代表声明,除非英国政府将此项军队改变前进方向,使趋于非中国境域,则友仁绝不签字;此战争空气倘能立即除去,则汉案交涉即可立时结束。 自此以后,双方交涉,暂告停顿。
        陈友仁拒绝签字后至2月9日,曾先后与欧玛利会见三次。英方要求先签字,签字后即将英兵调开,陈坚持,先签字办不到,必英方将调集之兵转换方向,方能言其他(15)。欧玛利答以当向其政府请示,约三日后当可答复。2月10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英下院作关于停止英军前往上海集中的演讲,称:“英国政府对于中国之内争,必继续维持其严格之中立。”“除自印度出发已在赴上海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盖此乃英国政府据所闻知,为保护其侨民生命计,所必要之手段),但其他队伍之调自地中海,以及英国本土者,将仅在香港集中。除非另有重大之意外危险,将不复往上海矣。”(16)至此,双方均认为障碍已经消除。2月19日,陈友仁代表国民政府,欧玛利代表英国政府,签署了交接汉口英租界的协定及有关换文。
        根据中英之间的协定及其后公布的章程,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由中英人士联合组成市政局董事会,作为特别区的管理机构。市政局长兼董事长,由中国政府选派。一切管理事项皆由董事会过半数议决,交局长执行。局长在董事会表决持平时有决定权,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董事会议决案有最终否决权。英方还同意过渡期间由中方负责租界内的治安、工务、卫生事宜。协定还规定:“英国当局将按照土地章程,于3月1日召集纳税人年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
        3月15日,由原英租界改设的汉口第三特别区成立。3月9日公布了由英方草拟的经国民政府同意的《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局章程》。该章程保障外国人的承租房地权,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富有居民在选举中的优越特权,保证外国纳税人能够有效地监控特别区的市政、财税和立法。该章程共六章四十五条,颇为详尽(17)。
        汉口英租界协定签署后,又签订了交收九江英租界协定(2月20日),规定,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凡因国民政府官吏行动或其重大疏忽而引起的英国侨民的直接损失,国民政府负责赔偿⑱。自2月21日起,双方继续讨论九江英租界问题,英方最终同意将九江租界区行政事宜无条件地移交国民政府办理,此后英人将不再干预该区行政管理。3月2日,中英双方以换文形式,完成了这一协定。国民政府赔偿英侨损失四万银元,由英方具体处理英侨个人的直接损失的赔偿要求,但须受中方的严密审查⑲。
        1927年3月15日,九江英租界也被改为特别区,由九江特别区管理局管理。与汉口等地特别区不同的是,在原九江英租界内英人未能保留较多的特权。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的中国民众要求彻底废除租界制度,包括预期在收回汉口全部租界(后因政治形势变化,特别是宁、汉政府分裂,破坏了武汉政府的外交权威,使它未能收回汉口法、 日租界)后废除已收回的汉口英租界中外人仍享有一定特权的市政制度,因而反对在已收回的九江英租界中实行此种制度。于是,陈友仁在签署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英租界的协定后,继续与英方交涉,迫使英方作出进一步让步,最终无条件地将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毫无疑问,汉浔租界回归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胜利,是武汉国民政府外交上的一大成果。这对以后中国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的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