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1926年冬至1927年春,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北洋军阀政权面临着总崩溃的危机。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面增兵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一面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并且玩弄软硬兼施的两面政策。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时,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曾表示:“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必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的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负革命之责任。”①但是,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却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干着勾结帝国主义,密谋背叛中国革命的勾当。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攻下长沙后,蒋介石一到长沙,即于8月24日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表明他的反共反苏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据长江邮政分局邮务总办的报告称:“他(蒋介石)说,在广东时已经把布尔什维克清除了。他是一个国民党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又说,他身边曾有俄顾问十五人,因为他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的帮助,……他立意把他们清除出去。”并表示:“他立意保护商业和外国人。有一记者问他,为什么你发命令把教会、商业占起来,又鼓励反英运动与从前的抵制日货运动?他回答说,那不是他的政策,是学生联合会受布尔什维克唆使的,他必须使双方调和。”②基于上述立场和态度,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迁驻南昌,加紧同帝国主义的勾结,而帝国主义把蒋介石看作分化革命阵营、破坏国民革命的主要争取对象。1926年底和1927年初,英、日、美等国先后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虚伪地表示“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③;对于中国的国民运动, “予以同情而加以谅解”④;“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愿意通过谈判使“关税控制、治外法权尽日放弃”⑤。实际上是想“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⑥。于是,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北洋军阀的旧官僚、封建买办政客纷纷到南昌,极力拉拢蒋介石。美国的《基督科学指导报》声称:“或指蒋氏为‘赤化’,实未必然”,蒋氏不但不会“与赤俄联盟”,倘蒋“得最后之成功,中华民国与外人在中华民国之利益,决无不利之虑。”⑦1926年底,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奔走于武汉、南昌、广州之间,许多日本要员也先后来华“考察”,加强同蒋介石的联系。1927年2月,英国也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会谈。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紧了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和加快了背叛国民革命的步伐。1927年初,他挑起了国民政府迁都之争。2月,蒋介石派吴铁城、戴季陶赴日,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及条约司长会谈,谋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3月,蒋介石在接见日本陆相宇垣的代表铃木贞一时说:“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到南京就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⑧他还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他对帝国主义的“友谊”,要求英美给予“援助”。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经过芜湖时即“已派人到南京与各国领事通款曲”,并由“白崇禧在上海拜会各国领事”,因而得到帝国主义的欢心。“各国对他的印象很好。”⑨在加强同帝国主义联系的同时,蒋介石与奉系军阀的信使来往也更加频繁。奉系军阀一再表示: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压迫,则南北议和非不可能之事⑩。于是,蒋介石一面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派密商反赤”,并由李石曾“代表南方政府与奉天代表折中”;一面在南昌总部谩骂武汉国民党为“败类”,声言“要制裁左派”、“制裁共产党”,因此,又一次得到帝国主义的“一致交口称赞”。英、美通过买办阶级代表虞洽卿到南昌与蒋商谈,答应为蒋提供反共经费,南昌成为了蒋介石勾结国内反动势力、策划叛变革命的重要场所。
        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公开地遏制和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又利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打手充当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农村勾结地主豪绅,破坏农民运动。在城市里,蒋介石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革命的群众团体,枪杀工人运动领袖和革命群众。1927年1月,他们捣毁了赣州总工会,3月6日,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下令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3月17日,他授意亲信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伤六人。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又派人袭击并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省党部和省总工会。所有这些反共和迫害工农运动事件,都是蒋介石以实际行动向国内外反动势力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是他最后叛变革命的前兆。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被迎“至龙华,入交涉署驻节”。帝国主义为了促使他迅速发动反革命政变,赞扬蒋介石是“惟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⑪。《字林西报》在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二天即诱胁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惟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蒋介石愿意挽救中国人民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4月初,美国国务卿指示美国驻华公使:“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⑫日本外相币原也表示要“诱使蒋介石独有创举,决定方案”,由他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
        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认可,蒋介石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帝国主义表示“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他决心扫除“阻碍”,“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⑬。当帝国主义特许其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上海的军队帮助他镇压革命时,蒋介石当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⑭3月29日,蒋介石亲自到美国旗舰“匹茨堡号”与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斯商谈关于“维持”秩序办法。同时,下令制止上海人民组织的上海市特别市临时政府的成立。4月1日,蒋驻上海的专员“拜访”英国领事,对南京事件表示歉意,并承担全部责任。3月31日,蒋介石以“列强将提出驱除共产党”为名,分别召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青红帮头目和新军阀代表密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计划。上海大资产阶级表示给他以经济上的支持。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决定组织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工界联合会”,对抗上海总工会,充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帮手。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且作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从4月1日开始,蒋介石多次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议“反共清党”问题。2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呈文,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予“非常紧急处理”,“在所在各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作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这时,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3日,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表示他以后要“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都交汪精卫指挥。汪被邀参加蒋召开的秘密会议,商讨反共办法。由于当时还摸不清宁、汉双方的实际情况,加以蒋、汪在权力分配上有矛盾,汪精卫不主张立即“反共清党”,而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
        正当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危急时刻,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仍右倾麻痹,不但不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反而于4月5日与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宣言说:“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要求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起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思想武装的作用。
        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把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在杭州组织流氓袭击总工会。把同情工农的一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4月6日,蒋介石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查封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同时贴出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钮永键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由该会“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⑮9日,蒋介石又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张凤岐为正副司令,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同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煜瀛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拥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进行攻击。当晚,杜月笙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诱至家中,加以杀害。
        蒋介石一面磨刀霍霍,另一方面又玩弄政治欺骗。当工人代表要求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消息时,他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⑯4月6日,他还将亲自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派军乐队送给工人纠察队,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用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后,他自己于4月9日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指挥,杨虎、陈群具体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
        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当日下午,驻沪第二十六军与“上海工界联合会”布防在上海街市。深夜,帝国主义驻沪军队越过租界拘捕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一千多人,被送到设在龙华的蒋介石军队司令部。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分子,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纠察队从租界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地工人纠察队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战。这时,尾随青红帮流氓打手的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并打死打伤工人三百多人,占领了上海总工会。
        为了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当天,各区工人群众纷纷举行抗议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广大工人、市民集会后,向龙华司令部请愿,迫使白崇禧的代表不得不在口头上答应保护总工会、尊重民意等条件,但对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支却以等待“请示”为搪塞。闸北区五万多工人、学生、市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宣布继续办公,并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决定全市总同盟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13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厂的工人和海员、店员等二十多万参加罢工。上午10时,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军队沿途堵截,到会者仍有六万多人。大会一致决议要求严惩祸首,发还工人枪支。下午1时,群众冒雨进行游行示威,向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奉命埋伏在里弄内的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同时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百余人,伤无数,顿时宝山路上流遍了牺牲者的鲜血。反动派为了掩盖杀人罪行,立即实行特殊戒严,断绝交通,用卡车搬运尸体,一些重伤未死的革命群众也被拉去活埋。据当时寓居闸北目击惨状的郑振铎、马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致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书称:“四月十三日一时,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宝山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司令部门口士兵拦住去路。正在这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枪向密集宝山路上群众瞄准扫射,历时十五六分钟……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并指出:“此次之闸北屠杀惨剧”,“三一八案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⑰。接着,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一切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2日至14日,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等在这次政变中牺牲了。这就是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后,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强迫工人复工,外国资本家工厂大批开除工人,民族资产阶级也追随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工人阶级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14日,上海总工会执委会召开秘密会议,为了避免无益的牺牲,下令“自15日起,于开追悼会后,忍痛复工”,同时号召全市工人“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⑱。
        4月下旬,上海警备总司令部成立,杨虎任总司令,陈群任军法处长,杜月笙的一个门徒任行动队长,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执行蒋介石的“清党”任务。上海变成了肆意吞噬革命者的“虎群”世界。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又与李济深等密谋,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14日,他们发出搜捕共产党人的命令,以钱大钧任戒严司令,在广州实行戒严。15日凌晨,反动军警和反共的工会向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和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苏联顾问的住宅,同时发起搜查和攻击,并派兵监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多人,封闭工会等团体二百多个。16日,李济深、古应芬等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广东特别委员会,宣布负广东省党、政、军的全责,并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通令全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广东全省,被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二千一百余人,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先后被杀害了。除了上海、广东外,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举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和屠杀。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革命遭到局部失败。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如中国共产党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