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奉、直军阀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起来。1月下旬,吴佩孚令湖北第一师寇英杰部进攻河南,3月1日占领郾城、许昌等地;靳云鄂由鲁攻豫,并于2月27日占领开封,3月2日进占郑州,至此,河南被直吴所控制。奉军于1月19日占领了山海关。李景林率领的由津浦路反攻的山东奉军则于3月中旬越过马厂北进,国民军以形势日危,自动放弃天津,固守北京。这时,北京已处在奉、直军阀三面包围之中,4月15日开始向南口撤退。在南口与奉、直联军激战四个月之久,结果在奉、直军阀的围攻下,退往西北,北方诸省完全被奉、直军阀所割据。
        奉张为了联合直吴反对国民军,张作霖曾许诺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持。1926年4月,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后被迫退往南口时,奉鲁军进入北京。吴佩孚提出恢复曹锟当政时颁布的宪法及其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并由颜内阁摄行总统职权,作为过渡政府。张作霖为了控制北京政府大权,则提出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组织摄政内阁。于是,奉、直军阀在法统问题上出现了“护法”和“护宪”之争。但是,双方在联合围攻国民军问题上“意见投洽”。因此,都表示“以顾全大局为目的”,决定在北京会晤。6月28日,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会晤,决定联合对南口的国民军发动全面进攻。8月,国民军弃守南口,退往绥远。此时,北方政客拥戴张作霖“入京主政”空气颇盛。
        由于广东出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参加北伐战争,从甘肃打到陕西,孙传芳继吴佩孚在两湖失败之后从江西大败而逃,奉、直军阀为了共同对付革命,挽救北洋军阀统治,又在“反赤”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起来。1926年11月11日,张作霖从奉天到了天津,召集会议,商讨对策。19日,孙传芳微服到天津向张作霖求援。20日,张作霖、孙传芳和直鲁军主要将领会商派兵南下及出兵路线、地盘分配与拥张等问题。30日,由孙传芳领衔、奉鲁军及东南各将领吴俊升、张作相、张宗昌等十五人联名通电,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以统一指挥。12月1日,张作霖通电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并下令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仍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变相政府组织的“安国军总司令部”。12月27日,张作霖由天津到北京,原定以安国军总司令部的名议任命靳雲鹏为内阁总理,因吴佩孚反对,为了保全奉、吴“合作”,仍保持原内阁,但进行一些改组,使内阁成为为奉系筹措军饷办理外交的附属机关。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即以“反赤”为名,派奉军入绥,进攻包头、五原的国民军,并以援吴为名,进攻河南。接着直鲁军也大举南下,联合孙传芳,抗拒北伐军。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反赤”的口号下,对北方人民实行反动的统治。早在奉军直鲁军进入北京时,他们便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反扑,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立了所谓维持北京秩序的“临时治安会”。王怀庆在就任北京卫戍司令后,立即颁布了所谓“维持市面办法十条”、“保安办法十七条”,声称“对宣传赤化及主张赤化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①。扬言要“对共产人,按名严拿”。1926年4月24日晚,京师警卫司令部及京师警察厅封闭《京报》报馆,并以“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了《京报》社长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并于4月24日加以杀害。同时,《大陆晚报》记者张鹏也遭到监视,北京大学受到军警包围,不准蒋梦麟等出京。致使北京各大学学者普遍感到恐慌,尤其是中俄、中法、女师大、北大、北师大等校最为突出。8月1日,奉军开始对南口的国民军发起总攻,随着军事形势的紧张,京津地区完全陷入军事恐怖之中。奉系军阀一方面诬说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有煽动革命之嫌疑”②,公然下令要北京政府停止加拉罕的外交待遇,迫使加拉罕无法行使其外交职权,并无理要求苏联政府召回加拉罕大使。另一方面加紧对革命人民的迫害。8月6日,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以通敌有据”③的罪名逮捕并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接着,又下令逮捕《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民主晚报》记者成济安,成济安因事先得知消息外逃,幸免被捕。8月14日,奉军攻下南口,国民军被迫退往西北。这时奉军对革命人民变本加厉。
        为了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与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被迫迁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所属的旧俄兵营内(原为苏联大使馆的闲房,李大钊向看管人商借来用的)。李大钊当时是中共北方最高领导人,也是国民党北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这里继续领导北方各地革命组织的工作,同革命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各地革命组织派来的同志和来访的进步青年及大学教授等研究革命问题,讨论形势和斗争策略,部署工作等,使这里成为指导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
        在北伐战争开始前后,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组织,先后向南方革命政府和北伐军派遣、输送了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给予了积极帮助,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军担任政治工作。同时,北方的革命力量也得到不断发展。据统计,从1926年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初,共产党员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共青团员组织除了大学外,在许多中学里,如京师一中、艺文、今是、崇实、朝阳、汇文等校都先后建立起来。共青团东城区委扩大到三个区委,北京的国民党员也由二千二百多人发展到四千三百多人;北京各进步团体也联合起来,组成了“左派联席会议”。在农村,扩大了农民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指导农民开展新的斗争。为了扩大革命宣传工作,北京各大学都出版了秘密的革命刊物,如北大出版的《烈火》、《下层》,北师大出版的《新华》,燕京大学出版的《努力青年》,农业大学出版的《农光》,法政大学出版的《新社会》,艺术专科学校出版的《街头之塔》等等。这些革命刊物,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向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对推动北方人民革命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北方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引起敌人的恐惧。从1927年春,奉系军阀加紧了对领导北方人民革命斗争指挥机关的监视和迫害。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门前,经常停有由密探伪装成车夫的东洋车。他们一见有人从苏联大使馆出来,立即进行跟踪。4月初,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被敌人逮捕关进警察厅。张全印出去买菜,也被敌人抓走。形势越来越严重,李大钊及时做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一些准备,烧掉一些重要文件,对各地工作做了必要的安排部署。当张作霖准备搜查苏联大使馆前夕,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曾将消息告知杨度(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主要成员,此时已加入中共),杨三次通知李大钊;其他同志也劝李暂时离开北京,但李婉言谢绝,他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牺牲精神。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和首都警察厅在帝国主义公使团的支持和配合下,突然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和特务,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悍然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逮捕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以及苏联使馆人员共八十多人(其中华人六十多人,俄人十五人)。
        苏联大使馆被搜查后,苏大使馆即派人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拟向顾维钧提出抗议,顾以清明节假日,未予接见。次日,顾维钧向俄方抗议,“谓收容中国共产党于使馆内,谋紊乱治安,为国际公法所不容许,且违反中俄协定。俄大使亦向顾维钧抗议。”④4月19日,苏联代理驻华大使齐尔内赫率使馆工作人员三十多人返苏。4月24日,北京宣称,审判苏联大使馆被捕共党分子之特别法庭成立,准备起诉。被拘捕的使馆人员,在狱中从4月30日开始绝食斗争,要求通知大使馆派员与之接洽,允许家属探望,宣示看押解决办法。绝食斗争坚持到5月9日,至1928年9月才获释。
        李大钊的被捕,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除了对敌人表示愤慨外,更是积极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同志和北方铁路工人,提出劫狱的主张,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得知此消息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除了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戴外,还耐心说服大家:“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这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遭损失。”⑤在他说服下,中共北方党组织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停止劫狱行动。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学生群众、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连反动报纸也不得不虚伪称赞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北京国立九校的校长曾集会讨论营救办法,并由北大、师大的校长访问当局,陈述意见。之后,国立、私立二十五所大学的校长又开会讨论,发表书面声明,要求“移交法庭办理”。杨度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由北京政府出面,向张作霖提出应将此事“移交法庭”,积极设法营救。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打电报给张作霖提出警告。广大的社会舆论也都谴责奉系军阀的暴行,为营救李大钊而呼吁。但是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把李大钊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视为洪水猛兽,必须置于死地而后快。张宗昌打电报给张作霖,说什么李“为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处危险”⑥。蒋介石在公开叛变革命后,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⑦。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说出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在狱中,李大钊写了约二千七百字的《狱中自述》。在自述中,他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他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晦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当负其全责。”他对奉系军阀当局提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应宽大处理,不事株连,钊感且不尽矣”,表现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
        在法庭上,李大钊始终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他“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之本色。”⑧
        敌人见威逼不成,又施以利诱。张作霖派安国军参谋长杨宇霆出面与李大钊拉同乡关系,进行劝降。杨讲了许多甜言蜜语,又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均遭到李大钊的严词痛斥和拒绝。他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当以内,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⑨使杨无言以答,狼狈而去。
        敌人的威逼利诱不但没有使李大钊屈服,而且鼓舞了被捕同志的斗争意志。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悍然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组织所谓特别法庭(实际上是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以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军法会审”,判决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华(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死刑,判处舒启昌、谢光沛、孟祥、郭林一十二年徒刑,李云贵、韩子明、吕玉如、张之旺、赵玉发、张金印二年徒刑。当日下午,李大钊等二十人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绞杀。李大钊就义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并在刑台上发表最后一次的演讲,他嘲笑刽子手“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的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⑩同时遇难的二十人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多数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主要有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范鸿劼、组织部长杨景山,北京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常委谭祖尧(中共党员)、邓文辉,市党部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中共党员)、商民部长路友于(未到职)、妇女部长张挹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