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3日,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突然在河北滦县倒戈起兵反奉,率部退出关内逼进沈阳,给予当时国内最大的反动军阀集团奉系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郭松龄(1882—1925)字茂辰,辽宁沈阳人,出身于贫苦的塾师之家。幼年好学,“勤敏过人”。先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盛京总督衙门任卫队排长。1909年,随陆军统制朱庆澜入川,同情四川保路运动,并加入同盟会,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怀有“改造东三省”之志。辛亥革命爆发时,郭回奉天活动,曾被捕入狱。1912年,张锡銮任东三省都督,郭任都督府少校参谋。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学堂教官。不久,朱庆澜任广东省长,郭随朱到广州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韶关讲武学堂教官。在广东,他联络同志,“图谋改造东三省”,他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改造,非推倒军阀不可,欲推倒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因此他决定回奉天,投身军界谋取兵权,作改造东三省的准备。郭回奉天后,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并不为张作霖所赏识,但受到张学良的钦佩。1920年,张学良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乃保荐郭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此后,郭一直在张学良身边,辅佐张训练军队,带兵打仗,成为张学良的心腹。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整军经武,张学良任第二旅长,郭松龄任第六旅旅长,二、六旅联合办公,郭负实际责任,把它们训练成为奉军的精锐。由于他治军有方,加之张学良的推荐,得到张作霖的信任。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成为掌握奉军精锐,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郭松龄在奉军中地位的迅速提高,引起奉军内部一些将领的不满和嫉妒。老派对新派力主改革早就不满,新派中的洋派杨宇霆、姜登选资格老、地位高,对郭的提升也很嫉妒,特别是杨宇霆经常在张作霖面前进谗言,借机排斥郭。但是郭松龄深受张学良所器重。赖“少帅”的庇护,使他的声望和地位得到巩固。1925年10月,郭松龄任正在编组中的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因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不常在军中,所辖的第八、九、十军的编组都由他主持,实际上他就掌握了奉军的精锐部队。
        郭松龄的倒戈举兵反奉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成为全国最大的反动军阀集团,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勾结皖系段祺瑞,控制着北京的中央政权,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媚外卖国的外交政策,成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特别是随着奉系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纵兵扰民,奸淫掳掠,可谓无恶不作,广大人民对奉系军阀无不切齿痛恨。当五卅惨案发生,全国掀起反帝怒潮,奉系军阀却为虎作伥,到处帮助日、英帝国主义疯狂镇压群众爱国运动,残杀爱国志士,封闭爱国社团,禁止一切集会,摧残人民自由,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全国弥漫着反奉气氛,“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①。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声讨奉系的战斗檄文,提出以“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②作为反奉总口号,号召人民“万众一心,不断奋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③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从北京、上海开始,各地相继举行“反奉倒段”群众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左派和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支持人民反奉运动。冯玉祥的国民军对反奉运动也表示同情和支持。就是其他派系的军阀,也因奉系大肆扩张受到威胁,因而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奉气势,发动反奉战争。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打击下,奉系军阀已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各种反奉势力的包围之中,奉系内部的分化也进一步加剧,郭松龄倒戈反奉便是这种分化的突出反映。总而言之,郭松龄的民主主义思想、手握重兵的有利条件、奉系军阀内部矛盾的深化,都是郭松龄倒戈反奉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不满和反对张作霖、杨宇霆集团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方是郭松龄倒戈反奉的根本原因。
        1925年10月,郭松龄奉命作为奉军代表赴日参观“秋操”(日本陆军大演习)。当时,张作霖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的迷梦,正派日本顾问赴日乞援,并拟派代表与日本签订密约,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供给大批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郭得悉此事,感到无比愤慨,当即将密约内容告知国民军赴日观操代表韩复榘,并对韩说:“连年军阀混战,争城掠地,杀人盈野,国家元气丧失殆尽,老百姓无法生活,强邻虎视眈眈,正在伺机而动。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力,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④表明了他准备用武力反对张作霖的卖国、内战政策。当他得知孙传芳向奉军进攻,奉军在江南惨败的消息时,预感国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武力反奉的时机已经到来,便立即返国,准备起兵。
        郭松龄回到沈阳,他接受了代表张学良编组第三方面军的任务即到天津,称病住进意大利医院,暗中作反奉准备。为了掌握反奉实力,他在编组中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重要岗位,并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反对奉军打内战的观点。他向魏益三表示:“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试想,这样谁受害?还不是东北人民吗!”⑤他在天津民国饭店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当场讲述了他不满意奉天方面的所作所为,极力主张“不应为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⑥。讲话时悲愤激昂,痛哭流涕,异常感人。为了争取同盟者,避免腹背受敌,他积极派人与李景林和冯玉祥联络。11月2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反奉密约。密约规定双方系同志结合,为了达到革命目的:(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1.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治理,保(定)大(名)冯军随意驻扎,天津海口冯军自由出入。对热河,冯军决不攻取,直隶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李景林,冯军决不侵夺。2.郭部为开发东北,经营东北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消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起见,改造东三省政府,冯部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3.郭方诚意赞助冯方开发西北,必要时乐以实力援助之。密约还规定两军如违犯下列条约之一,条约无效:1.为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3. 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⑦。李景林与郭松龄在奉系中同属新派大学派,友谊甚笃,为了保有直隶地盘,亦主和反战。在郭、冯协商密约过程中,曾派人与李协商联合反奉事宜,李景林表示由于老母在奉,恐被杀害,不能在密约上签字,但赞成共同行动。
        正当郭松龄暗中积极准备武力反奉的时候,张作霖在杨宇霆等人的怂恿下,一再要求郭松龄、李景林对国民军用兵,郭、李力主和平,坚不从命,张作霖无可奈何,只得与国民军暂时妥协,并于11月16日签订和平协定。但是,18日,国民军二军邓宝珊部与奉军李景林部因保定移防发生冲突,引起奉军的不满和疑虑,张作霖乃迁怒于郭松龄、李景林,去电,严加斥责,并命令他们“克日夺回保大以赎前愆”⑧。22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阳,张学良也劝郭回沈阳向张作霖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断定他的暗中活动已被张氏父子察觉,立即下定“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他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他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东三省局面,他竭诚拥护。张学良骤听此言,“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北宁路火车东返⑨。是日深夜,郭松龄发出班师回奉主和罢战的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承大任,历数杨宇霆罪状,要求其“即日免职”,并声言国内应即日停止军事行动⑩。
        11月23日,郭松龄率司令部人员和卫队乘火车东行到滦州,在车站附近一家火柴公司楼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郭宣布了班师回奉通电,并即席发表演说,大意是:反对“争夺地盘贻害东北人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11)。与会者大多数赞同郭的主张和行动,并在事先准备好的花名册上签了名,只有与老派有密切关系的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等表示犹豫,不愿签名,郭便将他们解职软禁,派人护送到天津,交李景林看管。正在这个时候,姜登选乘专车回奉路过滦州,当即被扣留,因姜反对起事,于26日被枪决。随后,郭将所部7万人编为四个军,并制定了进军计划: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率部直趋沈阳;以刘伟为第二军军长,与山海关附近的张作相部(第五方面军)周旋,先谋妥协,不成则武力解决;以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率部趋热河,先劝阚朝玺合作,不成则决于一战;以霁云为第四军军长,作总预备队,策应各方作战。郭部起事后,仍然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这表明了他对张学良抱有幻想,同时也是为了减少进军阻力。25日,郭松龄任命魏益三为第五军军长,作为进军先锋,率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乘火车向东潜行,打算乘其不备,占领山海关。同时,又派张作相之子张挺枢(魏部的团长)去山海关争取其父合作。但魏一部通过山海关,到达万家屯构筑工事,另一部到达山海关时,由于张挺枢和从滦州跑来的齐恩铭之子齐家桢、赵恩臻的副官孙某等告密,山海关驻军已有准备,致使魏军遭伏击,除了少数逃脱外,大部被缴械。为了击破敌军的阻截,郭松龄率主力出击。面对郭军强大的主力部队,张作相自知无法抵挡,便急速撤军关外,郭军于26日占领秦皇岛,27日冲过山海关,29日进占绥中。
        郭松龄滦州发难后,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表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冯在通电中历数张作霖穷兵黩武、兴民扰民、为虎作伥、镇压群众的种种罪行,大骂张有帝王思想,横行霸道。他说:“现在举国救亡,集矢一身,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他要求张“及时引退”,“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⑫。在军事上,冯玉祥也作了部署,令张之江部进驻丰台至落垡一线,宋哲元部集结多伦。冯本人于26日返回张家口,以便应付事变(13)。李景林的通电虽然也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但言词甚为委婉,重申其主和罢兵的主张,劝张“庶政付诸少帅,籍息仔肩,以娱天年”(14)。这就为他后来失约留下退路。不久,由于种种矛盾和误会,李景林部与国民军大打出手,不仅使冯玉祥没有出兵助郭,而且使李景林重新投入奉张的怀抱,拖住郭的后腿。所以,所谓的三角同盟并未实现。
        面对郭松龄的倒戈,张作霖十分惊慌。起初想用安抚的办法来平息郭松龄,他一面立即免去杨宇霆的总参议职务,让其离开大帅府,暂时躲避,以消除郭松龄倒戈的口实;另一方面派张学良去面见郭松龄,劝其息兵。26日,张学良带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等由葫芦岛乘镇海号炮舰赴秦皇岛,同行的还有日籍顾问,舰至秦皇岛,张学良电召郭松龄到舰面谈,遭郭拒绝,乃派日籍顾问代往达意,郭表示“非彻底解决奉局,贯彻其主张不罢手”,并致长信张学良,详细申述其举事的原因,表示其贯彻初衷的决心,并劝张学良“导亲以义”,反其父之道而行之。张学良没有达到目的,“意态索然”,便于27日离秦皇岛经大连返回沈阳。
        “安抚”失败,张作霖露出凶残面目。30日,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指责郭与左派提携,欲使中国赤化。并悬赏80万元以换取郭松龄的头颅。同时,命令张学良、张作相集结从山海关撤退下来的军队,在连山(即锦西)至塔山一线布防,阻击郭军。郭松龄不受欺骗也不怕威吓,于30日发出通电,将所部改名为东北国民军,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发号施令,表示与奉张集团彻底决裂。并在进占绥中、兴城后,率部乘胜进击。12月3日,郭军前锋与防守连山的奉军接触,经过两天激战,摧毁奉军防线,取得了“连山战役”的重大胜利。12月5日,郭军攻占连山,6日占领锦州,7日前锋已渡过大凌河进至沟帮子。
        奉军连山溃退的消息传出后,沈阳大震,城内一片混乱,商店停业,人心惶惶。文武官员纷纷逃往日本附属地躲避,一些省议员暗中拉拢与郭有关系的人,准备作为将来进身的阶梯⑮。群众团体已准备迎接郭军进城。甚至日本总领事吉田茂也几乎通知郭松龄,“让奉军和平移交,待准备完成后,等候我的消息通知入城”⑯。张作霖更是恐慌万状,坐卧不宁,他把家眷安置到日本附属地躲避,把历年搜刮聚敛的大批贵重财物运往满铁仓库存放, 自己也准备下野,逃往大连避难,甚至连下野的通电也起草好,只待动身时拍发⑰。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阻滞了郭军的前进。
        郭松龄滦州举兵时, 日本帝国主义大为震惊,表面上打着“不干涉主义”、“严守中立”的幌子,实际上一开始就以“保护侨民”为名进行干预。起初日本对郭松龄抱有幻想,因而对郭、张双方都进行拉拢和要挟。从11月底至12月初,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多次派代表面见郭松龄,提出只要郭应允“承认以前奉张在满洲与日本订立之一切条约”,“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权利”,“将来在满洲境内不准有左派政党之活动”⑱,“割让金复海盖亦即辽东半岛”⑲,“将关东州的界线向北扩展到辽阳县”等条件, 日本便以实力助郭,将张驱出沈阳,但遭郭的拒绝, 日方代表不得不“愤然离去”。与此同时,日本对张作霖也进行拉拢和要挟。当郭军攻占锦州、张作霖准备下野逃往大连时,关东军司令部派参谋长斋藤来到沈阳。张作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只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日本的任何要求都可以接受,于是立即签订了一项密约。密约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承认二十一条,并允许张氏势力所及之地一切铁路、矿产、森林、电气等事业皆中日合办”⑳,“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日本则以实力助张反郭。日本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限制郭军行动,派兵保护张作霖,维持奉天省城治安,在日本租界及铁路附属地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在必要时,日本“出兵四万助张,日兵待遇及薪金等事,一如中国营长,有死亡者每人给予恤金一万元。”在取得日本的支持,张作霖改变了准备下野的初衷,决定“破釜沉舟”与郭军周旋到底。
        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便撕下“严守中立”的伪装。11月8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电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21)。同日,关东军即发出“警告”。15日,关东军第二次发出“警告”,限定“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点起二十华里内”,“禁止两军直接战斗动作”及“军事行动”。同时,日本调兵遣将,实施武力威胁。9日,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沈阳,并将该师团所属第六十三步兵联队旅顺炮兵一队、公主岭骑兵一队,以及附近的守备队调进沈阳(22)。15日,日本内阁作出增兵满洲的决定:从朝鲜龙山调二十四师团一部,从日本国内久留米等地调十二师团一部,组成“满洲派遣队,开赴沈阳”(23)。
        郭军进占沟帮子后,原来计划兵分两路,主力继续沿京奉路东进,直取沈阳,另派一支队伍南下,取道营口绕出沈阳,对奉军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是南下部队受到日军阻拦,致使两面夹攻计划未能实现,郭军主力则因等待对日交涉结果和气候严寒以及铁路、桥梁被破坏等,进军迟缓,13日才进占白旗堡,22日进抵新民,到达巨流河西岸,与奉军隔河对峙。在此期间,张作霖争得十多天喘息时间,并利用日本提供的铁路运输,迅速将吉林、黑龙江两省援军调到沈阳附近,又搜集辽宁全省警察、保甲团、护路军警等兵力6万多人,自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兴隆店,以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张学良为中路军司令,张作相为右翼军司令,吴俊升为左翼军司令,制定了“中央坚守,两翼出击”的作战计划,沿巨流河一线构筑工事,摆开与郭军决战的阵势。日本不仅为奉军提供大笔军费,补充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派军官担任顾问,派士兵乔装混在奉军中,派间谍为奉军刺探军情,甚至派军队直接参战。据当时报纸揭露:“日本出一师团之陆军和百门大炮加入奉军防线。凡巨流河、兴隆店、塔湾一线,无处不有日本兵。”㉔因而在军事上已占明显优势。这时的郭军,经过长途跋涉,官兵过于疲劳,天寒衣单,伤病员很多,不仅无兵源补充,又要分兵回驻山海关防御李景林,战斗力大大减弱。加上不少士兵听信“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的蛊惑宣传,士气低落,所以陷入被动。奉军根据日本的情报,从两翼反击郭军薄弱部分,迂回到郭军后方,截断其退路,烧毁其粮秣弹药,加上日本飞机助战,炮兵猛轰郭军阵地,郭军阵地渐乱,陷入奉军三面包围之中,导致大败。24日晨,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即与夫人韩淑秀及少数随从乘民间大车向营口方向逃去。 日本驻新民领事侦知其去向,告知奉军尾追。当郭等行至辽中县苏家窝棚附近。被穆春师王永清骑兵旅追上被捕,立即被送往老达房师部。张作霖曾电令将郭解到沈阳,25日又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
        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在政治上与敌人斗争不力,策略上不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个人气质上自以为是,不采纳部将的正确建议,以及李景林违约助奉,冯玉祥援助不力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干涉。正如《向导》周报所指出“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㉕。郭松龄的倒戈反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给奉系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削弱了其实力。从此,奉系军阀从其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开始走下坡路。同时,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对推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