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一次反共会议,并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为开会的地址在西山,故称西山会议,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是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右翼集团。它的主要人物有自称为反共“先锋者”、“先觉者”的谢持、邹鲁、林森、张继等人。早在1923年,谢持、邹鲁等在北京组织“民治主义同志会”,于国民党外另立派别。1923年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时,他们极力反对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他们不顾孙中山的一再警告,坚持反对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反共活动。1924年4月,谢持、邹鲁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告共产党员“言论行动皆不忠于本党”,“于本党的生存和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中央“从速严重处分”。张继、谢持还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谈话,扬言要解决“党中有党”问题,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应“分道扬镳”。由于孙中山坚持国共合作政策,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北京,他们则利用“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分子,干扰破坏北京执行部的党务。当孙中山北上和卧病在床时,他们的反共活动又加剧了。1925年1月,冯自由等组织了“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要求开除中执委和执行部的共产党员,停止津贴与共产党有关系的报纸、杂志、印刷厂、学校等,不许苏联顾问干预党务。在此同时,张继等组织了“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攻击共产党“把国民党左派纯粹共产化”,“破坏国民党和国内实力派的联合”等等。2月,上述两组织合并为“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不过这些都是个别的或小组织的活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更以国民党元老自居,无所顾忌地进行反共和分裂国民党的非法活动。
        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后,在处理廖案过程中,涉嫌一些元老,邹鲁、林森等在广州不能立足,就以“国民党外交代表团”的名义,于9月间纷纷离开广州到上海、南京等地,策划国民党右派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的阴谋活动。10月14日,他们到了北京,“发布种种反对国民政府言论”,“破坏党、政府之信用”,并要挟北京执行部答应其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因被李大钊、于树德等拒绝,他们又“奔走联络,利用同志会之分子,捣乱北京执行部”,并改会址于张家口。但是由于他们勾结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分子企图强占北京执行部的阴谋失败,拟在张家口召集会议的决定又被冯玉祥拒绝,11月中旬,乃由叶楚伧提议改会址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并由谢持、邹鲁、林森、张继、邵元冲、戴季陶、吴稚晖等15人联电通告汪精卫,决定于11月23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1925年11月23日,由谢持、邹鲁等策划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开幕。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只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邹鲁等10人;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2人,共12人。戴季陶、吴稚晖等虽然会前参与其事,但未参加会议。当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共有51名委员(中央执委24人、候补中央执委17人、中央监委5人、候补中央监委5人),所谓“全会”远不足法定人数,所以是一次非法的分裂会议。然而,这个会议却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名义发表通电,要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并公开发表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言,无端攻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会议还作出一系列反苏、反共、分裂国民党的决议,主要有:(一)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案;(二)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案;(三)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四)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等案;(五)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六)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案;(七)推举常务委员案(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五人为常务委员);(八)中央执行委员会京、沪、粤执行部中央委员派定案;(九)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日期及地点案等等。西山会议共开了43天,于1926年1月4日结束。
        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革命活动,激起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强烈反对。1925年11月27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是非法的,决定于12月11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湖北省党部,海外各总支部,港澳总支部,广州及汉口特别市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宁波市党部以及各级地方党部等一致通电拥护广州国民党中央,要求从严惩办西山会议派。12月11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如期在广州召开。全会严厉斥责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严正申明“国民党一大”以来联俄、扶助农工,接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均系孙中山生前所定的根本方针。全会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
        在西山会议召开期间,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五号通告,指责西山会议派“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之外,站在国民政府之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而为全国人民所不取”①。12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级党委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一致发电痛驳西山会议派。毛泽东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连续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对西山会议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破坏国民革命,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这为在组织上处理西山会议派作了思想准备。
        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严正宣布西山会议的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但西山会议诸人,有主动最力而蓄意谋危本党者,有属于盲从附和因一时之误解为人所愚而致引入歧途者,有因个人之主张不同而致为人利用者,情节既有主从之分,则处分自不能不有重轻之别”。“谢持、邹鲁二人,纯为主动之人,其违反党纪,以此二人为最。谢持、邹鲁应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未参加会议)等十二人,“并非西山会议之主谋,略述原情,应予以自新之路,由大会用书面向上列十二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戴季陶虽“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至于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志表示悔悟”,“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②。对于列名西山会议兼有其他违犯党纪、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分子和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人员分别作出处分。这两个决议案,伸张了党纪,对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反共分裂活动是有力的打击。
        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虽然受到“国民党二大”的严厉制裁,但是其反共分裂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们除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地方党部,并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作为其活动大本营。他们还操纵了上海《民国日报》,创办了《江南晚报》,作为舆论工具,进行反动宣传。1926年3月29日,他们在上海召开非法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继西山会议之后,公开分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猖狂反共的一次会议。会议推定张继、林森、谢持、覃振、沈定一、邹鲁、傅汝霖七人为大会主席团。张继在会上作“本会旨趣”的演讲。他说:对于共产党分子,弟仍持前年八月在总理面前之主张,好意的分开,于中国革命方为有益。否则不幸之事层见迭出,两败俱伤,革命永无成功之日。”谢持报告“广州事变”说:“据军校同志的报告,中山舰的确已被缴械,李之龙等确已被捕,我们对于此事底蕴虽无从得知,但蒋介石之忠于党,而为彻底清党运动则是实。……故本席提议由大会发电训勉在广州的同志。”沈定一报告关于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的由来,极力为西山会议辩解,并说:“第四次全体会议在西山总理灵前开会,事关本党成败存亡,务望大会对于这次全体会议的全部决议案表示接纳,且郑重表示,是则本党前途的大幸了。”林森也在会上作了演讲,他说:“此次大会关系很大,请同志当努力:(一)我们当实行三民主义;(二)清理党籍;(三)凡非同类,势不能同谋。”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案》、《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之报告案》、 《肃清共产分子案》、《整顿党务案》等。会议选举伪中央执行委员25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9名,中央监察委员7名,中央候补监察委员5名。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颇具理论形态的反共、反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肆意篡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革命精神,歪曲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他们把人类分为战胜和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它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把国民党之民族主义说是主张与战胜民族对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对抗”;在民权主义方面,他们不提“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即“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者,无论其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以“全民政治”来代替;在民生主义方面,他们不提“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说什么“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固”。“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实际上否认阶级对立,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关于联俄,宣言说:“由于苏俄犹带有帝俄时代之遗传病”,“笼统的仇俄与盲目的亲俄,皆非本党所屑为也。”公开背叛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遗训。关于共产者,宣言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东方支部之一,……其所主张之阶级斗争更不适合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上之决定。”“善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一切言论行为惟共产党之指挥机关是从”,“及总理逝世,共产党更积极进行妨碍本党之行动”,“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所以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之决议也。”“共产党之失德,实妨碍国民革命之进行,直接助帝国主义与军阀摧残革命势力。”“本当不复能姑容破坏国民革命之共产分子栖息隐混于本党之中,然仍期望共产党之痛改前非。”
        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严重挑衅,为了反击,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号召“中国国民党一切革命的党员,均应奋起声讨,以卫护孙中山先生的宝贵的遗产——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会议议决:(一)推汪精卫起草训令,将该伪中央叛党举动向全党各级宣布,俾明真相;(二)授权国民政府以全力制止开会,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国民政府命令说:“去岁冬间,少数叛徒托庇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在北京开西山会议,在上海开伪中央会议,蓄谋破坏本党基础,造谣煽乱,无所不至。”“近更以三月二十九日开伪代表大会”,“此公然叛乱,实属罪不容诛,政府谨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对于此等叛徒,严厉惩治,特此公告:凡有敢在上海、北京等处假冒本党最高机关名义以遂其叛党营私之目的者,不分首从,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论罪。”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安徽省临时党部、浙江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全体党员大会、上海特别市女党员大会、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等先后发布通电和启事,进行声讨。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政治周报》、《新青年》、《向导》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进行声讨。陈独秀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大会》一文,对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伪“国民党二大”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一片声讨声中,一些被列名参加会议的人也纷纷发表声明,“始终并未与闻,显系窃名冒签,绝对不能承认”。就连叶楚伧也登出紧要启事,声称“此次上海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鄙人概未与闻,特此声明。”邵元冲、戴季陶也发表紧要声明称:“此次上海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员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鄙人等认为非法,均未加入,特此声明。”③可见这次“所谓 ‘第二次全国代表’者,不过是邹鲁、谢持、居正、沈定一等反动分子一手包办,临时拉凑几个胡乱成局罢了”。
        西山会议派作为国民党内右派集团,虽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党部,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和政权,只能在言论上进行反共反革命活动,并在各派势力斗争中进行政治投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使国民党出现三个中央党部,即宁、沪、汉三个。他们认为西山会议派与宁方蒋派主张已完全相同,党务应归统一。他们以“反共先觉”的态度发表通电,称赞蒋介石“清党”之举,召开“欢迎国民党忠实同志并促沪宁两中央统一大会”。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通令,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等口号,并恢复了谢持、邹鲁等党籍。不久,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宁、沪、汉三方在反共方面完全一致,于是三方协商统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办法。但是,由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争权夺利,桂系便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共同进行反蒋活动,一度逼蒋下野。9月16日,宁、沪、汉三方在南京联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实权被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把持。1928年1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重新上台,取消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国民党中央,使西山会议派元气大伤。此后,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进行政治投机,但是未能得逞。最后被蒋介石打拉政策所瓦解,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其主要成员陆续投靠蒋介石集团,为其巩固反动统治效犬马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