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是根据国家法令,对进出国境的货物、行李、物品、货币、金银和运输工具等进行监督检查、征收关税和执行查禁走私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它是一个国家的门户,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关税是海关根据国家公布的税则对进出其关境的物品所征收的税。按征收的对象,可分为进口税、出口税和过境税。按税率的制定方式,可分为自主关税(税率由一个国家独自规定)和协定关税(税率根据与他国缔结的条约或贸易协定所规定的关税)。按计征的标准,可分为从价税(按商品的价值计征)、从量税(按商品的数量计征)和混合税(亦称“复合税”,按商品的价值和数量同时计征)。中国在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在沿海设江、浙、闽、粤四海关,海关的名称由此沿用至今。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其中包括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关税自主权和关税收支权,使海关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1840年8月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任凭外人贸易、居住。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管商贾事宜。从此,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条约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协定关税原则就此确立,它破坏了中国按照国家主权原则,自定税率的权利,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逼迫清政府于1843年先后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或《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在这两个附约中,明确规定:英国货物进出中国海关,大部税率“值百抽五”,内地通过税“照旧输纳,不得加增”,从而把中国关税税率固定在最低限度,大大便利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掠夺原料。随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群起效尤。1844年,美国派顾盛率军舰来中国,强迫清政府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条约进一步强化了关税协定权,规定:中国以后欲要变更税率,“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合众国贸易船只进入中国五港口湾泊”,“中国无从统辖”。正如顾盛所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①1844年,法国派拉萼尼率军舰来华,胁迫清政府于10月24日在黄埔法国军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取得英、美同样的特权外,还取得传教权。此外,葡萄牙在1843年,比利时在1845年,瑞典、挪威在1847年,相继派员来华。它们在“利益均沾”的借口下,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的各种特权,中国大门,被迫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中国海关的税率名义上是“秉公议定”(双方协议),实际上完全由帝国主义决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值百抽五”的低税率从1842年一直延续了八十多年,虽然1858年、1902年、1918年、1922年曾四次修改税则,但都不超过值百抽五,实际上只能值百抽三点五。1853年,资本帝国主义又夺去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从此,海关内的一切条例和用人权,完全由资本帝国主义决定,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海关内虽有中国工作人员,但无任何权利,而且地位低下,工资待遇微薄,海关成为外国人的机关。1912年,帝国主义又借口中国不能按期偿还外债,把所有的海关税收移交外国银行,即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等管理,听候总税务司(外国人担任)自由处理,即使有剩余,即通常所说的“关余”(关税中扣除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经费等所剩的余额)亦由总税务司自由处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中国政府的财政部连查阅海关账本的权力都没有。至此,中国海关的关税税率、行政管理、关税的收支和保管等大权,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中国在海关方面的各种独立自主权利完全丧失,海关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通过海关,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交通、外交、国防等方面,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关税自主权的丧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标志之一,关税自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开始,中国人民便展开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斗争。早在1890年陈炽在《庸书》中就主张关税自主。1918年,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曾以修改关税税率作为加入协约国的条件之一,并召集各国委员在上海举行了修改税则会议,由于日本反对,会议无结果②。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向和会又提出关税自主问题,但遭会议拒绝。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关税自主与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提案。会议通过了《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规定在华盛顿会议后三个月由中国政府照会有关国家在中国召开特别关税会议,讨论修订中国税则问题。但是这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要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而是它们玩弄的外交手腕。1922年11月,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了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1924年4月,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召开关税会议的照会,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这样的会议并不感兴趣,它们便以种种借口拖延会议的召开,说明帝国主义不甘心放弃在华特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第一项就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③。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国民党之政纲部分对外政策的第一条便是: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立,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全国各地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大革命的洪流。在全国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帝国主义为了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便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玩弄起欺骗手段。段祺瑞重新掌权后,它们便想到了搁置三年的关税会议。正如英国张伯伦所说:“要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好是召开关税会议,增加税率,使中国中央财政有办法。”④曾在中国海关担任过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莱特(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魏尔特)更露骨地说:“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事件,和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沙面射击事件,激荡起爱国运动的洪流。它具体表现在香港、汕头、上海和天津的罢工风潮,全国各地学生组织可怕的示威游行,国民党中比较激进分子的势力的加强,以及中国和列强的关系的日趋紧张。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之中,柯立芝总统(President Calrin Coolidge)表示,他希望能够举行一次讨论中国领事裁判权和中国关税问题的会议。”⑤1925年8月5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国代表齐集华盛顿,迅速交换了1922年2月6日所签各约的批准书,由美国驻中国公使照会段祺瑞政府从速召集关税会议。8月18日,段政府向各国发出召开关税会议的正式请柬。
        1925年10月26日,关税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瑞典、丹麦等十二国代表。中国代表是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黄郛、蔡廷干、陈锦涛等七人。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向会议提出关税自主提案。主要内容:“一,列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权,解除现行协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国定税率条例与裁厘同时实行,至迟不过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三,未实行国定税率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增值百抽五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加增值百抽三十,乙种奢侈品加增值百抽二十。四,前项临时附加税,于本条例签字三个月后开始征收。五,前四项决议于本条例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⑥。这个提案与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例》的规定有明显不同。第一,明确提出要求关税自主,但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第二,要求普通货物税加增值百抽五,甲种奢侈品加增值百抽三十,乙种奢侈品加增值百抽二十的附加税。而华盛顿会议通过的条例只字不提关税自主权,规定关税会议召开后,普通货物的附加税可加增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可加增值百抽五。所以,这个提案提出后,操纵会议的美、英、 日代表极力反对,特别是日本代表,以日本收回关税自主权的经过为例,说中国关税自主,为时过早,如不改良内政,建立十分巩固的统一政府,则根本不可能。
        为了讨论中国的提案,会议决定分三个委员会讨论各项问题。第一委员会讨论关税自主问题。第二委员会讨论关税自主前的过渡时期内的应用办法。第三委员会处理其他有关事项。
        关于关税自主问题,在讨论中,各国代表坚持华盛顿会议的规定,不允许中国关税自主。但是由于当时北京及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纷纷起来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特别是北京学生为了争取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异常激烈,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改变态度,表示可以承认关税自主,但必须以裁撤厘金为条件。这种以裁撤厘金为条件承认关税自主,是帝国主义在新形势下玩弄的骗人花招。厘金是一种商品通过税,它开创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当时,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派员在扬州仙女庙、邵伯等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后订立仙女庙劝谕捐厘助饷章程,分活厘(亦称行厘)和板厘(亦称坐厘)两种,前者为通过税,向行商征课,后者为交易税,向坐商征课。税率大致值百抽一,故曰厘金。原系地方临时筹款方法,但以后各省相继仿行,遍及全国,且私设滥设关卡,名目繁多,税率并不限于百分之一,成为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的一种工具。清政府覆灭后,北洋军阀政府继续实行,而且变本加厉,把它作为聚财的重要手段。为了不缴纳厘金,帝国主义仗恃其特权,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凡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货物,不论是进口或出口,除在海关缴纳值百抽五的关税外,再缴纳百分之二点五子口税,以代替沿途所经过的各内地关卡应征的税、捐和厘金,即可遍销全国各地。但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和国内地方性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省军阀把厘金作为重要财源,政令不可能在全国执行。因此,在消灭封建军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前,裁撤厘金是办不到的。帝国主义也深知这一点。它们把裁撤厘金与关税自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把中国人民要求关税自主运动引向有名无实的境地。另一方面是欺骗一部分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们,分裂革命阵营,破坏正在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意愿,王正廷发表了裁撤厘金的宣言,表示裁撤厘金的决心。于是,11月19日,第一委员会与第二委员会联合会议,通过了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
        关于关税自主前过渡时期的办法问题,中国政府代表提出《过渡时期附加税税率案》、《普通品附加税税率加至值百抽五理由书》、《甲种奢侈品(烟、酒)加至值百抽三十理由书》、《乙种奢侈品加至值百抽二十理由书》四个提案。主要说明华盛顿会议规定的普通货物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值百抽五的附加税,未把补偿裁撤厘金在内,而今中国要免除厘金,为此要减少数千万元的收入,应由关税附加税的一部分抵偿,所以附加税税率要加以提高。各国代表对此表示反对,尤其是日本,因输入中国的商品最多,所以坚决反对,说什么附加税的税率只能按华盛顿会议规定的办理,不能增多,而且对附加税的用途也加以限制。日本的意见得到其他国家代表的赞同,因此又成立税率专门委员会和用途专门委员会。这表明帝国主义虽然想给段政府一笔钱,但对如何支出却要加以控制。在税率专门委员会议上,段政府代表看到各国代表不允许按提案增加税率,便提出新方案,把甲种奢侈品降低至值百抽二七点五,乙种奢侈品值百抽二二点五,并请求允许从1924年4月1日起,先征收华盛顿会议规定的二点五附加税,6月1日起奢侈品征收值百抽五的附加税,以换取一点钱。在用途专门委员会上,段政府代表提出用途的具体计划:(一)裁厘抵补3 000万元;(二)国家行政费3 000万元;(三)内外债清理费3 000万元。英、日帝国主义因曾给予北洋军阀巨额借款,认为清理外债最为重要,应列为第一项, 日本代表还提出设立一个债务委员会,专门讨论偿还外债问题。
        对于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关税会议,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在会议召开前,中国共产党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通过《向导》周报,发表了《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等文章,指出:召开关税会议是来“和缓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段政府“想垄断未来的二五附加税”,明确提出“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这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不加限期,有条件有限期的关税自主,便是帝国主义者的一个骗局。”号召全国人民以革命斗争手段对关税会议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关税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北京各团体举行关税自主之示威游行”⑦。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段执政入会场时,有学生二千人在会外示威,与段之卫队冲突,受伤和被捕多人”⑧。中国国民党也发表了对关税会议的宣言,提出“此次会议,当要求完全关税自主。且会议不能限于关税,应进而及于收回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始克餍国民之期望”⑨。在关税会议通过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时,北京各团体举行了“关税自主国民示威大运动,在各学校学生出发时,与前往阻禁之军警冲突,各以瓦砾相掷,率战退军警,在天安门集会,通过关税自主及民众自由两案”⑩。这时“北大教授等四十余人……要求王正廷……明白答复:(一)此次会议之召集,是否根据我国民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主张?抑履行华府会议所订条约之束缚?(二)政府是否贪图二五附加税,作为整理分赃式的公债,及军阀捣乱的费用?(三)以裁厘作为关税自主之交换条件,是何用意?(四)如不能达到实际的关税自主时,政府是否决心停闭关会,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贯彻国民全体的主张……。国民大众对于关税自主的见解,共分三项:(一)自定海关税率权。(二)中国自行保管税款及中国自定税款用款。(三)海关行政自主权。……但我等人民,一不相信没有出息的军阀,可以维持此会议而得到实际利益;二不相信帝国主义外交家,能随便答应真正的关税自主。”⑪当帝国主义在附加税税率及其用途问题故意刁难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召开关税会议的真面目,于是,北京的工人、学生、市民举行了有五万人参加的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愤怒的群众包围了段政府,要求段祺瑞下野,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议决打倒段祺瑞,解散关税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惩办卖国贼等。上海、南京等地群众也纷纷响应北京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通过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阴谋,提高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正当关税会议正在召开之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浙奉战争相继发生,时局动荡,关税会议时断时续。1926年4月,在全国人民反奉倒段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段祺瑞执政垮台,它派出的关税会议的代表也随之逃亡,英国等国代表也回国,关税会议便停开了。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俟中国代表能出席时,各国代表仍可继续开会”(12)。至此,历时九个月,耗费一百三十万的关税会议,便宣告结束了。